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對黃浩威著作《戲劇盒與新加坡的社會劇場》深度解析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們探討了從「動員劇場」到「社會劇場」的歷史轉型，以及在全球化國家機器下的藝術自主性博弈。
接下來的這部分將聚焦於書中更為具體的文化實踐層面，特別是全書最核心、也最具戰鬥性的兩個論述領域：一、透過「身體政治」與「性別展演」對父權國家意識形態的挑戰；二、打破種族與階級的沈默，為被邊緣化的「他者」（如客工、少數族群）賦權的社區劇場實踐。
這部分內容涵蓋了原書的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六章的核心觀點，展示了戲劇盒如何將抽象的「社會劇場」理念轉化為具體的、有血有肉的藝術行動。
第二部分主要論點：身體政治、性別展演與社區賦權——解構「新加坡故事」的微觀權力
一、 身體作為戰場：對抗國家父權與資本邏輯的「性別/身體」政治
黃浩威在書中闢出極大篇幅（主要在第四章及第二章部分）來探討「身體」與「性別」在新加坡社會劇場中的關鍵地位。他的核心論點是：在新加坡這樣一個高度理性化、強調紀律與生產力的國家，受壓抑的「身體」本身就是最具反抗潛能的場所；而戲劇盒透過對女性身體、酷兒（Queer）身份以及非規範身體的展演，直接衝撞了國家以「父權家長制」為核心的治理邏輯。
1. 挑戰「國家父權」：從《陰道獨白》到《骨骨》的身體叛亂
作者首先指出，新加坡的國家治理模式具有強烈的「父權」（Patriarchy）色彩。國家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嚴厲但仁慈的父親，而公民則被視為需要被管教、保護且不成熟的孩子。在這種結構下，女性往往被功能化為「國家的再生產者」（負責生育下一代國民）或「經濟的輔助者」。女性的身體被納入了國家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管理之中，受到人口政策、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嚴格規訓。
戲劇盒對此進行了最激進的挑戰。書中詳細分析了 2000 年戲劇盒改編上演《陰道獨白》（華語版名為《陰道獨白》後改為《陰道顯現》等，書中多處提及與審查機構的角力）的案例。作者認為，這部劇的意義遠超出了劇本本身。
- 語言的除魅與奪權： 在保守的新加坡華語語境中，公開談論女性生殖器是禁忌。劇團堅持使用「陰道」、「陰蒂」等詞彙，並混雜方言粗口，這不僅是對語言潔癖的破壞，更是一種奪回對身體定義權的政治行動。作者引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理論，指出這種語言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打破了沈默的共謀，讓被視為羞恥的私密部位進入公共領域，轉化為一種具有力量的符號。
- 審查與反審查的博弈： 作者詳細記錄了該劇面臨的國家審查——被分級為「限制級（R18）」、甚至一度被禁止資助、被要求修改台詞。黃浩威敏銳地指出，國家審查機構的焦慮，反映了他們對「不受控制的女性情慾」的恐懼。一個公開談論高潮、性暴力和同性慾望的女性群體，是對「溫順妻子/母親」這一國家標準範本的直接威脅。戲劇盒通過堅持上演，即便是在重重限制下，也成功地揭露了國家權力在私人領域的霸道與脆弱。
另一個被深入分析的案例是原創劇目《骨骨》（Bone, 2002）。這部劇探探討了現代女性對身材的焦慮、厭食症以及被消費主義裹挾的身體。
- 資本主義與身體的異化： 黃浩威認為，《骨骨》揭示了全球化資本主義如何與父權視線共謀。劇中的女性角色為了符合社會對「美」的標準（瘦、白、柔順），不斷地自我閹割與規訓。這不僅是個人的心理病理，更是社會病理。
- 怪誕身體（Grotesque Body）的反抗： 戲劇盒在舞台處理上，運用了梅耶荷德（Meyerhold）式的「生物機械」訓練和怪誕風格。演員的身體在舞台上並非展現優美的線條，而是扭曲、痙攣、甚至展現嘔吐等「骯髒」的生理反應。作者論證，這種「怪誕身體」是對主流審美中光滑、完整、被物化的女性身體的一種拒絕。它強迫觀眾直視那些被資本主義光鮮表面所掩蓋的痛苦與醜陋，從而達成一種布萊希特式的「間離效果」，促使觀眾反思社會對女性的壓迫。
