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本書的第三個主要論點的詳盡解說。這個論點聚焦於 「內容」（Content）的微觀層面，深入探討了虛假信息在 MIMS 上呈現的獨特文本特徵、敘事策略以及心理影響機制，並揭示了「糾正」（Correction）過程中的複雜動態。
主要論點三：在 MIMS 的封閉生態中，虛假信息通過偽科學包裝、情感動員與多模態形式獲得了強大的傳播力，而有效的糾正策略必須超越單純的事實核查，轉向利用「社會修正」（Social Correction）與技術輔助的精準干預。
本書的第三個核心論點將視角從宏觀的政策與平台治理，轉向了微觀的內容分析與用戶心理。通過對新加坡（第九章、第八章）、印尼（第二章）和中國（第四章）等地的實證研究，本書揭示了 MIMS 上的虛假信息並非雜亂無章的謠言，而是經過精心設計、能夠在特定社會文化語境中引發共鳴的「敘事病毒」。同時，針對這些病毒的「解藥」——即糾正信息（Correction Message）——在 MIMS 環境中的起效機制也與在開放社交媒體上截然不同。
首先，書中通過對新加坡 Telegram 反疫苗群組的深度文本分析（第九章），詳細解構了 MIMS 虛假信息的「偽裝術」與「權威借用」策略。研究發現，最成功的虛假信息往往不是一眼即穿的謊言，而是巧妙地混合了事實、半真半假的信息（Half-truths）與徹頭徹尾的捏造。在 COVID-19 疫情期間，關於伊維菌素（Ivermectin）等未經證實療法的討論中，虛假信息傳播者經常引用真實的科學論文（即便這些論文已被撤稿或方法論存疑），或者借用具有醫學背景的邊緣人物（如某些反疫苗醫生）的言論來為其觀點背書。這種策略被稱為「權威借用」（Appropriation of Authority）。在 MIMS 的聊天界面中，這些帶有「科學術語」和「專家頭銜」的信息片段，往往被剝離了原始的學術背景，以一種看似專業且權威的面貌呈現。對於缺乏專業醫學知識的普通用戶來說，這種經過偽裝的信息極具迷惑性。更為關鍵的是，這些信息往往伴隨著強烈的情感色彩，利用人們對未知的恐懼（如對疫苗副作用的誇大）和對現有體制的不信任（如陰謀論聲稱政府隱瞞真相）。情感動員是 MIMS 虛假信息傳播的核心引擎。書中指出，那些帶有憤怒、焦慮或極度喜悅（如「發現了被隱瞞的神藥」）情緒的訊息，更容易在群組中引發病毒式轉發，因為它們觸發了人們的保護本能或分享慾望。
其次，MIMS 上的多模態（Multimodal）內容形式極大增強了虛假信息的說服力。與僅依賴文字的傳播不同，MIMS 廣泛支持圖片、音頻（語音訊息）和視頻的分享。書中第一章和第二章特別提到了圖片和語音訊息在印度和印尼的影響力。在印尼，許多關於疫情的謠言是以圖片形式傳播的，這些圖片往往配有斷章取義的文字說明，或者是經過篡改的官方文件截圖。圖片具有「眼見為實」的直觀衝擊力，且在 MIMS 上轉發時，圖片往往不帶有原始來源鏈接，這使得追溯和驗證變得異常困難。更值得注意的是語音訊息（Voice Notes）的作用。在識字率較低的社群或老年人群體中，語音是一種更為親切和可信的媒介。一條用方言錄製的、語氣急促且充滿關切的語音訊息（例如：「我剛從醫院的朋友那裡聽說…」），能夠在聽者心中建立起一種虛擬的「在場感」和親密感。這種通過聲音傳遞的「人情味」，使得虛假信息能夠輕易突破人們的心理防線。對於事實核查者來說，音頻和視頻內容的檢索和分析難度遠高於文本，這使得這類虛假信息成為了監管的盲區。
