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一次關於「純粹關係」與「可塑性性特質」的討論，吉登斯在書中的中段（第五章至第七章）深入探討了當這些理想遭遇現實、當自我反思的重擔壓垮個體時會發生什麼。這構成了本書另一個極具分量的社會學分析：關於成癮、互累症（Codependence）以及現代親密關係中的病理學。
第二主要論點：成癮、互累症與現代自我的病理學——親密關係的陰暗面
在吉登斯的分析架構中，現代性賦予了我們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們從傳統的性別角色、家族義務和生殖宿命中解放出來，得以在「純粹關係」中探索親密性。然而，這份自由是一把雙面刃。當外在的規範消失，個體必須獨自承擔起構建自我認同和維持關係的所有心理重擔。這種持續的「反身性」（reflexivity）——即不斷地監控、反思並修正自我敘事的要求——產生了巨大的本體論焦慮。
吉登斯提出了一個極具洞察力的觀點：在現代社會中，「成癮」（Addiction）不僅僅是生理上的依賴（如酒精或毒品），它更是一個標誌著現代自我構建失敗的社會學範疇。 與之相伴的「互累症」（Codependence）則揭示了親密關係中自主性喪失的危機。這兩者構成了純粹關係的反面，是現代人為了逃避自由的焦慮而陷入的心理陷阱。
一、 重新定義「成癮」：對未來的恐懼與時間的凍結
吉登斯首先挑戰了我們對「成癮」的傳統認知。在醫學模式中，成癮通常被視為對某種化學物質的依賴。但吉登斯指出，在當代社會，成癮的定義已經極大擴展，涵蓋了性、愛、工作、購物、飲食等多種行為。這種擴展並非偶然，它反映了現代生活結構的根本變化。
在吉登斯看來，成癮在社會學意義上是一種 「被束縛的習慣」。在傳統社會，人們的生活由習俗和傳統慣例所引導，這些慣例提供了安全感。但在後傳統社會，我們必須主動選擇生活方式。當一個人無法應對這種選擇的壓力，無法通過理性的反思來「殖民未來」（colonize the future）時，成癮就作為一種防禦機制出現了。
成癮的核心特徵是 「對時間的凍結」。成癮者通過強迫性的行為（無論是酗酒、暴食還是強迫性性行為），尋求一種瞬間的解脫或「High」（快感高潮）。在這個瞬間，時間停止了，焦慮消失了，自我從繁重的反身性構建任務中暫時撤退。吉登斯稱之為一種極端的「暫停時間」（time-out）。
然而，這種解脫是短暫且帶有毀滅性的。因為成癮行為本質上是對「選擇」的放棄。成癮者承認自己「無能為力」（如匿名戒酒會的第一步宣言），將控制權交給了癮頭。這與現代性要求的「自主的自我」背道而馳。每次「High」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更深的羞恥感和空虛，因為問題並沒有被解決，未來依然不可控。因此，成癮不僅是對物質的依賴，更是一種對「希望」的放棄，是對構建連貫自我敘事這一現代任務的失敗逃避。
吉登斯特別強調，在現代社會，任何一種習慣都有可能演變成成癮，只要它變成了強迫性的、無法用意志力控制的，並且被用來作為逃避本體論焦慮的手段。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工作狂」、「健身成癮」或「性成癮」等現象的氾濫——它們都是個體在面對開放性未來時，試圖通過僵化的例行公事來尋求虛假安全感的表現。
二、 性成癮與性別差異：從「唐璜」到現代強迫症
在這一理論背景下，吉登斯深入分析了「性成癮」（Sex Addiction）這一現代特有的現象。在前現代社會，或是傳統父權制下，男性的好色被視為一種特權或自然本能（如卡薩諾瓦式的人物）。但在當代，這被重新定義為一種病理。
吉登斯敏銳地指出，性成癮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卻又互為鏡像的模式，這反映了性別權力結構在轉型期的扭曲。
1. 男性的性成癮：情節式性行為的極端化
對於男性而言，性成癮往往表現為對 「情節式性行為」（episodic sexuality）的強迫性追求。這類男性（也就是俗稱的獵豔者、花花公子）不斷地尋找新的性伴侶，追求征服的快感。然而，這與過去的浪蕩子不同。現代的男性性成癮者並非在享受性愛藝術，而是在逃避親密。
吉登斯分析道，這類男性的行為源於一種深層的恐懼和依賴。他們潛意識中對女性有著強烈的情感依賴（源於早期的母子關係），但為了維持男性的獨立假象，他們必須否認這種依賴。通過將性與情感徹底分離，通過不斷地更換伴侶，他們試圖證明自己的自主性和控制力。每一次「征服」都是一次短暫的權力確認，也是一次對「被吞噬」恐懼的逃避。
這種性成癮的特徵是 「親密性的缺失」。他們雖有大量的性接觸，但在情感上卻是孤獨的。他們擅長誘惑的修辭（甚至會使用浪漫愛的語言），但一旦關係需要承諾或深度溝通，他們就會感到窒息而逃離。這種行為在現代社會變得病態，是因為女性不再配合。當女性開始要求平等的親密關係時，這種單向的、掠奪式的性行為就失去了其社會基礎，從而被暴露為一種強迫性的心理缺陷。
2. 女性的性成癮：扭曲的「追尋式浪漫」
相比之下，女性的性成癮往往表現為一種 「對關係的成癮」。吉登斯引用了書中案例（如 Gerri 的故事）說明，許多被視為性成癮的女性，其實是在通過性行為來尋求愛、關注和自我確認。
這些女性往往來自缺乏關愛的家庭（如「有毒父母」），她們的自我認同極度脆弱。她們學會了用身體作為交換情感溫暖的貨幣。對於她們來說，性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 「連結」。她們可能頻繁地發生性關係，不是因為追求生理快感，而是因為她們無法忍受孤獨，需要通過他人的慾望來感知自己的存在。