2. 酷兒（Queer）發聲與邊緣情慾的合法化
除了女性主義，黃浩威還探討了戲劇盒如何處理同性戀議題，這在保留了《刑事法典》377A 條文（將男男性行為定罪，雖然當時多為備而不用但在書寫年代仍具法律效力）的新加坡是一個巨大的雷區。
- 協商的空間： 書中分析了如《新聞劇場》系列中的短劇、《從男到女》（關於變性人）等作品。作者指出，戲劇盒採取了一種極具策略性的「協商」手段。他們往往不採取直接對抗法律條文的激進姿態，而是通過展現性少數群體真實的情感、家庭困境和人性掙扎，來瓦解公眾的恐懼與偏見。
- 「正常化」的策略： 在劇目分析中，作者發現戲劇盒傾向於將同性戀角色置於普通的家庭、職場環境中，而非將其妖魔化或過度戲劇化。這種「去奇觀化」的處理，反而具有強大的顛覆性——它在告訴觀眾，這些被國家視為「越軌者」的人，其實就是你的鄰居、同事或家人。這種情感結構的重塑，是在文化層面上為邊緣群體爭取合法性（Legitimacy）的重要步驟。
二、 誰是「我們」？——打破「華族」單一神話與階級/種族的邊界
黃浩威在第三章、第五章及第六章的論述中，進一步將視角從性別擴展到了種族、階級和國族認同的宏大議題。他的核心論點是：新加坡官方建構的「多元種族主義」（Multiracialism）往往流於表面，實際上掩蓋了深層的種族隔閡與階級固化；戲劇盒則通過「跨文化」（Intercultural）和「社區介入」（Community Engagement）的策略，試圖打破這種僵化的邊界，尋找真實的對話。
1. 解構「華人」身份：從《鄭和的後代》到「阿明」文化
作為一個華語劇團，戲劇盒不可避免地要處理「華人性」（Chineseness）的問題。但作者指出，戲劇盒拒絕成為傳統中華文化的博物館守門人。
- 歷史的再詮釋： 在討論郭寶崑及戲劇盒傳承的作品（如《鄭和的後代》）時，作者分析了「閹割」這一隱喻。鄭和作為一個被閹割的太監，既失去了生理上的再生產能力，也失去了對自身文化的完全掌控權。這被解讀為新加坡華人在切斷與中國的政治紐帶、又在西方化浪潮中迷失自我的焦慮隱喻。戲劇盒的作品通過重演這種歷史創傷，試圖在「文化孤兒」的處境中尋找新的主體性。
- 「阿明」（Ah Beng）作為文化英雄： 書中第五章對《Mr. Beng》這部改編自西方經典但高度本土化的劇作進行了精彩的分析。「Ah Beng」在新加坡語境中通常指受教育程度不高、講話夾雜方言、品味俗氣的華人下層男性，往往是被受過英語教育的精英階層嘲笑的對象。然而，戲劇盒將「阿明」塑造成舞台主角。作者認為，這不僅僅是商業上的考量（吸引大眾），更是一種階級政治的表態。通過賦予「阿明」話語權和尊嚴，劇團挑戰了新加坡以英語能力劃分階級高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這是一種「文化翻案」，讓那些被「全球城市」敘事排除在外的草根階層，在舞台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和力量。
2. 直面種族與外來者的「沈默」：客工與少數族群的再現
本書最令人動容的論點之一，在於探討戲劇盒如何關注新加坡社會中最邊緣的群體——外籍客工（Migrant Workers）。這主要集中在第六章關於社區劇場的討論中。
- 超越 CMIO 框架： 新加坡的種族政策長期受制於「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其他」（CMIO）的剛性框架。這導致框架之外的人（如孟加拉客工、泰國外勞等）在文化上是「不可見」的。戲劇盒的《漂移》系列和論壇劇場，主動介入這一領域。
-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作為賦權工具： 作者詳細介紹了戲劇盒如何運用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的「被壓迫者劇場」技巧。在關於客工議題的演出中，劇團不只是單向表演客工的悲慘遭遇，而是邀請觀眾（包括新加坡本地居民和客工本身）上台，替換角色，嘗試改變劇情的走向。