再者，本書深入探討了在 MIMS 上進行闢謠（Debunking）與糾正的複雜性，並提出了「社會修正」（Social Correction）的概念。傳統的事實核查往往假設，只要提供了正確的信息，人們就會修正錯誤的信念。然而，書中第十五章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指出，人類存在「持續影響效應」（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 CIE），即即便在信息被糾正後，原有的錯誤信息仍會持續影響人們的推理和決策。在 MIMS 的封閉群組中，這種效應尤為顯著。因為在群組中，糾正一條信息不僅僅是智力上的辯論，更是一種社交行為。如果糾正者是群組中的外部人士或被視為異見者，他們的糾正行為可能會被視為對群體共識的挑釁，從而引發「逆火效應」，導致群體成員更加固守原有的錯誤信念。這在新加坡的反疫苗群組研究中得到了印證，群組成員傾向於忽視或攻擊那些試圖提供官方數據的「入侵者」，而對支持其觀點的信息則給予積極的反饋，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回音室。
然而，書中第八章的實驗研究也發現了一線希望：糾正信息的來源與發送方式至關重要。研究表明，如果糾正信息是由群組中熟悉且受信任的成員發出的，其可信度和接受度會顯著提高。這意味著，在 MIMS 上，最有效的闢謠者可能不是高高在上的政府機構或專業的事實核查組織，而是用戶身邊的親友。這就是「社會修正」的力量。此外，糾正信息的傳遞方式也有講究。在某些情況下，私下的一對一糾正（Interpersonal Chat）可能比在群組中公開糾正（Group Chat）更有效，因為前者避免了讓對方在眾人面前「丟臉」，從而降低了防禦心理。這一發現對於設計干預策略具有重要意義：與其試圖從外部「攻破」這些封閉群組，不如賦能群組內部的關鍵意見領袖或普通成員，為他們提供易於理解和轉發的闢謠素材，讓他們成為「特洛伊木馬」，從內部瓦解虛假信息的信任基礎。
最後，本書探討了技術輔助干預的可能性與局限性。第十一章關於事實核查聊天機器人（Chatbot）的研究展示了一種創新的解決方案。由於 MIMS 的加密性，平台無法自動掃描和標記謠言。聊天機器人提供了一種「按需服務」的模式：用戶可以主動將可疑信息轉發給機器人，機器人則在後台比對事實核查數據庫並即時反饋結果。這種模式尊重了用戶的隱私權和主動性。研究發現，雖然用戶對不同來源（如政府、媒體、 AI）的信任度存在差異，但總體上，聊天機器人作為一種中立的技術工具，能夠有效地幫助用戶識別虛假信息。特別是 AI 驅動的機器人，在某些情境下甚至比帶有政治色彩的政府來源更具說服力。然而，這也依賴於用戶必須具備一定的主動查證意識（Verification Intent）。對於那些深陷同溫層、根本不懷疑信息真偽的用戶來說，技術工具依然無能為力。因此，技術干預必須與媒體素養教育相結合，培養用戶的「懷疑精神」和使用工具的習慣。
綜上所述，本書的第三個主要論點強調，對抗 MIMS 上的虛假信息是一場針對「人心」與「關係」的戰役。虛假信息之所以在 MIMS 上泛濫，是因為它成功地偽裝成了科學知識，並寄生於人際信任和情感紐帶之上。因此，有效的應對策略不能僅僅停留在「發布真相」的層面，而必須深入到內容的生產邏輯和傳播的社會心理機制中。這需要我們：
- 解構虛假信息的敘事，揭露其偽科學的本質和情感操縱的手法；
- 利用「社會修正」的力量，鼓勵和賦能用戶在自己的社交圈內進行溫和而有效的糾正；
- 開發用戶友好的技術工具（如聊天機器人），降低查證的門檻，將事實核查融入日常的通訊體驗中。
這一論點將技術、心理與社會層面有機結合，為理解和治理 MIMS 時代的信息生態提供了微觀而精細的操作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