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帕特南的論證體系中，這一部分（原書第四部「So What?」）至關重要。如果社會資本的衰退僅僅意味著人們不再去俱樂部吃午餐，或者不再參加保齡球聯賽，那麼這可能只是一種懷舊的感嘆，算不上國家危機。然而，帕特南透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包括教育、城市安全、經濟繁榮、公共健康與民主治理等領域——證明了社會資本的存量直接關係到社會的運作效能與個人的生命品質。社會資本不是裝飾品，它是社會運作的基石。
第三部分：社會資本的重要性與後果：教育、安全、經濟與健康的全面影響
一、 教育與兒童福利：村莊的力量
有一句著名的非洲諺語：「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莊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在帕特南的分析中，這不僅僅是一句溫馨的格言，而是一個經得起統計檢驗的社會學事實。社會資本對於兒童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帕特南引用了「兒童計數」（Kids Count）指數，這是一個衡量兒童福利的綜合指標（包括嬰兒死亡率、高中輟學率、青少年犯罪率等）。當他將各州的社會資本指數與兒童福利指數進行比對時，發現兩者之間存在極高的相關性。
在社會資本較高的州（如北達科他州、佛蒙特州），兒童的成長環境顯著優於社會資本較低的州（如深南部各州）。即便在控制了貧窮、種族組成、受教育程度和單親家庭比例等變數後，社會資本依然是預測兒童福利最強有力的指標之一。事實上，數據顯示，社區的社會資本水平對於兒童發展的影響力，僅次於貧窮因素。這意味著，生活在一個鄰里關係緊密、信任度高的社區中的貧困兒童，其發展前景可能優於生活在人際關係疏離、互不信任的富裕社區中的兒童。
帕特南特別引用了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關於天主教學校的研究。科爾曼發現，天主教學校的學生輟學率顯著低於公立學校，且學業表現較好。這並不是因為天主教學校的設備更好或資金更充裕，而是因為這些學校背後有一個緊密的宗教社群。家長們不僅在學校見面，還在教堂見面，他們彼此認識，形成了一種「功能性社群」（functional community）。這種「代際閉合」（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即父母認識孩子的朋友的父母——創造了一個強大的規範網絡，能夠監督孩子的行為，提供額外的支持，並強化學習的動機。
社會資本對教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提供了直接的資源與支持。在信任度高的社區，家長更願意參與學校事務（如 PTA），這不僅能改善學校管理，還能向孩子傳遞重視教育的訊號。其次，社區網絡能有效遏制不良行為。當鄰居們互相認識且互相信任時，他們更願意在看到孩子逃學或搗蛋時進行干預（這就是所謂的「集體效能」）。最後，社會資本能傳遞訊息與價值觀。在連結緊密的社區，關於獎學金、升學機會或優良老師的資訊流通更為順暢。反之，當社會資本衰退，家長不再參與學校，鄰里不再互相關照，學校就成了孤島，教育成效便會大打折扣。帕特南強調，我們不能僅僅依靠學校內部的改革（如小班制或增加預算）來解決教育問題，必須同時重建學校周圍的社區支持系統。
二、 安全與生產性社區：街道的眼線
對於城市居民而言，最切身的焦慮往往是治安問題。帕特南的研究表明，社會資本是預防犯罪和維護社區秩序的強力武器。他引用了著名城市規劃學家珍·雅各（Jane Jacobs）的觀點：街道的安全不是靠警察維持的，而是靠「街道的眼線」（eyes on the street）——也就是居民之間非正式的監控與互助。
數據支持了這一點。在控制了貧窮、居住流動率等傳統犯罪預測指標後，社會資本較高的社區，其犯罪率顯著較低。這背後的機制被犯罪學家稱為「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這不僅僅是指鄰居之間彼此認識（這只是基礎），更重要的是他們之間存在一種共享的期望與干預意願。在集體效能高的社區，如果一群青少年在街角塗鴉或騷擾路人，居民會出面制止，或者至少會報警並作證，因為他們相信鄰居會支持他們的行動。在缺乏社會資本的社區，人們因為互不信任，害怕報復，或者認為「這不關我的事」，而選擇視而不見。這種冷漠（或者是出於恐懼的退縮）為犯罪活動提供了溫床。
