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自殺論》核心論證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涂爾幹通過排除法清理了戰場，證明了個人心理、種族遺傳及自然環境都無法解釋自殺率的社會分佈規律。在確立了「社會因素是決定性力量」這一前提後，涂爾幹在全書第二卷《社會原因與社會類型》中，開始正面建構他的社會學解釋模型。
本次解析將聚焦於涂爾幹提出的第一種、也是最著名的一種自殺類型：「利己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這一論點主要分佈於第二卷的第二章與第三章。涂爾幹通過分析宗教、家庭和政治這三大社會環境與自殺率的關係，推導出「社會整合程度」（degree of integration）與自殺率成反比的著名定律。以下是對這一核心論點的詳細解說：
第二部分：利己型自殺——社會整合的缺失與個體的虛無
在涂爾幹的社會學視角中，自殺並非單純的個人絕望，而是社會紐帶鬆動的後果。當他轉向探討決定自殺率的社會原因時，他首先採用了一種「病因學」的分類法：既然自殺的外部形態（如上吊、投河、槍擊）千差萬別且受偶然因素影響，無法作為分類依據，那麼我們就應該根據導致自殺的「社會原因」來對自殺進行分類。如果我們能發現某種特定的社會條件（如宗教鬆散）總是導致自殺率上升，那麼對應這種條件的自殺就可以被歸為一類。
涂爾幹首先考察的是宗教社會。這是一個極佳的切入點，因為歐洲各國的宗教信仰差異巨大，且統計數據相對詳實。涂爾幹觀察到一張令人震驚的歐洲自殺地圖：自殺率最高的是新教國家（如普魯士、薩克森、丹麥），自殺率較低的是天主教國家（如法國、西班牙、意大利），而自殺率最低的則是希臘正教國家。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部，比如德國的巴伐利亞省或瑞士的各個邦，只要區分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聚居區，就會發現新教徒的自殺率總是遠高於天主教徒，有時甚至達到兩倍或三倍之多。至於猶太教徒，儘管他們通常居住在城市並從事腦力勞動（這些通常是自殺的高風險因素），但他們的自殺率卻在所有宗教中最低。
面對這一顯著的統計規律，涂爾幹追問：為什麼？是因為不同宗教對自殺的道德禁令不同嗎？答案是否定的。無論是天主教、新教還是猶太教，都嚴厲禁止自殺，視其為罪惡。既然教義上的禁令強度相似，那麼原因必然在於宗教社會的「結構」而非「教條」。
涂爾幹的洞見在於，他發現新教與天主教最本質的區別在於「自由探索」（free inquiry）的程度。天主教是一個高度整合的層級體系，信徒的信仰由教會權威統一規定，儀式繁複且必須集體參與，個人的良心必須服從於教會的傳統和教條。在天主教中，個人判斷的空間被壓縮到最小，信徒與教會、信徒與信徒之間通過統一的信條和儀式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相比之下，新教（路德教派、加爾文教派等）的誕生正是為了反抗教會的傳統權威，主張信徒可以直接與上帝對話，強調個人閱讀《聖經》並進行解釋的權利。雖然新教也有教義，但它賦予了個人良心更大的權威，允許更大程度的「自由檢視」。涂爾幹認為，這種自由並非因為新教徒天生更熱愛自由，而是因為新教的宗教社會結構發生了「解體」或「鬆動」。傳統的集體信條已經無法完全籠罩和支撐個體，迫使個體必須依靠自己的判斷來面對上帝。
這就導致了新教社會的「整合度」較低。所謂整合，是指群體成員之間擁有共同的情感、信仰和實踐，從而形成一種強大的集體意識。新教因為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檢視，削弱了這種集體的凝聚力。當集體信仰不再是不可置疑的權威時，它對個體的約束力和保護力也就隨之下降。個體在獲得思想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集體的支撐，必須獨自面對生命的困惑與虛無。這就是新教徒自殺率高的根本原因。
猶太教的例子從反面證實了這一點。猶太人長期處於受迫害的少數族群地位，這種外部的敵意迫使他們內部必須保持極高度的團結。猶太社區為了生存，形成了極其緊密、甚至壓抑個性的社會紐帶，所有人都生活在彼此的嚴密監視和共同的習俗之中。正是這種極高強度的「社會整合」，保護了猶太人免於自殺。
為了進一步佐證這一觀點，涂爾幹引入了「教育與知識」的變量。統計顯示，自殺率與受教育程度成正比。新教國家通常比天主教國家擁有更高的識字率和教育水平。涂爾幹解釋說，這並不是因為知識本身讓人厭世，而是因為「對知識的渴望」和「自殺傾向」都是同一個根源的產物：那就是傳統信仰的衰落。當宗教和傳統不再能為人生提供現成的答案時，人們被迫尋求知識來填補空白。因此，知識的普及和自殺率的上升，都是社會整合解體的症狀。
在分析完宗教之後，涂爾幹轉向了家庭社會（Domestic Society）。在當時，人們普遍有一種誤解，認為婚姻生活的重擔（養家糊口）會增加生活的艱辛，從而可能導致自殺。然而，涂爾幹通過精密的統計分析（他發明了「防禦係數」Coefficient of Preservation 這一概念，即某一特定群體的自殺率與參照群體自殺率的比值），得出了一個截然相反的結論：婚姻和家庭生活具有巨大的防自殺功能。
