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分將詳細解構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如何定義社會資本，以及他如何透過政治、公民組織、宗教與非正式社交等層面，論證美國社會在 20 世紀後半葉經歷了斷崖式的衰退。
第一部分：社會資本的定義與美國社群生活的全面衰退
一、 社會資本的概念架構：連結、互惠與信任
羅伯特·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球》一書中，首先建立了一個核心理論框架，即「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要理解本書的所有論證，必須先深入剖析這個概念。帕特南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體之間的連結，也就是社會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互惠規範（norms of reciprocity）和信任（trustworthiness）。這與物質資本（如工具、機械）和人力資本（如教育、技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互補。物質資本指涉的是物理實體，人力資本指涉的是個體的屬性，而社會資本指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對身處網絡中的人有價值，對網絡之外的旁觀者也具有外溢效應（externalities）。
帕特南強調，社會資本並非單一維度的概念，而是具有多種形式。其中最關鍵的區分在於「黏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與「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黏合型社會資本通常是排他性的（exclusive），它強化了同質性群體內部的認同與團結，例如族群兄弟會、教會婦女讀書會或高級鄉村俱樂部。這類資本對於提供特定的互惠支持、心理慰藉以及強化群體內部的忠誠度極為有效，它是社會的「強力膠」。然而，這類資本也可能導致對外部群體的排斥或敵意。相對地，橋接型社會資本則是包容性的（inclusive），它跨越了社會的分歧，連結了不同背景的人群，例如民權運動、許多青年服務團體或跨教派的組織。這類資本對於資訊的擴散、連結外部資產以及促進更廣泛的身份認同至關重要，它是社會的「潤滑劑」（WD-40）。在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中，這兩種資本都不可或缺，但橋接型資本對於現代多元社會的運作尤為關鍵，因為它能促進廣泛的互惠規範。
所謂「互惠」，在社會資本的語境下，並不僅限於「你幫我，我就幫你」的具體互惠（specific reciprocity），更重要的是「普遍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這意味著個體願意在不求立即回報的情況下為他人付出，因為他們信任在未來的某個時刻，社群中的其他人也會對自己伸出援手。這種普遍互惠是高效社會運作的基石，它降低了社會交易成本，讓生活變得更加順暢。就像貨幣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樣，在一個充滿信任與互惠的社會中，人們不需要為每一次互動都進行即時的利益結算。然而，本書的核心論點正是建立在一個令人憂心的觀察之上：這種支撐美國民主與社會運作的社會資本，在 20 世紀的前三分之二時期曾經歷了長期的增長，但在 1960 年代中期之後，卻開始出現了全面且持續的衰退。
二、 政治參與的萎縮：從行動者到旁觀者
帕特南透過詳盡的數據分析，首先在政治領域揭示了社會資本的流失。政治參與是公民生活最直接的體現，而在這方面，美國人正逐漸從「行動者」轉變為「旁觀者」。最顯著的指標莫過於投票率的下降。儘管美國在 20 世紀放寬了選民登記的限制（如《機動選民法》的實施），且南方的非裔美國人獲得了實質的投票權，但在排除這些制度性因素的影響後，美國人的實際投票意願卻呈現出長期的下滑趨勢。特別是在非南方地區，總統選舉和期中選舉的投票率自 1960 年代以來持續走低。這不僅僅是對特定候選人或政黨的不滿，更反映了一種深刻的世代更替現象：經歷過新政和二次大戰的「公民世代」（long civic generation）逐漸凋零，而接續的嬰兒潮世代及其後的 X 世代，在投票習慣上顯著低於他們的前輩。
