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社會分工論》深度解讀的第二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我們探討了涂爾幹如何透過法律的變化，描述了社會從「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轉型。然而，描述現象並非解釋原因。為什麼人類社會會從同質性高、集體意識強的形態，演變成異質性高、功能分化的形態？如果早期的分工微不足道，為什麼後來它會變得如此普遍且不可逆轉？
涂爾幹在書中的第二卷「原因與條件」中，提出了一套純粹社會學的因果機制，徹底摒棄了當時盛行的心理學解釋。以下是本書的第二個核心論點：
第二論點：社會分工的動力學成因
——物質密度、動力密度與生存競爭的社會學解釋
涂爾幹對於社會分工成因的探討，始於對當時主流理論的激烈批判，即「快樂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解釋。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分工之所以產生並發展，是因為人類渴望獲得更多的幸福（Happiness）。根據這種觀點，分工能夠提高生產力，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與文明享受；作為理性的行動者，人類為了追求更大的滿足感，會有意識地選擇細化勞動。因此，分工被視為一種個人為了滿足慾望而進行的理性設計。
涂爾幹堅決反對這種目的論（Teleological）的解釋。他首先從事實層面指出，文明的進步並不必然等同於幸福的增加。如果分工的目的是為了幸福，那麼隨著分工的高度發展，現代人理應比原始人感到無比幸福。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涂爾幹引用了自殺率的數據（這也是他後來《自殺論》的研究雛形）指出，隨著文明的發展，自殺率呈現驚人的上升趨勢，尤其是在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這證明了現代生活雖然帶來了舒適，但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焦慮、壓力和痛苦。原始人雖然物質匱乏，但他們的需求有限，且容易滿足，因此他們往往處於一種平靜的知足狀態。此外，涂爾幹運用心理學原理指出，人類感受快樂的能力是有限的（韋伯-費希納定律），當刺激超過一定限度後，快樂並不會隨之線性增長，甚至可能轉為痛苦。既然分工帶來的文明進步並不能保證幸福的增量，那麼「追求幸福」就不可能是推動分工持續不斷發展的根本動力。如果分工僅僅是為了滿足現有的需求，人類早在分工的初級階段就會因為達到滿足而停止不前，就像許多動物社會數萬年來保持不變一樣。
既然個人的心理動機（追求快樂）無法解釋分工的必然性，涂爾幹便轉向了社會結構的客觀因素。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命題：「社會分工的進步與社會的『體積』（Volume）和『密度』（Density）成正比。」這是一個純粹的形態學（Morphological）解釋，將社會變遷的動力歸結為人口與社會互動結構的物理變化。
首先是「社會體積」的增長。這指的是社會成員數量的絕對增加。然而，涂爾幹強調，單純的人口增長並不足以引發分工。如果人口增加但分佈分散，彼此之間被山川阻隔或互不往來，那麼每個小群體仍然必須自給自足，分工就沒有發生的必要。就像中國和俄羅斯在當時雖然人口眾多（體積大），但分工程度卻不如人口較少但高度集中的歐洲國家。
因此，關鍵變項在於「社會密度」。涂爾幹將密度細分為兩個層次：「物質密度」（Material Density）和「動力密度」或「道德密度」（Dynamic/Moral Density）。物質密度是指人口在物理空間上的集中程度，例如城市的形成、通訊交通網絡的發達等。這是一個可見的指標。然而，物質密度的增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通常反映並促進了「動力密度」的增加。動力密度是指「社會成員之間發生商業、外交、文化等互動與接觸的頻率和強度」。換言之，就是社會交往的活躍程度。當社會體積增大且物質密度變高（例如人們從農村湧入城市），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縮短了，這使得社會互動（交換、溝通、摩擦）的頻率呈幾何級數上升。原本孤立的「社會節段」（Segments，如封閉的村落或氏族）之間的隔閡被打破，社會融合（Social Fusion）開始發生。
