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確立了美國社會資本全面衰退的事實後，帕特南化身為社會學的偵探，試圖解開這個「謀殺案」的謎底。到底是誰殺死了美國的公民參與？在這個部分，帕特南透過排除法和回歸分析，逐一檢視了時間壓力、經濟因素、居住流動、城市蔓延、科技媒體以及世代更替等嫌疑犯，並給出了具體的「定罪」比例。
第二部分：社會資本衰退的成因分析
一、 時間與金錢的壓力：忙碌與經濟不安全感的雙重夾擊
當人們被問及為何不再參與社區事務或減少與朋友往來時，最常見的回答莫過於「我太忙了」或「我沒有時間」。確實，隨著雙薪家庭的普及和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這種直觀的感受非常強烈。帕特南首先對這個「頭號嫌疑犯」進行了嚴格的審視。然而，數據呈現的結果卻相當弔詭，甚至違反直覺。
首先，從總體時間分配的數據來看，美國人的自由時間（free time）在過去幾十年間並沒有顯著減少，甚至根據某些時間日記的研究，自由時間實際上是微幅增加的。雖然人們主觀上感到更加匆忙（harriedness），但這與實際擁有的可支配時間並不完全吻合。更關鍵的發現是「忙碌者的悖論」：數據顯示，那些工作時間最長、感覺最忙碌的人，往往也是社會參與度最高的人。他們更常去投票、更常參加聚會、更常做志工。相反地，那些擁有最多閒暇時間的人，往往也是社會參與度最低的群體。這表明，「時間不足」並不能完全解釋社會資本的衰退。如果忙碌是主因，我們應該會看到工作時數增加與公民參與減少之間有強烈的正相關，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然而，這並不代表經濟因素完全無關。帕特南發現，雖然「忙碌」不是主因，但「經濟焦慮」（financial anxiety）卻有顯著的負面影響。無論實際收入高低，那些感到經濟不安全、擔心工作不保、覺得錢不夠用的人，明顯會減少社會參與。經濟壓力會導致人們將注意力收縮到個人的生存與家庭生計上，從而減少了對公共事務或社交活動的投入。此外，過去幾十年間，美國勞工的實質工資停滯，為了維持生活水平，許多家庭必須投入更多的工時，或者身兼數職，這種「為了生計而奔波」的壓力確實侵蝕了參與社區的時間與精力。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女性進入職場的影響。這是 20 世紀下半葉最重大的社會變遷之一。帕特南指出，這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女性進入職場擴大了她們的社交圈，增加了在職場建立橋接型社會資本的機會；但另一方面，這也大幅削減了她們投入傳統社區營造的時間。過去，全職家庭主婦是社區組織（如 PTA 、教會活動、慈善團體）的中流砥柱，她們投入了大量的無償勞動來維繫這些網絡。隨著女性大量進入全職工作，這股巨大的社會資本維護力量被抽離了，而男性並沒有相對應地增加投入來填補這個真空。雖然這不僅僅是女性的責任，但結構性的變遷確實導致了社區組織人力的短缺。帕特南估計，時間與金錢壓力的因素（包括雙薪家庭的影響），大約解釋了社會資本衰退總量的 10% 。這是一個成因，但絕非主謀。
二、 郊區化、通勤與城市蔓延：空間結構對社群的切割
第二個被帕特南深入調查的嫌疑犯是美國人的居住模式變遷，特別是郊區化（suburbanization）與城市蔓延（sprawl）。人們常認為美國人頻繁搬家（residential mobility）導致了社區根基不穩，但帕特南的數據顯示，美國人的搬家頻率在過去半個世紀其實並未增加，甚至略有下降。因此，「搬家」本身並不是導致社會資本衰退的原因。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我們搬家的頻率，而在於我們搬到了「哪裡」以及我們如何「移動」。
二戰後，美國經歷了大規模的郊區化運動。雖然早期的郊區（如 1950 年代的萊維敦）曾經擁有活躍的社區生活，但隨著時間推移，郊區發展演變成了無邊際的「城市蔓延」。這種空間結構的改變對社會資本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首先是職住分離（separation of work and home）。在傳統的小城鎮或緊湊的城市社區中，人們工作、居住、購物和娛樂都在相對接近的區域，這增加了人與人之間在不同場合反覆互動的機會（multiplexity），從而容易建立深厚的信任關係。然而，在蔓延的郊區模式下，這一切都被切割開來。我們居住在睡城，工作在商業園區，購物在巨大的購物中心。這種空間的碎片化導致了社會關係的碎片化。
最直接的殺手是「通勤」（commuting）。帕特南發現，通勤時間與公民參與之間存在著強烈的負相關。每增加 10 分鐘的通勤時間，參與社區事務（如參加公眾會議、簽署請願書、去教堂）的頻率就會下降約 10% 。這不僅僅是因為通勤佔用了時間，更因為通勤消耗了人們的精力與心理能量。長時間獨自駕駛在擁擠的公路上，讓人感到疲憊與煩躁，回到家後只想關起門來休息，而不願再出門與鄰居互動。
此外，現代郊區的空間設計也不利於社會資本的形成。缺乏人行道、前廊（front porches）被後院（backyards）取代、封閉式社區（gated communities）的興起，都減少了鄰里間偶然相遇和非正式互動的機會。購物中心取代了市中心大街（Main Street），雖然人流眾多，但那是為了消費而存在的場所，並非為了公民交流。此外，郊區化往往伴隨著社會階層與種族的隔離（social segregation），這進一步削弱了能夠跨越社會藩籬的橋接型社會資本。綜合來看，城市蔓延與通勤模式的改變，大約解釋了社會資本衰退的另外 10% 。
三、 電子娛樂媒體的興起：科技將休閒私有化