數據顯示，在同一年齡段中，已婚者的自殺率通常只有未婚者的一半甚至更低。喪偶者的自殺率雖然高於已婚者，但通常仍低於從未結婚者。這說明，家庭生活對個體形成了一種保護層。
涂爾幹進一步深入分析，試圖找出這種保護作用的來源。是「婚姻關係」（夫妻之間的紐帶）還是「家庭關係」（父母與子女的紐帶）在起作用？通過比較有無子女的夫妻自殺率，涂爾幹發現了一個關鍵事實：有子女的已婚者，其自殺率遠低於無子女的已婚者。事實上，無子女的已婚男性的自殺率，雖然比單身漢低，但保護作用有限；而對於女性來說，如果沒有子女，婚姻有時甚至會增加自殺的風險（這一點在後面關於「脫序型自殺」的討論中會再次涉及）。
這導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家庭對自殺的免疫力，主要不是來自夫妻之間的恩愛（這種紐帶在現代社會中相對脆弱且可解除），而是來自**「家庭的密度」**（family density）。家庭作為一個集體，其成員越多，互動越頻繁，集體的情感和記憶就越強烈，這個小社會的整合程度就越高。子女的存在使得家庭結構更加穩固，將成員更緊密地凝聚在一起。生活在這樣一個高密度的集體中，個人不再是孤立的原子，他的生命有了超越自身的目標（為了家庭、為了孩子），他的情感有了寄託，他的行為受到集體責任的約束。這種集體生活的強度，有效地遏制了自殺的念頭。反之，單身者或丁克家庭（無子女家庭），由於缺乏這種高強度的集體生活，個人容易陷入孤立，從而更容易受到自殺衝動的侵襲。
最後，涂爾幹簡要分析了政治社會。雖然現代國家的整合程度通常不如宗教或家庭那麼緊密，但在特定時刻——如政治大危機或戰爭時期——自殺率會出現顯著的下降。例如，1830 年和 1848 年的法國革命期間，以及 1866 年普奧戰爭和 1870 年普法戰爭期間，相關國家的自殺率都出現了明顯的暫時性回落。
涂爾幹解釋說，這並不是因為戰爭或革命增加了生活的困難（如果是因為困難，自殺應該增加），而是因為這些大事件激發了強烈的集體情感。在國家危難或政治激情的時刻，個人被迫走出了狹隘的自我，將注意力集中在公共利益和國家命運上。社會整合程度在這些時刻瞬間升高，愛國主義或政治熱情將原子化的個人重新凝聚成一個整體。這種高強度的集體整合，再次證明了它對自殺具有強大的免疫力。
綜合對宗教、家庭和政治社會的分析，涂爾幹歸納出了**利己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的定義與機制。
所謂「利己」（Egoism），在這裡並不是指道德上的自私自利，而是指**「個人自我」在與「社會自我」的對抗中佔據了上風，導致個體與社會的聯繫過度鬆弛**。
涂爾幹認為，人是雙重性的存在：我們既有基於本能和感官的「個體自我」，也有基於道德、信仰和集體觀念的「社會自我」。我們的生命意義、道德目標和價值感，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賦予的。社會不僅僅是限制我們的力量，更是滋養我們的源泉。當社會整合程度高時，個人感覺到自己是某個偉大整體的一部分，他的生命具有了超越個人肉體存續的意義。
然而，當社會整合解體（如宗教信仰衰退、家庭結構鬆散、政治冷漠）時，個人就會陷入一種「過度的個人主義」狀態。這時，個體與集體的紐帶斷裂，人被拋回給自己。他發現自己沒有超越個人的目標，沒有可依賴的集體力量。對於一個高度開化的文明人來說，僅僅為了滿足生理需求而活著是不夠的。當他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時，如果缺乏集體信仰的支撐，他會發現個人的生命在宇宙中是渺小、短暫且無意義的。這種**「形而上學的空虛感」和「意義的喪失」**，就是利己型自殺的心理根源。
利己型自殺者通常表現為一種冷漠的憂鬱（apathetic melancholy）。他們不是因為遭受了特定的打擊或痛苦而自殺，而是因為感覺到生命本身是空洞的、無聊的、不值得過的。這是一種因為「生無可戀」而導致的自殺，是一種因為「社會化不足」而導致的生命力枯竭。這種自殺在知識分子、自由思想者和那些脫離了傳統束縛的現代都市人中最為常見。
總結來說，涂爾幹關於利己型自殺的論點可以概括為：自殺率與社會群體的整合程度成反比。
- 宗教社會整合度越低，自殺率越高（新教 > 天主教 > 猶太教）。
- 家庭社會整合度越低，自殺率越高（未婚 > 喪偶 > 有子女的已婚者）。
- 政治社會整合度越低，自殺率越高（和平時期的平淡生活 > 戰爭或革命時期的激情歲月）。
這一論點深刻地揭示了現代性的一個核心困境：隨著個人主義的興起和傳統集體結構的瓦解，現代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失去了社會的支持與歸屬感，從而暴露在以「利己型自殺」為極端表現形式的生存危機之中。這不僅是對自殺現象的解釋，更是對現代社會結構變遷的深刻病理學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