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三部分中，我們已經剖析了園林的經濟基礎（它是生產性地產）、視覺再現（它是被圖像建構的景觀）以及技術層面（它是風水與測量的產物）。而在這最後一部分，我們將進入社會關係的核心。柯律格通過對蘇州顯赫家族——文氏家族（The Wen Family）的微觀歷史研究，揭示了園林如何作為社交網絡的節點、代際傳承的資產以及社會競爭的武器。最後，我們將總結全書，探討為何現代人會誤讀「中國園林」。
核心論點四：園林作為社交網絡與家族興衰的微觀史
傳統觀點常將中國文人描繪成孤獨的隱士，在園林中獨自撫琴、吟詩。柯律格則透過對文獻的挖掘證明，這種圖像很大程度上是一種 「表演」。在明代，園林是一個高強度的社交空間（Social Space），是權力交換的舞台，也是家族命運的晴雨表。
1.「市隱」的悖論：越隱居，越社交
柯律格指出，明代中期以後，真正的鄉村隱居（Rural Reclusion）已經不再是精英階層的首選。取而代之的是 「市隱」（Reclusion in the City）的概念。
- 不僅是修辭： 「市隱」意味著住在繁華的蘇州城內，卻要在高牆之內營造出深山老林的幻覺。這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情趣，更是一種昂貴的社會策略。要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維持一片「模擬的荒野」，需要的經濟資本遠比在真正的鄉下多得多。
- 觀眾的必要性： 隱居需要觀眾。如果一個人在深山中隱居而無人知曉，他就無法將「隱居」轉化為「名望」（Social Prestige）。明代的園林是對外開放的。
- 旅遊與導覽： 當時的蘇州園林（如虎丘附近的別業）經常被列入旅遊指南，供文人遊客參觀。
- 雅集： 園林是舉辦宴會、詩社、戲劇演出的場所。主人通過邀請高官、名士來園中聚會，鞏固自己的社交網絡。
- 開放度： 許多園林允許公眾（至少是體面的公眾）進入參觀，甚至收取門票。柯律格引用史料指出，甚至有園主因為僕人對遊客無理而受到輿論譴責。這證明園林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一種準公共空間。
2. 文氏家族的個案研究：從道德權威到品味焦慮
柯律格用整整一章（第三章）追蹤了蘇州文氏家族——從文徵明（1470-1559）到他的曾孫文震亨（1585-1645）——在近兩百年間與園林的關係。這個家族的變遷，精準地映射了明代社會從「道德導向」向「消費導向」的轉型。
第一代：文徵明——道德權威的積累
- 對園林的態度： 文徵明本人並沒有建造奢華的大園林。他居住的「停雲館」相對樸素。他在早年為了積累社會資本，頻繁地為權貴（如王獻臣）的園林寫詩作畫。但到了晚年，當他確立了巨大的道德與文化權威後，他反而減少了這類寫作。
- 策略： 文徵明的力量來自於他的「清高」（Qinggao）。他通過拒絕與市場直接交易，拒絕過度的物質享受，積累了巨大的聲望。這種聲望使他成為蘇州文化圈的核心，他的題跋能讓一座園林身價倍增。
第二代：文彭與文嘉——承上啟下的轉折
- 文徵明的兒子們繼承了父親的文化遺產，繼續活躍在藝術與鑑賞領域。他們開始更多地涉足印章、古董等物的鑑賞，園林活動也依然頻繁。此時，文家已經牢固地確立了蘇州文化仲裁者的地位。
第三、四代：文震孟與文震亨——權力與奢侈的巔峰 到了 17 世紀初（明末），文家進入了政治與經濟的巔峰，同時也滑向了奢侈消費的深淵。
- 文震孟（Wen Zhenmeng）： 文徵明的曾孫，1622 年的狀元，後來官至內閣大學士。
- 藥圃（藝圃）： 文震孟在蘇州城內建造了極為奢華的園林「藥圃」（今蘇州藝圃的前身）。這座園林以其巨大的太湖石峰和精美的建築著稱。柯律格指出，這時的園林已經不再有早期「東莊」那種生產性的影子，而是純粹的財富展示。文震孟作為狀元和高官，他的園林是他在政治上成功（以及最終失敗）的物質具象化。
- 文震亨（Wen Zhenheng）： 文震孟的弟弟，著名的《長物志》（Treatise on Superfluous Things）作者。
- 品味的獨裁者： 文震亨在書中對園林的一草一木都制定了極其嚴苛的規則。什麼花可以種，什麼石不能用，什麼樣的欄杆是「俗」的。
