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兩個部分，我們探討了言論自由作為一個被「發明」的政治概念，以及它如何透過性別、種族和帝國主義的排他性來定義自身。這將我們引向本書的最後一個、也是最具當代意義的論點，這直接關係到我們今天如何理解和應對全球網路時代的言論挑戰。
第三論點：美國第一修正案的例外主義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但它卻意外地主導了全球數位時代的言論規則，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當今世界，無論我們身處何地，只要打開手機連上網路，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都生活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陰影之下。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X）、 YouTube 等科技巨頭的內容審查政策（或不審查政策），其背後的指導哲學幾乎都源自一種特定的、激進的美國式言論自由觀。這種觀點認為：言論自由是一項絕對權利，政府不應干預；言論市場會自動過濾虛假信息；以及最重要的，除了極少數例外（如直接煽動暴力），幾乎所有言論——包括仇恨言論、謊言和極端主義宣傳——都應受到保護。
達博瓦拉在書中（特別是第六章、第十章和後記）有力地論證，這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美國模式」，其實在全球歷史和法律傳統中是一個極端的「例外」（exception）。更重要的是，它的形成並非源於某種更高尚的哲學洞見，而是源於一系列歷史的偶然、法律技術的演變，以及特定時期的政治鬥爭。將這種充滿缺陷的地方性法律教條強加於全球互聯網，已經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
1. 第一修正案的誕生：被誤解的絕對主義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第一修正案誕生的時刻——1789 年。修正案的文字簡潔有力：「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這種看似絕對的措辭（「不得制定法律」），在後世被解讀為禁止任何形式的政府管制。
然而，達博瓦拉指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誤讀。在 18 世紀末，美國各州的權利法案其實普遍採用了一種更為平衡的觀點。受到法國《人權宣言》和英國普通法傳統的影響，當時的主流觀點是：言論自由雖然重要，但必須伴隨著責任。例如，賓夕法尼亞州 1790 年的憲法就明確規定：「每個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說、寫和印刷任何主題，但需對這種自由的濫用負責。」這代表了一種「平衡模式」（balancing approach）：權利不是無限的，它必須與公共利益、個人名譽和社會秩序相平衡。
那麼，為什麼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會採用那種絕對主義的措辭呢？達博瓦拉解釋，這其實是為了限制新成立的「聯邦政府」的權力，而不是為了確立一種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利。當時的反聯邦黨人（Anti-Federalists）擔心強大的中央政府會像英國國王一樣壓迫人民，因此堅持要求在憲法中加入限制國會權力的條款。也就是說，這句話原本的意思是「這件事不歸聯邦管，而是歸各州管」，而不是「言論自由神聖不可侵犯，任何層級的政府都不能管」。事實上，在隨後的一百多年裡，美國各州政府經常制定法律懲罰誹謗、褻瀆和煽動性言論，且並不被認為違憲。
2. 二十世紀的轉向：從集體權利到個人自由的極端化
這種對第一修正案的傳統理解在二十世紀發生了劇變。這是一段複雜的歷史，涉及社會主義運動、戰爭恐慌和民權鬥爭。達博瓦拉指出，現代第一修正案理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殘酷鎮壓異議人士（特別是社會主義者和反戰者）的反彈。
像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和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這樣的大法官，為了保護少數派的發言權，開始發展出一套新的理論。他們引入了「思想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的概念，認為真理只能在思想的自由競爭中產生，因此政府不應干預這個市場。這種理論雖然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但也埋下了一個危險的伏筆：它開始將言論自由從一種追求公共利益的手段，轉變為一種純粹的個人權利，並且越來越忽視言論內容的差異。