然而，投票只是政治參與的最底層形式。更令人擔憂的是那些需要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的政治活動的衰退。帕特南指出，雖然在財務捐獻和專業遊說組織的數量上看似有所增長，但這實際上掩蓋了基層參與的空洞化。過去，美國人不僅僅是投票，他們會參加政黨會議、為候選人分發傳單、擔任地方組織的幹部或委員。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這些具體的參與行為大幅減少。參加政治集會的人數下降，願意在競選活動中擔任志工的人數也銳減。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支票簿民主」（checkbook democracy）。現代的政治參與越來越依賴金錢而非時間。人們傾向於透過捐款給專業的倡議團體（如環保組織、女權組織或退休人員協會）來表達政治立場，而不是親身參與討論或行動。這些大型的全國性組織雖然會員眾多，但絕大多數成員之間並沒有實際的社會連結，他們只是名單上的一個名字，彼此互不相識。這種轉變意味著，雖然華盛頓特區的利益團體數量激增，遊說活動更加專業化，但作為社會資本核心的「人際網絡」卻在政治領域中斷裂了。政治知識的掌握度也在下降，儘管現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遠高於過去，但年輕一代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度和知識水平，卻不如他們的祖父母輩。這種政治參與的個人化與被動化，削弱了民主社會所需的集體 deliberation（審議）與協作能力。
三、 公民組織的變遷：獨自打保齡球的隱喻
本書書名《獨自打保齡球》源自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數據：在 20 世紀末的美國，打保齡球的總人數雖然增加了，但參加「保齡球聯盟」（leagues）的人數卻急劇下降。這個現象精準地捕捉了社會資本衰退的本質。獨自打保齡球和在聯盟中打球，雖然在休閒功能上看似相同，但在社會意義上卻有天壤之別。保齡球聯盟不僅僅是運動，它是一個充滿互動的社交場所，人們在比賽之餘聊天、喝酒、吃披薩，談論社區事務、政治觀點或個人煩惱。這種定期的、面對面的互動，正是建立信任、互惠與社會網絡的溫床。當人們不再參加聯盟而選擇獨自打球時，這種社會資本的生產過程便停止了。
這種衰退並不僅限於保齡球。帕特南檢視了各種類型的公民組織，從家長教師聯誼會（PTA）、婦女聯盟、童子軍、紅十字會，到像獅子會、扶輪社這類的服務性社團，以及共濟會、哥倫布騎士會等兄弟會組織。數據顯示，這些傳統的、以章節（chapter-based）為基礎、強調面對面互動的組織，其會員人數在 1960 年代達到高峰後，便開始了長期的、大幅度的下滑。例如，PTA 的會員人數在戰後隨著嬰兒潮的出現而激增，但在 1960 年代後卻經歷了令人震驚的崩跌，即便將學校整合和人口變化納入考量，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程度依然顯著降低。
雖然有人辯稱，新興的組織形式（如環保團體、女權團體或支援團體）可能取代了這些老式社團，但帕特南的分析表明，這些新團體大多屬於「三級團體」（tertiary associations）。這類團體的特徵是總部設在華盛頓或紐約，由專業人員運作，成員只需繳納會費即可，無須參與地方分會的活動，成員之間也幾乎沒有互動。像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或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雖然擁有龐大的會員名單，但它們創造的是政治影響力，而非社會資本。它們無法提供像每週一次的扶輪社午餐或每月的橋牌俱樂部那樣的社會黏著劑。因此，儘管組織的總數可能在增加，但能夠促進人際連結、培養公民技能的參與式組織卻在萎縮。這種「參與」的本質已經改變，從「共同行動」變成了「委託代理」，社會結構因此變得更加原子化。
四、 宗教參與與非正式社交的崩解
宗教一直是美國社會資本最重要的單一來源。教會不僅是信仰的場所，更是社區互動、慈善活動和公民技能訓練的中心。然而，帕特南發現，宗教參與也未能倖免於這股衰退的潮流。雖然美國人對上帝的信仰比例長期保持穩定，但實際上教堂的出席率、參與教會活動的頻率以及對宗教組織的歸屬感，在 1960 年代中期之後也開始下滑。這主要歸因於世代更替：較年輕的世代比他們的長輩更少參與有組織的宗教活動。雖然福音派在某些時期逆勢成長，但整體而言，主流教派的衰退幅度巨大，且宗教活動的社會連結功能正在減弱。宗教變得更加個人化（privatized），人們可能依然有信仰，但越來越少在群體中實踐這種信仰，這意味著宗教作為社會資本生產基地的功能正在削弱。