- 焦慮的根源： 柯律格敏銳地指出，文震亨如此執著於區分「雅」與「俗」，恰恰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界線已經模糊了。商人只要有錢，就能買到同樣的太湖石，種同樣的花。文震亨無法在財力上壟斷這些物品，只能試圖在知識（Knowledge）和品味（Taste）上建立壁壘。他的園林不再是自然的反映，而是一件件被編碼的「物」的集合。
3. 園林作為社會競爭的武器：破壞與炫耀
園林既然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徵，自然也成為了社會衝突的焦點。
- 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柯律格引用了清初錢泳《履園叢話》中的故事。蘇州兩位富豪（其中一位住在吳寬東莊的舊址上）為了爭面子，在元宵節進行鬥富。一方在園林裡掛滿了珍珠做的燈籠，另一方則派人打碎這些燈籠。這個故事極端地展示了園林如何成為展示財力與進行權力博弈的戰場。
- 階級仇恨的靶子： 在明末的社會動盪（如民變、奴變）中，富人的園林往往是暴民攻擊的首要目標。美麗的園林被焚毀，昂貴的太湖石被推倒。這證明了園林在當時普通百姓眼中，並非什麼高雅的文化聖地，而是剝削與不義之財的象徵。
4. 家族記憶與公共景觀
文氏家族不僅在私家園林中經營，還將影響力延伸到了公共空間。
- 牌坊與祠堂： 文家在蘇州城內豎立了多座牌坊（如表彰文徵明父子的功名），並建立了家廟。這些建築與園林一樣，都是改變城市景觀、宣示家族勢力範圍的手段。
- 虎丘的佔領： 文徵明的孫子文昭祉（Wen Zhaozhi）曾編寫《虎丘山志》。柯律格分析發現，這本志書中提到的「名流」，絕大部分都是文家的親戚、朋友或門生。通過書寫，文家象徵性地「佔領」了虎丘這個公共名勝，將其轉化為家族的文化後花園。
全書總結：為什麼我們誤讀了中國園林？
在全書的結論部分，柯律格跳出明代的歷史，反思了現代人對中國園林的認知是如何形成的。
1. 19 世紀的偏見與 20 世紀的重構
- 西方的凝視： 19 世紀的西方遊客（如傳教士、外交官）來到中國時，看到的往往是衰敗的景象。他們對中國園林的描述充滿了獵奇與輕視，認為其混亂、怪誕。
- 20 世紀的轉變： 到了 20 世紀初，隨著西方對「東方神秘主義」的嚮往，以及中國本土知識分子（如林語堂等）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詮釋，園林開始被過度美化。它被剝離了所有的經濟與社會背景，被提煉成一種純粹的哲學或美學空間——「道家的自然」、「儒家的退隱」。
- 博物館化的園林： 1980 年代以後，隨著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明軒」（The Astor Court）的建立，蘇州園林成為了中華文化的標準符號。這種「出口版」的園林更加強化了其「永恆、寧靜、避世」的刻板印象。
2. 柯律格的最終主張：重新複雜化
《富饒的作坊》一書的最終目的，是要打破這種簡化的神話。柯律格告訴我們：
- 園林是「物」： 它不是虛無縹緲的精神寄託，而是由泥土、木材、石頭構成的物質實體，受到生產技術、物價波動和市場規律的制約。
- 園林是「利」： 它最初是高產值的果園，後來是昂貴的房地產。它的興衰與江南的經濟命脈（絲綢、棉布貿易）息息相關。
- 園林是「名」： 它是士大夫階層用來區隔自身與商賈、大眾的文化堡壘。所有的詩情畫意，都是這場社會區隔遊戲的一部分。
- 園林是「動態的」： 1500 年的園林（生產性）與 1630 年的園林（審美性）截然不同。不存在一個超歷史的、本質化的「中國園林」。
3. 結語
柯律格用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當我們不再把園林僅僅當作「藝術」來看待，而是將其視為一種 「奢侈品」、一種 「地產」、一種 「社會媒介」時，我們才能真正看懂明代中國的社會肌理。
那座牆內的園林，既是文人夢想的桃花源，也是他們焦慮的避難所，更是那個商品經濟極度繁榮、社會階層劇烈變動的時代最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