帕特南甚至透過分析美國各州的謀殺率，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現象：傳統上認為美國南方暴力犯罪率較高是因為某種「榮譽文化」或氣候因素，但如果將社會資本納入考量，這種「南方效應」就消失了。換句話說，南方之所以謀殺率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裡的社會信任和公民參與度長期較低（這與奴隸制的歷史遺緒有關，奴隸制本質上就是一種破壞橫向社會連結的制度）。
當然，帕特南也承認，某些形式的社會資本可能助長犯罪。例如，幫派（gangs）內部擁有極高的社會資本（忠誠、互惠、信任），但這種資本是反社會的。然而，他指出，幫派通常是在正常社區組織（如童子軍、教會青年團、體育聯盟）崩解的真空地帶興起的。當合法的、建設性的社會資本缺失時，非法的、破壞性的社會資本就會取而代之。因此，打擊犯罪最根本的策略，除了執法之外，還應該包括重建社區的社會結構，讓鄰居重新連結起來。
三、 經濟繁榮：信任降低交易成本
在經濟領域，社會資本的價值同樣不容忽視。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傾向於關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但帕特南指出，市場交易本質上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如果沒有信任，每一次交易都需要律師、合約、保險和警察的介入，這將導致「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極度高昂，甚至使交易無法進行。
帕特南引用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的觀點：「幾乎所有的商業交易都含有信任的成分……信任的缺失是經濟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個高信任的社會中，人們可以憑藉握手達成協議，商業運轉迅速且廉價。在低信任的社會中，人們必須花費大量資源在防弊、監控和訴訟上，這就像是在經濟機器的齒輪中撒沙子，降低了整體效率。
除了降低交易成本，社會資本還能促進創新與信息流通。帕特南對比了美國兩個高科技重鎮：矽谷（Silicon Valley）和波士頓的 128 號公路（Route 128）。在 1970 年代，這兩個地區並駕齊驅，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矽谷將 128 號公路遠遠甩在身後。根據安娜李·薩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的研究，關鍵差異在於社會結構。 128 號公路的企業（如 DEC）傾向於自給自足、垂直整合、階層分明且保密到家。相反，矽谷的文化是水平的、開放的、網絡化的。工程師們在下班後聚在酒吧裡交流想法（甚至跨越公司界線），跳槽頻繁但關係網緊密。這種高密度的非正式網絡加速了資訊的流動和創新的擴散，使得矽谷能夠更快適應市場變化。這裡的社會資本——特別是橋接型社會資本——成為了經濟競爭優勢的來源。
此外，對於經濟弱勢群體而言，社會資本往往是他們最重要的資產。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著名的「弱連結的優勢」（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論指出，人們在找工作時，最有用的資訊往往不是來自親密朋友（強連結），而是來自泛泛之交（弱連結）。因為密友圈的資訊通常是重複的，而弱連結能通往不同的社交圈，帶來新的機會。如果一個社群（如貧民窟）缺乏這種通往外部世界的橋接型連結，居民就很容易陷入貧困的循環中，即便他們擁有技能和意願。因此，經濟繁榮不僅取決於個人的努力，更取決於社會網絡的結構與品質。
四、 健康與幸福：孤獨會殺人
或許是全書中最令人震驚的章節，帕特南探討了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的影響。結論非常直白：社會連結能讓你活得更久、更健康、更快樂。
