這是對史蒂芬·平克著作《當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知道……》深度解讀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
在前兩部分，我們建立了解析社會互動的基礎：共用知識是協調博弈的關鍵，間接語言是用來規避風險的策略，而情感表達則是鎖定承諾的生物信號。在這一部分，我們將探討本書最具爭議性也最具現實意義的兩個論點：為什麼「虛偽」在社會生活中是理性的（以及「徹底誠實」為何是災難），以及為什麼社會總是傾向於壓制某些思想（取消文化與審查制度的博弈論解釋）。
主要論點四：理性的虛偽——為什麼徹底的誠實會毀滅社會協調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徹底誠實，理性虛偽」（Radical Honesty, Rational Hypocrisy）中，平克對當代社會推崇的「透明度」和「真實性」（Authenticity）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論點：社會生活的順暢運轉，並不依賴於我們將所有私人知識都轉化為共用知識；相反，它依賴於我們謹慎地維護某些「公開的秘密」和「必要的虛構」。虛偽，在博弈論的視角下，往往是一種維護社會協調的高級理性。
1. 徹底誠實的災難性實驗
平克首先考察了所謂的「徹底誠實」（Radical Honesty）運動。這是一種由心理治療師布拉德·布蘭頓（Brad Blanton）推廣的理念，主張人們應該在所有互動中完全坦誠，不撒任何「白色謊言」，直接表達當下的想法和感受（包括對他人的評判、性慾望或憤怒）。在矽谷和某些理性主義社群中，這種做法曾一度流行，甚至被應用於企業管理（如橋水基金的「極度透明」）。
然而，平克指出，這些實驗幾乎無一例外地導致了災難或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表演。為什麼？因為人類的心理結構決定了我們的大腦中充滿了大量的 「雜音」——轉瞬即逝的性幻想、對朋友的短暫嫉妒、對上司的瞬間鄙視、或者是對配偶某個習慣的厭惡。
在進化的視角下，意識（Consciousness）的一個功能是作為模擬器，讓我們在腦中預演各種高風險行為（如殺死對手、與鄰居偷情），評估其後果，然後抑制那些不明智的衝動。正如霍布斯所言：「人的秘密思想遍及一切事物，神聖的、褻瀆的、清潔的、淫穢的……無所不包。」
如果我們實行「徹底誠實」，將這些原本屬於私人知識範疇的腦內雜音全部轉化為共用知識（例如告訴你的配偶：「我剛才在想你的朋友比你更性感」），這會發生什麼？
- 這不僅僅是傳遞了信息，而是創造了一個不可逆的公共事實。
- 這種共用知識會迫使雙方重新評估這段關係的性質。配偶無法再假裝你們的關係是排他性的、完美的。
- 即使那個念頭只是你腦中一閃而過的火花，一旦說出口，它就變成了房間裡的大象，迫使對方必須做出反應（如憤怒、離婚），否則就會失去尊嚴。
因此，平克認為，徹底誠實往往是一種 「反社會」的行為。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為了協調而建立的理想化模型。
2. 關係作為理想化的協調契約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種理想化？回顧艾倫·菲斯克的關係模型（共用、權威、平等），每一種關係都建立在一套規範性的虛構（Normative Fictions）之上。
- 共用關係（如家庭）的虛構：我們假設家庭成員是完全無私的，彼此利益完全一致。但進化生物學告訴我們，即使是親子之間也存在利益衝突（Trivers 的親子衝突理論）。如果父母和孩子每時每刻都誠實地表達對資源分配的不滿，家庭作為一個協調單位就會崩潰。我們「假裝」我們是一體的，這種共用知識雖然不完全符合生物學事實，但它是維持家庭溫暖和合作的前提。
- 權威關係（如公司）的虛構：我們假設領導者是合法的、英明的、為集體利益服務的。實際上，領導者可能平庸、自私或靠運氣上位。下屬私下裡可能都這麼想（私人知識），甚至私下互傳八卦（相互知識）。但只要這些想法不變成共用知識（例如在全體大會上公開指責老闆），層級結構就能維持運作，組織就能繼續執行任務。
