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由普立茲獎得主湯瑪斯·E·瑞克斯（Thomas E. Ricks）所著的《首要原則：美國建國者從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裡學到了什麼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我們的國家》（First Principles），透過詳細的歷史考證與傳記式的敘述，深入探討了美國前四位總統——喬治·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湯瑪斯·傑佛遜與詹姆斯·麥迪遜——的思想根源。瑞克斯的核心論點在於，這些建國者的世界觀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深受古典希臘與羅馬歷史、哲學與文學的薰陶。這種古典主義不僅僅是他們受教育的一部分，更是他們用以理解世界、設計政府結構以及衡量個人道德的「操作系統」。
以下將針對書中的核心論點進行詳盡的分析與總結，分為三個主要部分進行論述：一是羅馬模式對華盛頓與亞當斯的影響及其對「美德」的追求；二是傑佛遜與麥迪遜如何透過希臘哲學與蘇格蘭啟蒙運動轉化古典思想以設計新國家；三是古典主義在面對奴隸制矛盾與現代民主興起時的衰落與轉型。
第一論點：羅馬模式的實踐與「公共美德」的追求——華盛頓與亞當斯的政治遺產
在十八世紀的美國殖民地，古典主義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對象，它更是一種滲透至社會文化、政治修辭乃至個人行為準則的生活方式。對於當時的精英階層而言，古羅馬共和國的興衰史是他們理解政治現實的主要參考座標。在這個框架下，喬治·華盛頓與約翰·亞當斯雖然背景迥異，但都深刻地受到了羅馬價值觀的影響，特別是對「公共美德」（Public Virtue）的執著追求。這裡的「美德」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私人道德或宗教虔誠，而是指一種為了公共利益而犧牲個人私利、將國家福祉置於個人慾望之上的男性氣概與公民責任。
喬治·華盛頓雖然是前四位總統中受正規教育最少的一位，不懂拉丁文，也未曾像其他人那樣深入研讀古代原典，但他卻在行動上最完美地體現了羅馬英雄的形象。瑞克斯在書中詳細論述了華盛頓如何透過「文化滲透」與模仿來習得古典價值。華盛頓最喜愛的戲劇是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卡托》（Cato），劇中羅馬政治家卡托為了捍衛共和國自由、寧死不屈於凱撒獨裁的形象，深深植入了華盛頓的靈魂。華盛頓的一生似乎都在扮演著三個羅馬角色：卡托、費邊（Fabius）與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在革命戰爭初期，華盛頓雖然渴望榮譽與聲望，但他很快意識到與英軍進行正面決戰的風險。這促使他轉向了「費邊戰略」（Fabius Strategy），即模仿古羅馬將軍費邊對抗漢尼拔的策略，避免主力決戰，透過消耗戰與游擊戰來拖垮強大的敵人。這種戰略的轉變不僅是軍事上的考量，更是一種心理上的修煉，要求指揮官具備極大的耐心與忍辱負重的品德，這正是羅馬式堅忍主義（Stoicism）的體現。戰爭結束後，華盛頓拒絕了奪取絕對權力的誘惑，像辛辛納圖斯一樣，在功成名就後卸甲歸田，這一舉動徹底確立了他作為「美德」化身的地位，成為美國共和精神的基石。
相較於華盛頓的「行動羅馬人」，約翰·亞當斯則是一位沈迷於羅馬法學與修辭的「思想羅馬人」。亞當斯將自己視為西塞羅（Cicero）的現代傳人。他在哈佛接受的教育使他沈浸在拉丁文學中，他不僅模仿西塞羅的演講風格，更將西塞羅鎮壓卡提林（Catiline）陰謀的歷史視為理解當時政治局勢的透鏡。對亞當斯而言，政治是一場關於榮譽、聲望與服務的崇高事業，但同時也充滿了派系鬥爭與陰謀。亞當斯對「美德」的理解帶有強烈的精英主義色彩，他認為只有具備足夠教育與財產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大公無私。然而，亞當斯也深受西塞羅式的虛榮心所苦，他渴望被認可，渴望在歷史上留名，這種對榮譽的過度追求有時反而成為他在政治操作上的盲點。
這兩位建國者都堅信，一個共和國的存續依賴於其公民的「美德」。他們認為，如果人民腐敗、沈溺於奢侈，共和國必將像羅馬一樣走向滅亡。因此，他們在建國初期的政治實踐中，極力排斥政黨政治（他們稱之為「派系」），認為派系是私利凌駕於公義的表現，是共和國健康的毒瘤。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對派系精神的嚴厲警告，正是這種古典共和主義思維的最終回響。然而，歷史的諷刺在於，他們試圖建立一個基於古典美德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迅速展現出了商業化、民主化與黨派化的特徵，這些特徵恰恰與他們所推崇的古羅馬理想背道而馳。華盛頓與亞當斯的悲劇在於，他們是舊時代的最後守護者，試圖用古代的道德標準來約束一個新興的、充滿活力的現代社會，這註定了他們在政治晚期的失落與不解。