- 倫理的考量： 黃浩威在這裡進行了深刻的倫理反思。他指出，當華語劇團代表客工發聲時，存在著「代言」（Speaking for）的風險——即可能在無意中剝奪了被代言者的主體性，或者將其客體化為值得同情的對象。然而，戲劇盒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工作坊，以及讓客工直接參與創作（如《客工》系列工作坊），試圖轉向「與之對話」（Speaking with）。作者認為，這種實踐雖然艱難且充滿限制（如語言障礙、客工隨時可能被遣返的不穩定性），但它在森嚴的社會階層中撕開了一道裂縫，讓「不可見」的人被看見，讓「無聲」的人發出了聲音。
3.「社會」的重構：在組屋區（Heartlands）尋找公共空間
最後，作者總結了戲劇盒「走向群眾」的空間策略。這與第一部分提到的「空間政治」相呼應，但在操作層面上有更細緻的論述。
- 入侵日常生活： 戲劇盒將演出帶到組屋樓下的空地、地鐵站旁。這些地方通常是人們匆匆經過的「非地方」（Non-places），或者是被政府標語和規章制度填滿的空間。當戲劇在這裡發生，它就對空間進行了暫時的「再編碼」。
- 將「路人」轉化為「公民」： 在正規劇場，觀眾是消費者；但在街頭，觀眾是路人。要留住路人的腳步並讓他們參與討論社會議題（如賭博、家庭暴力、甚至政治冷感），需要極高的技巧。作者認為，這種街頭論壇劇場是新加坡極少數存在的、真實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這裡，不同階級、種族、年齡的人，能夠在沒有官方主導的情況下，針對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辯論和協商。這對於習慣了「政府說了算」的新加坡社會來說，是一種極具顛覆性的公民教育。
三、 總結：協商、妥協與持續的游擊戰
綜合全書論點，黃浩威並未將戲劇盒描繪成一個完美的英雄。相反，他誠實地展現了劇團的掙扎、妥協甚至失敗。
- 商業化的雙刃劍： 在第五章中，作者分析了戲劇盒為了生存而製作商業喜劇（如《Mr. Beng》）的策略。雖然這在經濟上支持了劇團的運作，但也面臨著藝術媚俗化和批判性被削弱的風險。作者認為，這是一種「以商業養藝術」的無奈之舉，也是在全球資本主義邏輯下，藝術團體維持自主性的危險賭博。
- 在體制內反抗： 戲劇盒接受國家資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國家的文化議程（如推廣華語、社區建設），但他們始終試圖在合作中注入批判性的內容（即所謂的「特洛伊木馬」策略）。作者稱之為「批判性的實用主義」。
最終，黃浩威的結論是：戲劇盒的歷史證明了，在新加坡這樣一個強勢國家和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雙重夾擊下，絕對的「藝術自主性」是一個神話。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藝術無能為力。通過靈活的協商、對社會痛點的敏銳捕捉、以及對邊緣群體的持續關注，戲劇盒展示了一種「相對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不是一種靜止的狀態，而是一種持續的、動態的實踐過程——在紅線邊緣試探，在夾縫中撐開空間，在沈默中製造噪音。這正是新加坡「社會劇場」存在的最大價值。
總結性反思（對應全書結論章）
黃浩威在書的結尾（第七章）將所有線索收束，提出了一個關於新加坡文化未來的深刻問題：在一個追求效率、清潔、秩序和經濟增長的「花園城市」中，我們是否容許雜草（異議、混雜、失敗、邊緣）的生長？
戲劇盒的實踐告訴我們，這些「雜草」不僅是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社會活力的源泉。從早期的政治動員到後來的社會干預，從正規劇場到組屋區空地，從探討國家大義到關注女性身體與客工權益，戲劇盒的軌跡就是新加坡公民社會試圖從國家手中奪回部分話語權的歷史。這本書不僅是對一個劇團的記錄，更是對新加坡建國以來文化政治邏輯的深刻病理學分析，以及對未來可能性的充滿希望的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