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部分聚焦於康德的實踐哲學，涵蓋道德、自由意志、人的尊嚴以及對幸福的追求。
第二論點：實踐理性的優先性——道德、自由與人類尊嚴的革命
如果說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為人類知識劃定了界限，限制了我們對上帝、靈魂和自由的「理論認知」，那麼在 Marcus Willaschek 的解讀中，康德真正的革命性突破在於他如何利用這些界限，為人類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即道德行動與自由意志——開闢了至高無上的領地。
本書的一個貫穿性主題是「實踐優於理論」（the primacy of practice over theory）。這意味著，對於人類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我們如何被動地認識世界，而是我們如何主動地塑造世界和我們自己。這一論點主要涉及書中的第二部分（第 6 至 10 章）以及第三部分中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第 27 章）。
1. 道德的基礎：從情感與神意轉向理性自律
在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學傳統中，道德規範的來源通常有兩個：一是上帝的意志（我們行善是因為上帝如此命令），二是人類的本性或情感（例如同情心、追求快樂的本能）。然而，正如書中第 9 章所述，康德在 1760 年代經歷了一場深刻的思想轉折，這場轉折深受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影響。
康德曾自視甚高，認為知識分子優於無知的群眾。但讀了盧梭之後，他寫下了著名的懺悔：「盧梭糾正了我。盲目的優越感消失了，我學會了尊重人。」這一轉變讓康德意識到，人類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智力的高低，而在於每個人都擁有的道德潛能。
康德發現，如果道德建立在上帝的命令上，那麼道德就是「他律」（heteronomy）的，我們行善只是為了獲得獎賞或避免懲罰，這並非真正的道德價值。同樣，如果道德建立在情感（如同情心）上，那麼道德就變得偶然且不穩定，因為有些人生性冷漠，有些人則不然。為了確立道德的普遍必然性（即道德法則必須對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有效），康德將道德的根基從外在權威和內在情感，徹底移轉到了純粹實踐理性上。
這就是「自律」（Autonomy）的概念。道德法則不是外加於我們的束縛，而是我們作為理性存在者，自己給自己制定的法律。自由不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任性，而是「服從於自我立法的能力」。這種對自由與道德關係的重新定義，構成了康德倫理學的基石。
2. 定言令式：檢驗準則的試金石
在第 7 章中，作者透過一個生動且令人心碎的故事——瑪麗亞·馮·赫伯特（Maria von Herbert）的信件——引入了康德最著名的道德原則：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
這位年輕女性因對未婚夫撒了一個謊（儘管是出於愛），導致感情破裂，陷入絕望。她向康德求助，詢問康德的道德哲學能否拯救她。這引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康德的道德法則是否過於嚴苛且缺乏人情味？
康德區分了兩種命令（Imperatives）：
- 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 如果你想要達到某個目的，你就必須採取某種手段。例如：「如果你不想感冒，就穿暖和點。」這種命令是有條件的，依賴於個人的慾望。
- 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 無論你的慾望或目的是什麼，你都必須這樣做。它是無條件的道德義務。
定言令式最經典的表述是：「僅依據你能同時意願它成為一項普遍法則的那項準則（Maxim）而行事。」
這裡有幾個關鍵概念需要釐清。首先是「準則」（Maxim）。作者指出，康德認為人是依據規則行事的動物。準則就是我們主觀的行為策略，例如「當我缺錢時，我就去借錢並承諾歸還，即使我知道我還不起」。
定言令式並不是直接告訴我們該做什麼（如一本寫滿條文的法典），而是一個測試程序。它要求我們將自己的準則進行「普遍化測試」：如果所有人都遵循這條準則，世界會變成什麼樣？
以「說謊借錢」為例：如果「每個人在缺錢時都撒謊借錢」成為普遍法則，那麼「承諾」這個概念本身就會瓦解，沒人會再相信任何承諾，因此你也借不到錢。這條準則在邏輯上是自我毀滅的。因此，它是道德上不允許的。
書中詳細討論了康德對「說謊」的極端態度。在回應班傑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關於「是否該對殺手說實話」的挑戰時，康德堅持認為，即便為了救朋友，我們也不能撒謊。作者 Willaschek 批評了康德在這個極端例子上的僵化，但也為定言令式本身辯護。他指出，問題不在於原則本身，而在於康德如何應用它。如果我們將準則修正為「為了挽救無辜生命，我可以說謊」，這條準則普遍化後並不會導致信任體系的崩潰（因為它是針對極端情況的例外），因此可能通過測試。這顯示了康德哲學中理論工具的強大，即便康德本人的應用有時失之偏頗。
3. 人是目的與人類尊嚴的發現
如果說定言令式的第一公式強調了邏輯的一致性，那麼其第二公式則賦予了道德內容：「你要如此行動，即無論是你自己還是其他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把人性看作目的，絕不僅僅作為手段。」
在第 8 章「作為目的自身的泥瓦匠」中，作者透過康德修繕自家房屋的軼事，生動地解釋了這一點。康德僱用了泥瓦匠來修房子。他在利用泥瓦匠作為手段嗎？是的。但这違反道德嗎？不。因為康德支付了工資，雙方達成了契約。泥瓦匠也同意這種安排，他是自願的。
康德的禁令是：絕不僅僅（never merely）作為手段。當我們欺騙、強迫或奴役他人時，我們就剝奪了他們作為理性主體進行選擇的權利，這時我們就把他們降格為純粹的工具，就像一把錘子或一塊石頭。
