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社會分工論》深度解讀的最後一部分。
在前兩部分中，我們已經見證了涂爾幹如何建構了一套關於社會正常演進的宏大理論：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的轉型，以及推動這一轉型的社會動力學機制（人口密度與生存競爭）。按照這個邏輯，現代社會應當是一個高度整合、充滿活力且和諧的有機體。
然而，當涂爾幹將目光投向當時（19 世紀末）的歐洲現實時，他看到的卻是頻繁的經濟危機、勞資對立、階級衝突以及社會道德的普遍失序。如果分工的本質是產生團結，為什麼現實中的分工卻似乎在製造分裂與混亂？
為了回應這個巨大的矛盾，涂爾幹在全書的第三卷「反常形式」（The Abnormal Forms）中，進行了一場精彩的社會病理學診斷。他拒絕接受當時保守派認為分工本身就是罪惡的觀點，也不同意激進社會主義者認為必須徹底推翻現有秩序的看法。相反，他像一位醫生一樣，主張這些混亂並非分工的「常態」，而是分工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未能正常發展所導致的「病態」。他指出了三種主要的病態形式，其中最著名、影響最深遠的便是「失範的分工」。
第三論點：社會分工的病理學
——失範、強制分工與現代社會的道德重建
涂爾幹的病理學分析不僅是對當時社會問題的診斷，更是他對「社會規範」與「正義」之必要性的深刻辯護。他認為，有機團結並不會自動產生，它需要一系列健康的社會條件。當這些條件缺失時，分工就會異化，導致社會解體。
1. 失範的分工（The Anomic Division of Labour）
「失範」（Anomie）是涂爾幹社會學中最具原創性且被後世廣泛引用的概念之一。字面上，Anomie 意味著「無規範」（a-nomos）。在《社會分工論》中，它特指一種社會狀態：由於社會變遷過快，舊有的規範已經瓦解，而新的規範尚未建立，導致各個社會功能（如資本與勞動、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缺乏調節的混亂狀態。
涂爾幹首先觀察到經濟領域的混亂。工業革命後，市場範圍從地方擴展到全國乃至全球。生產者不再像過去那樣只為鄰近的客戶生產，可以準確預估需求；現在他們面對的是一個無限廣闊且不可預測的市場。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聯繫被切斷了。為了搶佔市場，生產者不得不無限擴大生產，導致生產過剩和週期性的經濟危機。這種危機就是社會功能失調的表現，是「器官」之間缺乏協調的結果。
更嚴重的失範發生在勞資關係中。在傳統的手工業行會中，師傅與學徒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個道德共同體中，彼此有明確的權利義務規範。然而，大工業的興起打破了這種關係。工廠將工人與雇主分離，工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屬品，執行著單調、重複且無意義的動作。工人看不見自己工作的最終成果，也感覺不到自己與整體社會目標的聯繫。更重要的是，沒有一套公認的規則來調節工資、工時和勞動條件。勞資雙方處於一種長期的、潛在的戰爭狀態，誰的力量大誰就佔上風。
涂爾幹認為，這種狀態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分工發展得「太快了」。社會結構在短時間內發生了劇變，但連接各個新興社會器官的「神經系統」（即規範與聯繫網絡）還來不及發育。人們彼此依賴（物質上），但卻彼此陌生（道德上）。接觸產生了摩擦，卻沒有產生規範。
然而，涂爾幹強調，這種狀態是可以治癒的。失範並不是分工的必然結果。正常的有機團結要求各個部分之間不僅要有物質上的依賴，還要有持續的溝通與規範調節。他建議，國家作為「大腦」雖然重要，但無法深入到每一個經濟細胞中去調節細節。因此，必須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建立一種中介團體，即「職業團體」（Occupational Groups）或「法人團體」（Corporations）。這些團體由同一行業的雇主和工人共同組成，它們不僅是經濟組織，更應成為道德力量的源泉，負責制定行業規範、解決糾紛，並讓個人在職業生活中重新找到歸屬感和道德紀律。這就是涂爾幹對抗失範、重建社會秩序的藥方。
2. 強制的分工（The Forced Division of Labour）
如果說「失範」是因為缺乏規則，那麼「強制的分工」則是因為規則本身是不公正的。這是涂爾幹對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深刻反思，也是他與馬克思主義對話的交匯點。