這就是分工產生的臨界點。涂爾幹運用了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演化論原理——特別是「生存競爭」（Struggle for Existence）的概念——來解釋接下來發生的過程。這也是《社會分工論》中最具洞察力的部分之一。
在低密度的機械團結社會中，人們過著相似的生活，需求相似，從事的職業也相似（例如都是農民或獵人）。由於空間廣闊且互動稀疏，他們彼此之間並不存在激烈的競爭關係，就像同種生物如果生活在資源豐富且廣闊的土地上，彼此可以相安無事。然而，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和社會互動的頻繁化，這些「相似的人」開始在「相同的領域」中爭奪「相同的資源」。競爭變得不可避免且日益激烈。如果在一個擁擠的城市裡，所有人都試圖做鞋匠，那麼大部分人將會因為競爭失敗而餓死。
面對這種因密度增加而導致的生存壓力，社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部分人口的消滅（透過戰爭、饑荒或遷徙），這是一種消極的解決方案；二是「分工」，這是一種積極的解決方案。分工本質上是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差異化」（Differentiation）。
涂爾幹引用達爾文的觀察指出：在一塊土地上，如果種植完全相同的植物，它們會因為爭奪同樣的養分而彼此扼殺；但如果種植不同種類的植物，它們可以共存，因為它們汲取的養分不同，佔據的生態位（Niche）不同。人類社會也是如此。當競爭變得過於激烈時，為了避免同歸於盡，個體開始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開發新的社會功能。有些人繼續種田，有些人則轉而去製造農具，有些人則從事貿易。透過專業化，人們不再爭奪同一個目標，而是轉向不同的領域。
因此，分工並非人類為了追求幸福而進行的智慧設計，而是在社會密度增加所引發的生存競爭壓力下，為了「生存」而被迫進行的適應性變遷。分工是一種緩和競爭、實現共存的機制。正如涂爾幹所言：「分工是生存競爭溫和的解決方式。」它使得更多的人能夠在有限的資源下共同生活，透過互補而非互斥來維持社會的存續。
這個過程同時解釋了為什麼「有機團結」會取代「機械團結」。當社會密度低時，分工不發達，大家都很相似，社會必須依靠強烈的集體意識（共同的宗教、嚴厲的刑法）來維持凝聚力。但隨著密度增加，為了生存，人們必須分化。分化意味著差異，差異意味著集體意識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均質地覆蓋所有人。因此，集體意識必然會衰退（變得更抽象、更寬容），而基於相互依賴的有機團結則必然興起。這不是道德的墮落，而是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結果。
此外，涂爾幹還探討了促進分工發展的次要因素（Secondary Factors），其中最重要的是「集體意識的日益模糊」和「遺傳影響力的衰退」。
在原始社會，集體意識不僅控制著道德和信仰，甚至鉅細靡遺地規定了具體的勞動方式和生活習慣。這種僵固的控制阻礙了創新的可能。然而，隨著社會擴大，集體意識為了能包容更多樣化的人群，被迫變得越來越抽象和一般化（例如，從崇拜特定的部落圖騰轉變為崇拜普遍的上帝或理性）。這種「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為個人的變異和創新留出了空間，使得職業專門化成為可能。
同時，遺傳的作用也在減弱。在古代社會，職業往往是世襲的（如種姓制度），這限制了分工的優化配置。但隨著社會演進，遺傳對個人天賦的決定力下降，人不再生來就是戰士或祭司，而是必須透過後天的教育和訓練來獲得專業技能。這使得勞動分工能夠更靈活地根據社會需求和個人能力進行配置，進一步加速了分工的進程。
綜上所述，涂爾幹在第二部分建立了一個宏大的社會動力學模型：
- 人口增長與集中（體積與物質密度增加）是起點。
- 這導致了社會互動的激增（動力/道德密度增加）。
- 高密度引發了相似個體之間激烈的生存競爭。
- 為了緩解競爭並共存，社會發生結構分化（勞動分工）。
- 分化導致集體意識的衰退和個人主義的興起。
- 最終形成了基於互賴的有機團結。
這個論點極具革命性，因為它徹底將「解釋社會現象」的權利從心理學和經濟學手中奪回，確立了社會學的自主性。它告訴我們，我們的職業選擇、我們的個性發展、甚至我們感受到的競爭壓力，歸根結底都是社會形態變化的產物，而非個人自由意志的簡單結果。文明不是人類想像力的產物，而是社會自身發展的必然沈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