- 平等關係（如朋友）的虛構：我們假設朋友之間是公平互惠的。但實際上，總有人佔點便宜，有人吃點虧。如果你不僅自己心裡記帳，還把這筆帳公開出來（「上個月我請了你兩次，你只回請了一次」），你就將關係從「平等互惠」降級為了斤斤計較的「市場交易」，這往往會毀掉友誼。
平克指出，理性的虛偽（Rational Hypocrisy）就是指：我們都有私人知識意識到現實與理想模型之間的差距，但我們合謀（Collude）不讓這些差距成為共用知識。這不是因為我們虛偽，而是因為我們重視關係本身的協調價值勝過信息的絕對透明。
3. 公開的秘密與多元無知的功能
這一理論解釋了社會中廣泛存在的 「公開的秘密」（Open Secrets）或「皇帝的新衣」現象。在許多情境下，每個人都知道某件事（例如某個官員是同性戀、某個政策是失敗的、某個領導人已經老糊塗了），而且每個人也知道其他人都知道。但只要這件事沒有被官方確認或公開宣佈，社會運作就彷彿這件事不存在一樣。
這看起來很荒謬，但平克認為這具有重要的功能性：
- 維護權威與面子：法律系統往往依賴這種機制。例如，警察可能對某些輕微違法行為（如在紙袋裡喝酒、某些形式的性交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警察嚴格執法，成本過高且擾民；但如果警察公開宣佈這些行為合法，又會破壞法律的權威。於是，雙方達成一種默契：只要你不公開挑釁（不讓違法行為成為不可忽視的共用知識），我就不抓你。
- 避免衝突升級：在外交關係中，國家之間經常維持「戰略模糊」。例如對台灣的地位，或者以色列是否擁有核武器。如果這些事實被公開確認（成為共用知識），可能會迫使對手國為了面子或國內政治壓力而採取激進報復，導致戰爭。模糊性提供了一個緩衝區，讓各方都能在不丟臉的情況下維持和平。
因此，平克總結道：社會進步並不總是意味著將所有私人知識都變成共用知識。智慧在於區分哪些事實需要公開（如政府的腐敗、科學的真理），哪些事實應該保留在私人或半私人的領域（如個人的怪癖、關係中的小摩擦、某些維持和平的政治默契）。
主要論點五：取消文化本能——對共用知識改變社會規範的恐懼
在本書的第八章「取消本能」（The Canceling Instinct），平克將其博弈論框架應用於當前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學術界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言論自由與政治正確。他試圖解釋：為什麼在理應最崇尚真理的大學裡，人們會如此激烈地壓制某些觀點？甚至當這些觀點有科學依據時也不例外？
1. 知識不僅是信息，更是協調信號
平克指出，審查者（Cancelers）的動機通常不是因為他們認為某個觀點是「錯的」（False），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它是「危險的」（Dangerous）。
危險在哪裡？這回到了本書的核心：共用知識具有構建社會現實的力量。
社會規範（如「種族平等」、「性別平等」）本質上是協調均衡。我們之所以能在社會中公平對待彼此，是因為我們都遵守這些規範，並且我們預期其他人都會遵守。
然而，許多道德規範是建立在經驗假設之上的。例如：
- 「我們應該平等對待所有人，因為所有群體在天賦和能力上是無法區分的。」
- 「性別只是一種社會建構，男女之間沒有生物學上的心理差異。」
如果科學家發現了反例（例如，發現不同群體在某些平均特質上確實存在統計學差異，或者性別差異有生物學基礎），這就構成了威脅。
審查者的恐懼邏輯如下：
- 如果這個「危險的事實」只是少數專家的私人知識，那還好，不會影響社會大局。
- 但如果這個事實被公開討論，變成了大眾的共用知識，那麼它可能會破壞支撐平等規範的「高貴謊言」（Noble Lie）。
- 一旦「群體之間存在差異」成為共用知識，人們可能會以此為藉口（謝林點），從「公平對待每個人」的均衡，切換到「歧視和偏見」的均衡。例如，雇主可能會想：「既然大家都知道 X 群體平均能力較低，那我歧視 X 群體的求職者就是理性的，而且其他人可能也會這麼做。」