真正的「自由意志主義革命」（libertarian revolution）發生在 1960 年代及其後。在民權運動的背景下，為了保護像《紐約時報》報導南方種族隔離暴行這樣的言論免受種族主義官員的法律騷擾（即著名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最高法院大幅提高了誹謗罪的門檻。這本是為了正義，但隨後的判例將這種保護無限擴張。
到了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這種趨勢走向了極端。最高法院開始採納一種「內容中立」（content neutrality）的原則，認為政府不能因為不喜歡某種觀點而限制它，即使那是納粹主義或三 K 黨的仇恨言論。這導致了美國與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如英國、德國、加拿大）的徹底分道揚鑣。在其他國家，煽動種族仇恨是被視為犯罪的，因為它傷害了人的尊嚴和公共秩序；但在美國，除非能證明言論會引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為」，否則哪怕是主張種族清洗的言論也被視為受保護的「意見」。
更諷刺的是，這種原本為了保護弱勢異議者的理論，最終被大公司和富人劫持了。在「金錢即言論」（money is speech）的邏輯下（如聯合公民案），企業投入巨額資金影響選舉被視為行使言論自由，從而讓民主變成了金錢的遊戲。
3. 數位時代的災難：第 230 條與全球外溢效應
這種極端的美國例外主義，如果僅限於美國本土，或許只是文化差異的問題。但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它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這裡的關鍵在於 1996 年通過的《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Section 230）。
達博瓦拉稱這「創造了互聯網的 26 個字」。第 230 條規定，互聯網平台無需為用戶發布的內容承擔法律責任。這給予了科技公司一塊免死金牌，使它們可以在不承擔後果的情況下，讓謊言、騷擾和極端內容在平台上泛濫。這種立法背後的思維正是美國式的自由放任主義：相信市場會自我調節，相信「更多的言論」是解決壞言論的唯一辦法。
當這些美國公司（Google, Facebook, Twitter/X）走向全球時，它們帶去了這種價值觀。它們的演算法被設計成最大化用戶的參與度（engagement），而什麼最能吸引眼球？往往是憤怒、仇恨和聳人聽聞的謊言。由於不受法律約束，且深受美國「內容中立」哲學的影響，這些公司長期拒絕為平台上的有害內容負責。
後果是災難性的。在緬甸，Facebook 被軍方用來散布針對羅興亞人的種族滅絕宣傳，而該公司對此反應遲鈍，因為在它們的美國式思維中，干預言論是危險的「審查」，且不符合商業利益。在印度，WhatsApp 和 Facebook 成為傳播針對穆斯林的虛假信息和煽動暴力的溫床。在美國本土，這種放任導致了 2020 年大選後的國會山莊暴亂，證明了在缺乏把關人的情況下，謊言可以如何摧毀民主的基石。
4. 歷史的教訓：回歸平衡與責任
達博瓦拉在書的結尾呼籲，我們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重新思考言論自由的定義。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言論即行為」。現代自由主義試圖將言論與行動剝離，認為言論只是無害的思想交流，這是一個危險的幻覺。歷史告訴我們，語言具有強大的物理力量，它可以傷害、排斥、甚至殺人。否認這一點，就是否認受害者的痛苦。
其次，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溝通都需要規則。如果不對惡意謊言、騷擾和仇恨言論進行限制，結果並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弱勢群體被霸凌、理性聲音被淹沒，最終導致公共討論的崩潰。這就是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所說的「寬容的悖論」：無限的寬容將導致寬容的消失。
最後，我們需要超越美國模式，參考其他民主國家的經驗。歐洲和許多其他國家採用的「平衡模式」，承認言論自由必須與其他價值（如人的尊嚴、隱私、公共安全）相協調。這並不意味著要走向專制審查，而是要建立一種負責任的媒體生態。對於掌握巨大權力的科技巨頭，社會有權利要求它們承擔起類似公共受託人的責任，而不是躲在「言論自由」的盾牌後面追逐利潤。
總結來說，達博瓦拉的第三個論點是對當代互聯網自由烏托邦思想的嚴厲批判。他指出，美國第一修正案的絕對主義並非普世真理，而是一個歷史的怪胎。在演算法主導的時代，如果我們繼續盲目崇拜這種「不受管制的言論市場」，我們將付出的代價不僅是真相的消亡，更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瓦解。歷史表明，言論自由從來都不是靜態的，它需要被不斷地重新定義，以適應新的媒介和權力結構。現在，正是重新定義它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