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本書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主要論點的詳盡解說。這個論點將視角提升至政治與地緣政治的層面，探討 MIMS 如何被轉化為政治鬥爭的武器、國家宣傳的工具以及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角力場。
主要論點四：MIMS 已演變為「政治武器化」的前線，國家行為者與政治團體利用其封閉特性進行宣傳、監控與極化動員，這不僅重塑了國內的政治生態，更在僑民群體與地緣政治中引發了深遠的「信息主權」危機。
本書的第四個核心論點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在亞洲，移動即時通訊服務（MIMS）已經遠遠超越了個人通訊工具的範疇，演變為政治權力運作和地緣政治博弈的關鍵基礎設施。不同於西方語境中常將虛假信息視為「系統漏洞」或「商業模式的副作用」，本書的多個章節（特別是第四、五、六、十及十四章）指出，在亞洲許多國家，MIMS 上的虛假信息往往是有組織、有目的的政治操作結果。這種操作不僅來自尋求權力的反對派或極端團體，更常來自掌握資源的國家機器本身。這種「政治武器化」的趨勢在三個維度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話語權的控制、僑民群體的滲透以及社會極化的加劇。
首先，書中第四章關於微信（WeChat）的研究深刻地剖析了 「闢謠」機制如何被轉化為鞏固國家話語權的政治工具。在中國的語境下，「謠言」的定義具有高度的彈性。研究者通過數位民族誌的方法發現，微信上的「謠言管理」並不僅僅是為了糾正科學錯誤（如健康養生謠言），更是一種維護特定「話語秩序」（Order of Discourse）的權力實踐。書中指出，微信的闢謠平台經常將涉及地緣政治（如新疆問題、 G7 峰會）的西方媒體報導或異議觀點標記為「謠言」。在這種機制下，闢謠不再是單純的事實核查，而是一種「元話語」（Meta-discourse）的實踐，用來確立什麼是官方認可的真理，什麼是必須被排斥的異端。例如，當西方媒體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時，這些報導會被官方帳號以「闢謠」的名義進行解構和反駁，從而在封閉的微信生態中構建出一個符合國家利益的敘事閉環。此外，這種機制還巧妙地結合了商業邏輯與政治邏輯——通過打擊「養生謠言」來維護科學理性的形象，進而將這種權威感轉移到政治領域的闢謠中。這種做法模糊了公共衛生治理與政治思想控制的界限，使得 MIMS 成為了國家意識形態滲透到公民日常生活的毛細血管。
其次，MIMS 的跨國特性使其成為了地緣政治影響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的新戰場，特別是針對海外僑民群體。書中第五章關於澳大利亞華人僑民的研究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案例。對於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來說，微信是他們維繫文化身份和獲取資訊的重要渠道。然而，這個渠道正同時受到來自兩股政治力量的激烈爭奪。一方面，中國國家行為者利用微信向海外僑民輸出符合北京立場的敘事，試圖影響僑民對澳洲政治的看法（例如在澳洲大選期間傳播關於特定政黨的虛假信息）。另一方面，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流亡團體（如「喜馬拉雅運動」）也利用同樣的平台，甚至開發自己的平台，傳播關於 COVID-19 起源或中國政治的極端陰謀論（如生物武器論）。這種信息戰導致海外僑民生活在一個與當地主流社會截然不同的「平行信息宇宙」中。書中提到的「放大號角」（Trumpet of Amplification）模型解釋了這種運作機制：虛假信息首先在封閉的 MIMS 群組或匿名網站中孵化，然後通過協調一致的轉發行動進入主流社交媒體，最終可能被主流媒體報導或被政治人物引用，從而影響國家級的政治議程。這種跨國界的信息操縱不僅撕裂了僑民社區，也對所在國的民主選舉和社會凝聚力構成了嚴峻挑戰，引發了關於「數字主權」和外國干預的複雜討論。
再者，MIMS 的封閉性極大地加劇了國內政治的「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書中第十章關於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 WhatsApp 使用情況的研究，為我們理解這一現象提供了量化證據。研究發現，與 Facebook 相比，在 WhatsApp 上進行政治討論和謠言傳播，更容易導致用戶對政治對立面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即「情感極化」）。這是因為 MIMS 的「同溫層」效應比社交媒體更為堅固。在 Facebook 上，用戶即使身處回音室，也難免會偶然接觸到異溫層的觀點（例如通過朋友的朋友的評論）。但在 WhatsApp 上，群組成員通常是經過高度篩選的「自己人」。在這種高度同質化且缺乏外部糾正的環境中，極端的政治謠言（如關於警察暴行或示威者暴力的未經證實的指控）會被視為加強群體凝聚力的燃料。謠言不再僅僅是錯誤的信息，而是區分「敵我」的標誌。研究顯示，對於香港的建制派支持者來說，WhatsApp 上的謠言傳播對其情感極化的影響尤為顯著。這表明，當政治少數派或在主流輿論中感到受壓制的群體退守到 MIMS 這種「避風港」時，他們更容易在封閉的迴路中激化立場，從而導致社會共識的徹底破裂。
最後，國家機器對 MIMS 的雙重利用——既作為宣傳工具，也作為監控工具——構成了對民主實踐的威脅。書中第六章關於泰國的案例以及第十四章關於印度的分析都觸及了這一點。在泰國，政府不僅利用法律打壓異議，還被指控組建「網絡軍隊」（Cyber Troops）在 LINE 和其他平台上進行有組織的信息干擾，攻擊民主運動人士。這種「信息操作」（IO）將 MIMS 變成了一個充斥著國家贊助的虛假信息和騷擾的戰場。在印度，雖然政府聲稱要打擊 WhatsApp 上的謠言以防止暴力，但其提出的「可追溯性」要求實際上威脅到了端到端加密的根基，可能將 MIMS 轉化為大規模監控的工具。這揭示了亞洲國家在 MIMS 治理上的一個危險傾向：以打擊虛假信息為名，行擴大國家監控之實。這種做法不僅無法根治謠言問題（因為官方本身可能就是謠言的製造者），反而會摧毀公眾對數字通訊安全的信任，迫使異議人士流向更隱蔽、更難監管的地下網絡。
總結來說，本書的第四個主要論點深刻地指出了 MIMS 在亞洲政治生態中的雙刃劍效應。它既是公民社會組織動員的工具（如在早期的社會運動中），但現在正日益被國家權力和極端政治團體所「收編」和「武器化」。這種武器化不僅體現在利用 MIMS 傳播宣傳和陰謀論，更體現在利用其封閉架構來構建排他性的政治認同，以及利用法律和技術手段來實施數字威權主義。
這四個主要論點——MIMS 獨特的社會技術生態、法律治理的困境與替代方案、內容傳播的微觀心理機制、以及政治武器化的宏觀趨勢——共同構成了這本書對亞洲移動通訊與虛假信息問題的全面診斷。它們告訴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沒有靈丹妙藥，必須在技術設計、法律規範、社會信任和政治文化等多個層面上進行深度的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