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亞洲的移動通訊與在線虛假信息：趨勢、影響與實踐》（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Online Falsehoods in Asia: Trends, Impact and Practice）是一部非常詳盡的學術著作，探討了亞洲地區移動即時通訊服務（MIMS，如 WhatsApp 、 WeChat 、 LINE 、 Telegram 等）如何成為虛假信息傳播的獨特場域。
這是第一個主要論點的詳盡解說，重點在於 MIMS 平台的獨特社會技術生態系統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了虛假信息的傳播機制。
主要論點一：移動即時通訊服務（MIMS）的「封閉性」與「親密性」構建了獨特的虛假信息傳播生態，使其比開放社交媒體更難以治理且更具破壞力。
在過去的十年中，全球對於「假新聞」或虛假信息的討論，主要集中在 Facebook 、 Twitter（現為 X）和 YouTube 等「開放式」社交媒體平台上。然而，本書的核心論點首先指出了一個關鍵的範式轉移：在亞洲，信息傳播的重心已經從這些開放平台，大規模遷移到了移動即時通訊服務（MIMS）。這種遷移不僅僅是平台更換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信息流動的本質。 MIMS 創造了一種被稱為「暗社交」（Dark Social）的環境，這種環境由「社群」（Community）、「保密性」（Confidentiality）和「內容」（Content）這三個關鍵要素（即書中所述的「3C」）交織而成，使得虛假信息在亞洲的傳播變得異常隱蔽、高效且難以根除。
首先，我們必須深入理解 MIMS 平台的 「社群」與「親密性」特質是如何成為虛假信息的溫床。與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那種基於演算法推薦、面向廣大陌生公眾的廣播式傳播不同，MIMS 上的傳播主要發生在強關係（strong ties）之間，即家人、朋友、同事或具有共同興趣與背景的緊密社群內部。這種基於人際關係的傳播模式，為信息賦予了一層天然的「信任濾鏡」。在書中關於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研究（第十章）以及新加坡疫苗猶豫群體的研究（第三章）中，學者們發現，當一條信息——無論其真偽——是由一個我們熟識且信任的人（如家庭長輩或密友）轉發時，接收者往往會降低批判性思考的防線，更傾向於直接接受該信息為真。這種現象在社會心理學上被稱為「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的轉移。在 MIMS 的群組聊天中，這種效應被進一步放大。群組聊天不僅僅是信息交換的場所，更是情感交流和社會認同構建的空間。在這種環境下，轉發信息往往不再單純是為了傳遞事實，而是為了表達關心（例如：「轉發這條健康資訊是為了你好」）或是為了鞏固群體內部的認同感（例如：「轉發這條政治謠言是因為我們都支持同一個立場」）。因此，質疑群組內的信息往往被視為對轉發者個人的不信任，甚至是對群體和諧的破壞。這種社會壓力導致了「沈默的螺旋」效應在封閉群組中更為顯著，使得糾正虛假信息變得異常困難。書中關於印度 WhatsApp 私刑事件的討論（第一章與第十四章）也佐證了這一點，當恐懼和仇恨言論在高度同質化的封閉群組中傳播時，其動員暴力的能力遠超開放平台，因為群組成員之間的信任強化了信息的真實感和行動的緊迫感。
其次，MIMS 的 「保密性」與技術架構（特別是端到端加密技術）為虛假信息提供了一個不受監管的避風港。在開放的社交媒體上，虛假信息通常是可以被公開檢視、舉報和由第三方事實核查機構標記的。平台方可以通過演算法降權或刪除違規內容來干預傳播。然而，在 WhatsApp 、 Signal 或 Telegram（的秘密聊天功能）等 MIMS 上，端到端加密意味著除了發送者和接收者之外，沒有任何第三方——包括平台運營商和政府執法機構——能夠讀取信息的內容。這就造成了一個巨大的監管黑洞。書中的研究（如第十四章關於印度的分析）指出，這種技術架構使得傳統的內容審核機制完全失效。虛假信息可以在無數個私密群組中病毒式傳播，而外界對此一無所知，直到它引發了現實世界的危害（如暴力衝突或公共衛生危機）。這種「不可見性」不僅保護了用戶的隱私，同時也保護了惡意行為者。他們可以利用這種隱蔽性，在不被公眾監督的情況下，進行有組織的虛假信息宣傳活動。例如，在針對澳大利亞華人僑民的微信（WeChat）研究中（第五章），研究者發現，雖然微信在技術上並非端到端加密且受到中國政府的審查，但其封閉的群組結構依然使得外部觀察者難以追蹤特定敘事的起源和傳播路徑。這種封閉性導致了一種「不對稱的透明度」：虛假信息製造者可以輕易地滲透進目標群組，而事實核查者和研究人員卻被擋在門外，難以評估問題的規模，也難以將正確的信息傳遞給那些身處封閉回音室中的用戶。