涂爾幹指出，僅僅有規則是不夠的，規則必須被視為是「公正的」，才能產生真正的團結。如果分工是建立在強制的基礎上，那麼它只會產生怨恨和反抗，這就是「強制的分工」。
什麼是公正的分工？涂爾幹提出了一個極具現代意義的標準：當且僅當社會的不平等準確地反映了個人的天賦不平等時，分工才是公正的。 換句話說，真正的有機團結要求「機會平等」。
在現實社會中（特別是當時的歐洲），涂爾幹觀察到大量的「外部不平等」（External Inequalities）。這些不平等並非源於個人的能力或努力，而是源於繼承的財富、階級特權或家庭背景。例如，一個富人的孩子即使資質平庸也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並佔據高位，而一個窮人的天才孩子可能因為沒錢讀書而淪為體力勞動者。當社會職位的分配不是基於能力，而是基於出身時，這就是強制分工。
在這種情況下，處於底層的人是被迫接受他們的命運的。他們履行職能並不是因為他們適合或願意，而是因為生存的壓力或社會的強迫。這種分工無法產生真正的連帶感，只會埋下階級鬥爭的種子。涂爾幹大膽地斷言：「只要存在著窮人和富人（指基於出身的貧富差異），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契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交換雙方的起點是不平等的，強者可以輕易地將意志強加於弱者，即使形式上是「自由」簽約的，實質上卻是剝削。
因此，涂爾幹認為，社會演進的趨勢必然是走向更高的社會正義。為了實現有機團結，社會必須致力於消除那些阻礙公平競爭的外部條件。這包括廢除繼承權（或大幅限制其影響）、普及公共教育、保障基本的生存條件等。只有在一個「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社會裡，分工才能成為自由的表達，社會秩序才能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這顯示了涂爾幹雖然是秩序的維護者，但他的秩序觀包含了深刻的社會改革與平等主義色彩。
3. 另外一種反常形式（不協調的分工）
涂爾幹還簡短提到了第三種反常形式，即「缺乏協調」或「活力不足」的分工。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大型組織中，當工作被分割得過細，或者是各個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失靈，導致個人的活動與整體的目標脫節。工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義，只是機械地重複動作。這會導致個人活力的喪失和工作熱情的減退。涂爾幹認為，正常的有機團結要求每個人不僅是一個零件，而且是一個「有意識的」零件，了解自己在整體中的位置和價值。這強調了現代管理中資訊流通和意義建構的重要性。
總結與當代啟示
《社會分工論》的結語不僅是對全書的總結，更是一份現代社會的道德宣言。涂爾幹告訴我們，我們不必緬懷過去那種基於相似性的溫暖共同體（機械團結），因為那是回不去的。我們也不必恐懼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因為真正的個人主義並非自私自利，而是建立在對「人」的尊嚴的共同信仰之上。
涂爾幹的核心訊息是：道德是社會的必要條件，而分工是現代道德的主要來源。
在涂爾幹看來，解決現代危機的出路，不在於回歸傳統宗教或建立集權國家，而在於「道德的重建」。這包括：
- 建立職業倫理與團體：填補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真空，為經濟生活注入道德規範，克服失範。
- 實現社會正義：消除外部不平等，確保機會均等，讓分工建立在能力的基礎上，克服強制。
這本書不僅解釋了社會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更為我們指出了通往未來的路徑。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數位化且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時代，涂爾幹關於「失範」的警語和對「社會正義」的呼籲，聽起來比一百多年前更加震耳欲聾。他提醒我們，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能僅僅是一個高效的市場，它必須同時是一個道德的共同體；經濟的自由必須以社會的公正為前提，否則自由將淪為強者的特權，而社會將陷入無休止的混亂。
這便是涂爾幹《社會分工論》跨越時空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