除了正式的組織參與，帕特南還深入探討了「非正式社交連結」（informal social connections）的變化，這是社會資本中最微觀但也最基礎的部分。這包括了與鄰居聊天、家庭聚餐、朋友聚會、打牌、去酒吧等活動。透過分析時間日記（time diaries）和各種調查數據，帕特南發現了一種全面性的社交退縮（social withdrawal）。
例如，家庭聚餐的頻率顯著下降，這不僅僅是因為雙薪家庭的時間壓力，即便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人們也更傾向於獨自進食或邊看電視邊吃。去朋友家串門子、舉辦晚宴的次數大幅減少。鄰里之間的互動也變得淡薄，人們越來越不認識自己的鄰居，鄰里互助的行為（如幫忙看家、借東西）也隨之減少。甚至連酒吧文化也發生了變化，人們更少在「歡樂酒店」（Cheers）那種熟人聚集的地方消磨時光，更多是在家中獨酌或在匿名的公共場所消費。
打牌（card playing）是另一個有趣的指標。這曾是美國人極為普遍的社交娛樂，但在過去幾十年裡，雖然紙牌的銷售量沒有劇減，但玩牌的頻率卻大幅下降。這意味著人們可能還在玩牌（或許是電腦接龍），但不再是作為一種社交活動來進行。從聚餐到打牌，從閒聊到探訪，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互動，實際上是編織社會信任網絡的絲線。當這些線條一根根斷裂，社會結構的韌性也就隨之降低。這種非正式連結的斷裂，甚至比正式組織的衰退更為隱蔽，但也更為致命，因為它直接影響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孤獨感與支持系統。
五、 信任、互惠與誠信的滑落
社會資本的核心成分是信任（trust）與互惠（reciprocity）。帕特南透過長期的問卷調查數據（如「一般而言，你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信的嗎？」），揭示了美國社會信任度的顯著滑落。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信的；但到了 1990 年代，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三分之一左右。這種信任的流失不僅僅是對政府或大企業的不信任，更重要的是對「一般人」（generalized other）的不信任。
這種「薄信任」（thin trust）——即對不認識的人或泛泛之交的信任——對於現代複雜社會的運作至關重要。它不同於對家人或密友的「厚信任」（thick trust）。當薄信任下降時，社會交易成本會上升（例如需要更多的律師、合約和保全設施），合作變得更加困難，集體行動的能力也會受損。數據顯示，這種信任度的下降同樣具有強烈的世代特徵：年輕世代比年長世代更不信任他人。這並不是因為年輕人隨著年齡增長會變得更信任人（生命週期效應），而是因為在不同社會環境下成長的世代，其信任基線發生了永久性的改變（世代效應）。
伴隨著信任度的下降，誠信（honesty）和利他行為（altruism）也出現了衰退的跡象。雖然這方面的數據較難精確量化，但多項指標顯示，捐血率下降、慈善捐款佔收入的比例停滯或下滑（儘管總金額因經濟成長而增加）、志願服務的性質轉變（更多是一次性的而非持續性的承諾）。此外，如在路上停下來幫助有困難的人、誠實歸還撿到的物品等行為，在各類社會實驗和觀察中也呈現出負面的趨勢。這種道德與行為層面的變化，與社會網絡的稀疏化是互為因果的：因為我們與他人的連結變少，我們更不在乎他人的評價，也更少機會練習互惠；而因為我們預期他人不可信，我們也就更不願意投入建立連結，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綜上所述，帕特南在本書的第一部分透過海量的數據和多維度的分析，構建了一個令人信服且警醒的圖景：在 20 世紀末的美國，無論是政治參與、公民組織、宗教活動、非正式社交，還是人際間的信任與互惠，都經歷了同步且深刻的衰退。這不是單一領域的現象，而是社會結構性的變遷，標誌著美國社群生活的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