再者，亞洲地區獨特的數字素養背景與「移動優先」的用戶習慣，進一步加劇了 MIMS 上虛假信息的影響力。書中第七章的社會技術分析指出，亞洲許多國家（如印度、印尼、緬甸等）擁有龐大的「移動優先」（mobile-first）甚至「僅限移動」（mobile-only）的互聯網用戶群體。這些用戶跳過了個人電腦時代，直接通過智能手機接觸互聯網。這意味著他們的互聯網體驗高度依賴於少數幾個「超級應用」（Super Apps），如微信、 LINE 或 Gojek，這些應用將社交、新聞、支付等功能整合在一起。這種高度集中的使用習慣導致了一種「單一入口」的信息消費模式，用戶很少會跳出這些應用去瀏覽外部網站或使用搜索引擎來驗證信息的真偽。這種技術使用習慣導致了某種形式的「數字文盲」或驗證能力的缺失。當用戶習慣於在一個封閉的應用生態系統內獲取所有信息時，他們對於信息來源的辨識能力會下降。例如，在 LINE 或 WhatsApp 上，一條轉發的消息往往丟失了原始的上下文和來源標記，只剩下純文本或圖片。對於缺乏數字素養的用戶來說，一條來自權威新聞機構的報導截圖和一條完全捏造的謠言圖片，在手機的小屏幕上看起來幾乎沒有區別。書中關於印尼（第二章）和馬來西亞（第十三章）的章節都強調了這一點，許多用戶因為缺乏交叉驗證的技能和意識，加上 MIMS 平台設計上缺乏顯眼的來源標示，極易陷入虛假信息的陷阱。
此外，MIMS 上的內容形式（Content）與多媒體特性也為虛假信息的傳播提供了便利。相較於文字，音頻（語音訊息）和視頻在 MIMS 上具有更高的傳播效率和說服力。在一些識字率較低的地區，或者在老年人群體中，語音訊息是一種非常受歡迎的溝通方式。然而，語音和視頻內容目前極難被自動化審核工具檢測和分析。書中提到（第一章及第十四章），語音謠言往往利用情感化的語調、方言或模仿權威聲音來增加可信度，且難以被搜尋和溯源。這種多媒體形式的虛假信息利用了人類感官的本能信任——「眼見為實，耳聽為憑」，使得闢謠工作變得更加困難。即使是文本信息，在 MIMS 上也經常以「複製貼上」的形式傳播，這被稱為「殭屍文本」（Zombie Text），因為它們脫離了原始發布者，像病毒一樣在不同的對話框中復活，使得追責變得幾乎不可能。
最後，MIMS 的生態系統助長了跨國與僑民群體中的信息操縱。書中特別關注了澳大利亞的華人僑民（第五章）以及泰國（第六章）和台灣（第十六章）的案例。對於生活在海外的僑民來說，MIMS（如微信）不僅是通訊工具，更是他們與故鄉保持文化聯繫、獲取母語資訊的唯一生命線。這種對單一平台的過度依賴，使得他們極易受到來自母國的國家宣傳或有組織的虛假信息戰的影響。例如，在澳大利亞的案例中，研究發現微信上的信息生態系統往往與澳大利亞主流媒體的敘事脫節，形成了一個平行的信息宇宙。在這個封閉的宇宙中，關於地緣政治、種族關係或公共衛生（如 COVID-19）的虛假敘事可以不受挑戰地傳播，甚至被用來動員政治行為或加劇社會分裂。這種跨國界的影響力展示了 MIMS 如何超越地理限制，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新前線。
總結來說，本書的第一個核心論點強調，MIMS 並非僅僅是社交媒體的一個子集，它代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信息傳播範式。在這個範式中，「封閉性」保護了隱私但也屏蔽了監管，「親密性」增強了聯繫但也綁架了信任，「移動優先」的習慣帶來了便利但也削弱了驗證能力。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社會技術」（Sociotechnical）環境，使得亞洲地區的虛假信息問題比西方以 Twitter 或 Facebook 為主的環境更為複雜和棘手。這意味著，簡單地照搬西方針對開放平台的治理模式（如內容標籤、演算法調整）在亞洲的 MIMS 環境中注定是低效甚至無效的。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深刻理解 MIMS 的這種獨特生態，從技術設計、用戶心理、社會結構以及法律監管等多個維度進行重新思考。這為後續章節探討具體的干預措施和政策建議奠定了理論基石，表明了單一的技術修補或法律禁止都不足以應對這一深植於社會關係網絡中的信息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