在排除了時間壓力和居住模式作為主要原因後，帕特南將目光轉向了 20 世紀最巨大的科技變革：電子大眾媒體，特別是電視（television）。數據顯示，電視的普及與社會資本的衰退在時間軸上呈現出驚人的吻合。隨著電視機在 1950 年代迅速進入千家萬戶，成為美國人休閒生活的中心，各類社會參與指標便開始下滑。
電視對社會資本的破壞力主要體現在「休閒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leisure）。在電視出現之前，人們的休閒娛樂往往是公共的、社交的，例如去舞廳、參加保齡球聯盟、去電影院或在街角閒聊。但電視提供了一種廉價、便捷且極具吸引力的替代品，讓人們可以足不出戶就獲得娛樂。這導致人們將晚上的時間從「外出參與」轉向了「居家收看」。帕特南指出，電視是唯一一種會抑制其他所有休閒活動的娛樂形式。看電視的時間越多，從事其他活動（包括社交）的時間就越少。
更深入的分析發現，問題不僅僅在於時間的排擠，更在於電視內容的心理效應。雖然觀看新聞節目與較高的公民參與度正相關，但絕大多數人的電視時間是用於觀看娛樂節目。數據顯示，重度電視觀看者（heavy viewers）比輕度觀看者表現出更高的社會不信任感（social distrust）、更強的焦慮感以及更低的參與意願。這可能與電視節目（特別是犯罪劇和新聞）傾向於誇大世界的危險與暴力的「險惡世界症候群」（mean world syndrome）有關，這讓人們對陌生人產生恐懼，進而退縮回家庭的堡壘中。
此外，電視改變了兒童的社會化過程。對於在電視機前長大的一代（也就是嬰兒潮世代及其後代），電視成為了他們認識世界的主要窗口，這可能削弱了他們在現實世界中建立人際關係的技能與意願。帕特南引用了多項對照研究（如加拿大偏遠城鎮引入電視前後的比較），證實了電視的引入直接導致了社區活動的減少。隨著有線電視、錄影機以及後來網路的出現，這種螢幕霸權進一步強化，使得娛樂變得更加個人化（individualized）。雖然帕特南在書中對網路的影響持保留態度（當時網路尚在普及初期），但他對電視的批判是嚴厲的。他估計，電子娛樂媒體的興起，特別是電視，要為社會資本的衰退負擔大約 25% 的責任。
四、 世代更替：最深刻的結構性因素
在分析了上述所有因素後，帕特南發現還有很大一部分的衰退無法被解釋。經過詳細的世代隊列分析（cohort analysis），他得出了一個震驚的結論：社會資本衰退的最主要驅動力，並非這幾十年來人們的行為發生了改變，而是「人口的自然新陳代謝」。這就是「世代更替」（generational change/replacement）。
帕特南發現，在 20 世紀前半葉，特別是在 1910 年至 1940 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展現出了極高的公民參與素質。他稱這群人為「長公民世代」（the Long Civic Generation）。這群人經歷了經濟大蕭條的磨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團結動員。這些共同的苦難與集體奮鬥的經驗，深刻地塑造了他們的價值觀，使他們高度重視公共利益、信任、團隊合作與公民責任。他們是投票率最高、報紙閱讀率最高、社團參與最積極、對人最信任的一代。即便在年老之後，他們依然維持著這些習慣。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群「超級公民」逐漸老去並退出歷史舞台。接替他們的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以及其後的 X 世代（Gen X），雖然受教育程度更高，但在社會資本的各項指標上卻顯著低於他們的父母輩。後繼世代更傾向於個人主義，對體制更不信任，更少參與有組織的宗教或公民團體，更少閱讀報紙，也更少投票。這種世代間的斷層非常明顯。例如，同樣是 30 歲的時候，X 世代的投票率和社團參與率遠低於長公民世代在 30 歲時的水平。
帕特南認為，這種世代差異不能僅用生命週期（即年輕人本來就比較不參與）來解釋，因為數據顯示，年輕世代的參與起點本身就比前幾代人低，且隨著年齡增長並沒有顯著追上。這意味著，美國社會資本的衰退，大約有 50% 是源於這種世代交替的自然過程：一個高度參與的世代正在緩慢地離去，而被一個參與度較低的世代所取代。這種深層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的轉變，是最難以逆轉的結構性因素。
五、 總結：完美的風暴
綜合以上分析，帕特南將美國社會資本衰退的成因歸納為一場「完美的風暴」。這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重力量交織的結果：
- 時間與金錢壓力（約 10%）： 雙薪家庭的壓力和經濟不安全感削弱了參與的餘裕。
- 郊區化與城市蔓延（約 10%）： 空間的碎片化和通勤增加了參與的成本，破壞了社區的凝聚力。
- 電子娛樂媒體（約 25%）： 電視將休閒私有化，讓人們從公共領域撤退到客廳，並可能塑造了更消極的世界觀。
- 世代更替（約 50%）： 最關鍵的因素。經歷過二戰團結洗禮的「長公民世代」逐漸凋零，取而代之的是更個人主義、更少參與公共事務的後繼世代。
剩下的 5% 左右則可能歸因於其他因素，或者上述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例如，電視陪伴長大的世代正是參與度較低的世代）。帕特南的這一診斷，不僅解釋了「誰殺了公民參與」，更揭示了這個問題的根深蒂固與解決的難度。這不僅僅是改變生活習慣的問題，更是涉及社會結構、城市規劃、科技使用以及世代價值觀傳承的宏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