公共衛生領域的大量研究顯示，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是導致早逝的一個主要風險因素，其危險程度甚至與吸菸、高血壓或肥胖相當。在一項著名的阿拉米達郡（Alameda County）研究中，研究人員追蹤了數千名居民長達九年，發現那些缺乏社會連結（朋友、親戚、社團成員資格）的人，其死亡率是那些擁有豐富社交生活的人的兩到三倍，即便在控制了年齡、性別、健康狀況和生活習慣（如抽菸、運動）之後，這個結論依然成立。
為什麼社會資本對健康有如此大的影響？帕特南提出了幾種機制。首先是實際的支持：當你生病時，有人會照顧你、借錢給你或載你去看醫生。其次是規範的約束：在緊密的社群中，人們更可能互相提醒要保持健康的生活習慣（少抽菸、少喝酒）。最有趣的是生理機制：研究表明，社會接觸能夠強化免疫系統，減緩壓力反應。孤獨不僅是一種心理狀態，它會引發體內的生理變化，導致心血管疾病和免疫力下降。就像賓州羅塞托（Roseto）小鎮的案例所展示的，這個義大利移民社區曾因極低的心臟病發病率而聞名，儘管他們的飲食習慣並不健康。研究人員發現，保護他們的正是那種緊密、互助、低壓力的社區生活。然而，隨著年輕一代融入主流美國社會的個人主義生活方式，這種「羅塞托效應」也隨之消失，心臟病發病率回升至全國平均水平。
除了身體健康，社會資本也與心理幸福感（happiness）高度相關。數據顯示，參與志願服務、擁有親密朋友、信任鄰居的人，比那些富有但孤獨的人更快樂。事實上，從幸福感的角度來看，參加一個俱樂部或社團所帶來的滿足感，相當於薪水翻倍的效果。在 20 世紀末，儘管美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憂鬱症的發病率卻在上升（發病年齡也在下降），自殺率（特別是青少年）也在攀升。帕特南認為，這與社會連結的斷裂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變得更富有，但也更孤獨、更不快樂。
五、 民主與治理：讓民主運作起來
最後，帕特南回到了他在義大利研究中的主題：社會資本對民主制度的影響。他重申，對於民主政治而言，僅有好的憲法和法律是不夠的，必須要有活躍的公民社會作為支撐。
社會資本透過幾個途徑強化民主。首先，它培養了公民的技能和德行。在參與社團（哪怕是與政治無關的合唱團或足球俱樂部）的過程中，人們學習如何組織會議、發表演講、協商妥協以及為集體利益負責。這些都是民主運作所需的關鍵技能。其次，社會網絡是政治資訊流通的渠道，增加了公民的政治知識和興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社會資本能夠讓公民更有效地對政府問責。在一個原子化的社會中，面對政府的無能或腐敗，個體往往感到無力（只能選擇「退出」）。但在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中，公民可以集體發聲（選擇「呼籲」），迫使政府回應需求。
帕特南用美國各州的數據驗證了這一點。在社會資本較高的州，選民投票率較高，民眾對政府的興趣較高，而且——這一點很關鍵——政府的績效也較好（例如稅收合規率較高、公共服務品質較好）。而在社會資本低落的地區，政治往往淪為少數精英的遊戲，充滿了侍從主義（clientelism）和腐敗，民眾則充滿了政治冷感與憤世嫉俗。
然而，帕特南也坦誠地面對了社會資本的「陰暗面」（The Dark Side）。社會資本並不總是對民主有利。就像前述的幫派或三 K 黨（KKK），它們內部擁有極高的社會資本，但卻用來破壞民主價值。強大的內部團結（bonding）有時會導致對外部群體的排斥、偏見和壓迫。這就是為什麼帕特南在強調社會資本重要性的同時，也特別強調「橋接型社會資本」的價值。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需要的不是一個個封閉的、互不信任的部落，而是一個能夠跨越種族、階級和信仰界線，將不同的人連結在一起的網絡。
六、 總結：代價高昂的崩解
在這一部分，帕特南不僅僅是在描述一種社會現象，他是在發出嚴厲的警告。美國社會資本的流失，不僅僅意味著鄰里聚會的減少，它意味著我們的孩子在更危險的環境中成長，我們的學校教育成效低落，我們的街道變得不安全，我們的經濟效率降低，我們的身體更不健康，心靈更不快樂，而且我們的民主制度正變得反應遲鈍且脆弱。這是一個全方位的社會危機，其代價是由每一個美國人共同承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