因此，取消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預防性打擊。它的目的是阻止某些信息從私人知識轉化為共用知識，從而防止社會協調均衡的崩潰。
2. 道德秩序與貝葉斯推論的衝突
平克進一步分析了這種衝突的深層心理機制：這是理性求真（Rational Truth-seeking）與道德部落主義（Moral Tribalism）之間的衝突。
在科學和理性領域，我們使用貝葉斯推論（Bayesian Inference）：信念應該根據證據進行更新。無論事實多麼令人不悅（比如某種病毒的致死率，或者某種社會現象的成因），我們都應該接受它，因為只有瞭解真相才能解決問題。
但在道德和政治領域，信念往往不是用來描述現實的，而是用來標記陣營（Signaling Coalition）的。
- 相信「氣候變化是騙局」可能不是因為對氣象學的分析，而是為了標記「我是保守派」。
- 相信「智商測試完全沒有科學依據」可能不是因為閱讀了心理測量學文獻，而是為了標記「我是進步派」。
當某個學者發表了挑戰這些神聖信念的數據時，他不僅是在挑戰一個事實，更是在挑戰一個道德社群的凝聚力。正如平克在第一章所言，公開的異議會削弱規範的共用知識基礎。
為了維護道德秩序，社群必須懲罰異端。而且這種懲罰必須是公開的（Public），才能生成新的共用知識：「看，這就是挑戰我們神聖信念的下場。」這解釋了為什麼取消文化總是伴隨著公開羞辱、聯名信和社交媒體上的圍攻。這是一場殺雞儆猴的儀式（Ritual of Punishment）。
3. 為什麼壓制言論是危險的：從「不準去那裡」到無知
雖然平克理解審查背後的恐懼邏輯，但他強烈反對這種做法。他認為，試圖通過壓制共用知識來維護正義，最終會適得其反。
- 真理的實用性：如果我們禁止討論某些事實（例如某些社會問題的文化或遺傳成因），我們就無法制定有效的政策來解決這些問題。無知不是解決方案。
- 脆弱的道德基礎：如果我們的道德原則（如反對歧視）必須依賴於「所有人在實證上完全相同」這個脆弱的假設，那麼一旦科學不可避免地揭示了差異，道德大廈就會崩塌。平克主張，我們應該建立更強健的道德基礎：平等的權利不應取決於經驗上的相同，而應源於我們對個人尊嚴的倫理承諾。 即使群體平均值有差異，我們也應將每個人視為獨立的個體。
- 反作用力：壓制言論會製造螺旋沈默。這並不意味著人們真的改變了想法，只是他們不敢說。這會導致精英階層與大眾認知的脫節，最終可能引發更強烈的反彈（如民粹主義的興起）。
平克提出了一個折衷的思考：「不準去那裡」（Don’t go there） 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確實會為了禮貌而避免提及某些話題（如前面提到的「肥胖」）。社會也許可以達成某種默契，對某些極具破壞性且科學價值不大的話題保持克制。但這種克制應該是自願的、基於禮貌的，而不是通過制度性的懲罰和恐懼來強制執行的。對於大學而言，保護異議者的權利，讓真理在思想市場中競爭，始終是比強制製造虛假共識更優的策略。
全書總結：共用知識作為社會的「暗物質」
綜合全書，史蒂芬·平克為我們提供了一副全新的眼鏡來觀察人類社會。
- 我們看到了邏輯的奇蹟：一個簡單的遞歸概念（我知道你知道……）竟然是所有社會結構的支柱。
- 我們看到了協調的脆弱性：社會秩序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通過無數的信號、儀式和公共事件精心構建的均衡。
- 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複雜性：我們既是尋求真相的理性動物，又是極度在意他人眼光的社會動物。我們用眼神接觸來確認連結，用間接語言來試探邊界，用情感表達來鎖定承諾，用理性的虛偽來潤滑關係。
《當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知道……》最終告訴我們：共用知識是社會生活的「暗物質」。它看不見、摸不著，不佔據物理空間，但它產生的引力維繫著文明的星系。理解它，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權力、反抗、羞恥、虛偽以及我們與他人之間那張無形卻強韌的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