這是一種悲劇性的策略。因為在父權制的殘餘下，頻繁的性行為往往讓女性被標籤為「放蕩」，反而使她們更難獲得所渴望的尊重與穩定關係。女性的性成癮，實際上是「追尋式浪漫」（quest-romance）的一種病態變體——不斷地尋找那個能拯救自己、賦予自己價值的「他」，卻在一次次短暫的性遭遇中耗盡了自我。
三、 互累症（Codependence）的社會學意義：自主性的喪失
如果說成癮是個體面對焦慮的逃避，那麼「互累症」就是這種逃避在人際關係中的體現。吉登斯花費了大量篇幅來解構這個源自酗酒治療領域的概念，並賦予其更廣泛的社會學含義。
最初，「互累症」（或稱共依附）是指那些與成癮者（如酒鬼丈夫）生活在一起，並無意識地支持或縱容其成癮行為的伴侶（通常是妻子）。但吉登斯指出，這個概念揭示了現代親密關係中的一個核心矛盾：自我界限的模糊與自主性的喪失。
一個互累症者（codependent）是一個無法定義自己需求的人。她的自我認同完全建立在「照顧他人」、「修復他人」或「被他人需要」之上。她活在別人的問題裡，而不是自己的生活裡。在一段互累關係中，雙方都陷入了一種強迫性的依賴：成癮者依賴物質或行為來逃避自我，而互累者則依賴「照顧成癮者」這一角色來逃避面對自己內心的空虛。
吉登斯強調，互累症本質上是 「純粹關係」的敵人。
- 純粹關係要求自主性： 雙方必須是獨立的個體，為了關係本身的價值而結合。
- 互累關係則是融合（fusion）： 雙方在心理上糾纏不清，界限消失。互累者試圖控制伴侶（雖然往往以愛的名義），而成癮者則試圖控制焦慮。
這種關係之所以病態，是因為它阻礙了反身性的自我構建。在互累關係中，沒有真實的溝通，只有操控、指責和強迫性的重複。雙方都無法成長，無法發展出真正的親密性，因為親密性的前提是兩個獨立主體的相互敞開，而不是兩個殘缺靈魂的相互寄生。
吉登斯進一步將互累症與性別角色聯繫起來。他指出，傳統的女性角色——被期待成為照顧者、情感勞動者、為了家庭犧牲自我——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制度化的互累症。當現代社會要求女性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時，那些過度認同傳統犧牲角色的女性，就容易滑入互累症的病理之中。
四、 創傷、治療與「內在小孩」：通往民主關係的必經之路
面對成癮和互累症的氾濫，現代社會興起了龐大的治療文化和自助書籍產業。吉登斯並沒有像許多傳統學者那樣對這些「流行心理學」嗤之以鼻，相反，他給予了它們高度的重視。他認為，這些治療話語是現代 「制度性反身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學習如何在這個新世界中生存的教科書。
吉登斯特別分析了**「有毒父母」（Toxic Parents）和「內在小孩」**（Inner Child）這類概念的流行。為什麼成年人的親密關係問題要追溯到童年？
吉登斯的解釋是：要建立民主、平等的純粹關係，個體必須首先從過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許多人在童年時期經歷了權力的不對等、情感的忽視或虐待（這在傳統家庭結構中往往被隱藏或合理化）。這些早期的創傷導致了自我的缺陷（缺乏本體論安全感），使得成年後的他們無法建立健康的界限，容易陷入成癮或互累。
所謂「療癒內在小孩」，在社會學意義上，就是重寫自我敘事（rewriting the narrative of self）的過程。
- 認知與歸因： 承認過去的傷害，不再為父母的錯誤負責（解除羞恥感）。
- 情感的宣洩與重組： 釋放壓抑的憤怒與悲傷（哀悼過去）。
- 建立界限： 學習在心理上與父母「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吉登斯認為，這是一個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只有當一個人能夠擺脫對過去權威人物（父母）的強迫性依賴，修復受損的自我認同，他/她才具備了進入「純粹關係」的能力。治療不僅僅是治病，它是一種情感的再教育，是學習如何進行民主協商、如何尊重他人界限、如何表達真實需求的過程。
五、 結論：個人生活的政治
總結這一論點，吉登斯揭示了親密關係轉型的痛苦代價。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在我們的心理結構上留下了深刻的裂痕。成癮和互累症不是個別的心理變態，而是結構性轉型期的社會病理。
- 對於男性： 挑戰在於如何放棄對女性的情感剝削和控制，學會面對自己的脆弱，從「情節式性行為」轉向真正的親密溝通。
- 對於女性： 挑戰在於如何擺脫「照顧者」的強迫性角色，建立自我界限，學會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關係而活。
吉登斯強調，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就是 「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鬥爭，而是關於生活方式選擇的政治。每一次我們選擇拒絕互累、選擇戒除成癮、選擇在關係中坦誠溝通、選擇尊重伴侶的獨立性，我們實際上都是在進行一場微觀的民主革命。我們正在重塑自我，並為一個基於平等和協商的社會秩序奠定情感基礎。
這個論點深刻地指出了：沒有獨立自主的自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親密關係；而沒有對過去創傷的反思與療癒，就不可能有獨立自主的自我。 這正是現代親密關係最艱難也最核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