這導出了康德哲學中最具現代意義的概念：尊嚴（Dignity/Würde）。在市場中，事物有「價格」，可以被交換、被替代。但人沒有價格，人有尊嚴。尊嚴是無價的、不可替代的。
作者強調，康德將尊嚴的基礎建立在人的理性本性（rational nature）上。因為人擁有道德自律的能力，能夠超越動物性的本能，設定自己的目的，所以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也是為什麼自殺在康德看來是錯誤的——因為自殺是將自己的人性當作消除痛苦的手段，毀滅了道德的主體。
這一章節也誠實地探討了康德思想中的陰暗面。既然尊嚴建立在理性能力上，那麼那些被康德視為「理性不足」的人（如他在某些著作中貶低的非白人種族、女性或僕人）是否擁有同樣的尊嚴？作者指出，康德在晚年的著作（如《道德形上學》）中，理論邏輯上傾向於將尊嚴賦予所有人類，儘管他個人的偏見有時與他的理論相悖。這正是康德哲學超越了康德本人的地方：他的「人是目的」公式成為了後來反對奴隸制、爭取性別平權以及現代人權理論（如德國《基本法》第一條）最強大的哲學武器。
4. 自由意志：即使像月食一樣可被預測
道德責任的前提是自由。如果我們的行為只是大腦神經元或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像機器人一樣被程式設定，那麼責備一個罪犯就如同責備一塊落下的石頭一樣荒謬。然而，康德也是一位深受牛頓物理學影響的科學家，他相信自然界（包括人類的心理和生理活動）嚴格遵循因果律。
這引發了第 27 章探討的深刻矛盾：決定論與自由意志如何共存？（這是《純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二律背反）。
康德的解決方案是大膽且極具思辨性的，被稱為「相容論」（Compatibilism）的一種獨特形式。他利用「現象」（phenomena）與「物自身」（noumena）的區分來解決這個問題：
- 經驗性格（Empirical Character）： 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現象），我們的行為受到心理、生理和環境因素的嚴格決定。如果有足夠的數據，心理學家或神經科學家理論上可以像天文學家預測月食一樣，精確預測我們未來的行為。在這個層面上，沒有自由。
- 智性性格（Intelligible Character）： 但我們不僅僅是自然生物，我們也是理性存在者（物自身）。在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智性領域，我們的意志是自由的。這個「智性性格」是我們經驗行為的終極原因，它不受自然因果律的束縛。
作者透過「絞刑架思想實驗」解釋了這一點：如果國王威脅你，要麼做偽證陷害無辜，要麼被處死。你在那一刻會強烈意識到，儘管求生本能（自然因果）驅使你屈服，但你能夠選擇拒絕，因為你應該拒絕。這種「應當蘊含能夠」（Ought implies Can）的意識，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內在的自由。
雖然我們無法在理論上證明我們擁有這種超越的自由（因為它是物自身層面的），但為了道德行動，我們必須設定（postulate）自己是自由的。這就是「實踐理性的優先性」：為了讓生活和道德有意義，我們必須像自由人一樣行動，即便科學告訴我們一切皆有原因。
5. 至善：幸福與德行的結合
康德常被誤解為反對幸福的哲學家，認為只有伴隨著痛苦的義務才是道德。在第 10 章中，Willaschek 澄清了這一點。康德並不反對幸福；事實上，他認為追求幸福是人類的自然本性。但他反對將幸福作為道德的動機。
然而，康德提出了一個更高的目標，稱為「至善」（The Highest Good）。這是一個理想的世界狀態，在其中，人們不僅擁有完美的德行（道德），而且享有與其德行相匹配的幸福。
這引出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在現實世界中，好人往往受苦，壞人往往享樂。正直的人可能貧困潦倒，而不道德的人可能榮華富貴。自然法則並不關心道德應配得幸福（Nature is indifferent to morality）。
既然道德律要求我們追求「至善」，但我們憑一己之力又無法保證「德福一致」，這是否意味著道德追求是徒勞的？為了避免這種道德絕望，康德引入了著名的道德公設（Postulates of Practical Reason）：
- 上帝的存在： 我們必須假設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祂能保證在最終的結算中，有德者必有福。
- 靈魂不朽： 由於人類在有限的生命中無法達到道德的完美（神聖性），我們必須假設靈魂是不朽的，以便在無限的進程中不斷趨近完美。
作者敏銳地指出，康德在這裡並不是在進行傳統的神學證明。他不是在說「因為上帝存在，所以我們要道德」；相反，他是說「因為我們要堅持道德，所以我們必須理性地希望上帝存在」。這是一種建立在道德需求上的理性信仰（Rational Faith）。
此外，作者還分析了康德晚年思想的轉變。在後期的著作中，康德似乎將「至善」從一個來世的宗教概念，逐漸轉化為一個現世的歷史政治任務。上帝的國度不再只是死後的天堂，而是人類通過世代努力，在地球上建立的一個和平、公正的倫理共同體。這將康德的道德哲學與他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緊密聯繫在一起。
總結第二部分
Marcus Willaschek 在這部分論證中展示了康德如何完成了一場關於「人」的革命。康德將人從自然的因果鏈條中拔高，賦予其絕對的價值。
- 革命的核心： 道德不是外在的命令，而是內在的自由（自律）。
- 人的地位： 人不僅是自然界中被決定的物體，更是超越自然的道德主體。這賦予了人不可侵犯的尊嚴。
- 實踐的優先： 當科學（理論理性）無法解釋自由、上帝和靈魂時，道德（實踐理性）有權為了行動的需要而接管這些領域。
這一理論架構不僅回應了休謨的懷疑論，也為現代民主社會的法律與道德提供了最堅實的哲學基礎：我們必須將每個人都視為具有同等尊嚴的自由個體，這不是因為我們喜歡這樣，而是因為這是理性本身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