第二論點：從理想主義到制度設計——傑佛遜與麥迪遜的希臘視角與啟蒙轉向
如果說華盛頓與亞當斯代表了羅馬式的剛毅與秩序，那麼湯瑪斯·傑佛遜與詹姆斯·麥迪遜則將目光轉向了希臘哲學與蘇格蘭啟蒙運動，從而為美國的政治體制注入了更為靈活與現代的元素。瑞克斯指出，傑佛遜是建國者中最具「希臘氣質」的一位，他偏愛希臘文學勝過羅馬文學，推崇伊比鳩魯主義（Epicureanism），這深刻影響了他對「幸福」與「自由」的理解。而麥迪遜則扮演了政治科學家的角色，他通過對古代聯邦興衰的嚴謹研究，結合蘇格蘭啟蒙思想，設計出了一套能夠容納人性缺陷的憲政體制。
傑佛遜的古典主義帶有一種浪漫與理想化的色彩。他在起草《獨立宣言》時，將洛克（Locke）的「生命、自由與財產」修改為「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這一改動極具深意。這不僅是對英國政治傳統的超越，更是伊比鳩魯哲學在美洲大陸的政治實踐。伊比鳩魯學派強調避免痛苦、追求內心的寧靜與幸福，這與傑佛遜強調個人自由、反對暴政、以及對農業社會田園牧歌式的嚮往不謀而合。傑佛遜認為，政府的目的不在於塑造公民的道德（如古典共和主義所求），而在於保障公民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利。這種思想轉向為美國政治注入了個人主義的基因，使「自由」逐漸取代「美德」成為政治話語的核心。此外，傑佛遜在歐洲期間深受法國啟蒙運動與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影響，他將羅馬的建築風格引入美國，設計了維吉尼亞州議會大廈與後來的華盛頓特區建築，試圖通過建築形式來固化共和國的莊嚴與永恆，儘管他的政治理念更傾向於希臘式的民主與流動。
然而，真正將古典歷史轉化為現代憲政工程的是詹姆斯·麥迪遜。麥迪遜在普林斯頓大學（當時的紐澤西學院）接受了約翰·威瑟斯彭（John Witherspoon）的教育，深受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影響。蘇格蘭學派強調經驗主義、常識與對人性的現實評估。當麥迪遜在 1780 年代面對《邦聯條例》的失敗時，他並沒有像傳統共和主義者那樣僅僅呼籲恢復「美德」，而是進行了一項龐大的學術研究——系統性地分析古希臘與古羅馬各個聯邦體制失敗的原因。他研究了阿哈伊亞同盟、安菲克堤翁同盟等古代組織，得出的結論是：古代共和國的失敗往往源於中央權力過弱，導致內部混亂與外部干預。
基於這些研究，麥迪遜在憲法制定過程中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觀點，徹底顛覆了孟德斯鳩關於「共和國只能在小國實行」的傳統智慧。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 10 篇中論證，擴大共和國的規模反而有利於自由的保存。他認為，在一個大國中，各種利益集團（派系）會相互制衡，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派系能夠取得壓倒性的統治地位。這是對人性「自利」本質的承認與利用，而非試圖消滅它。麥迪遜意識到，依賴華盛頓式的「美德」是不可靠的，因為「人不是天使」。因此，必須設計一套制度（System），利用「野心來對抗野心」，通過權力分立與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來維持政府的運作與穩定。這標誌著美國政治思想從「古典共和主義」向「現代自由主義」的關鍵轉型：不再強求公民成為無私的聖人，而是建立一個能讓自利的公民和平共處的法治架構。麥迪遜的這一智識貢獻，成功地將古典歷史的教訓轉化為了現代憲政的基石。
第三論點：古典主義的黃昏——奴隸制的矛盾與美國現實的衝擊
瑞克斯書中的最後一個重要論點，是關於古典主義在美國政治文化中的衰落，以及這一過程如何揭示了建國理念中核心的虛偽性——即奴隸制。雖然建國者們引用希臘羅馬的自由理念來反抗英國的暴政，但他們同時也繼承並維護了一個基於種族奴役的經濟體系。這種矛盾在十九世紀初期變得日益尖銳，最終導致了古典主義作為政治指導原則的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粗獷的平民主義與商業精神，以及最終爆發的內戰。
建國者們，尤其是來自南方的傑佛遜、麥迪遜與華盛頓，身處於一個嚴重依賴奴隸勞動的社會。這在古典世界中並不罕見，希臘與羅馬的文明同樣建立在奴隸制之上。然而，美國建國者面臨的道德困境在於，他們宣稱「人人生而平等」。為了調和這一矛盾，南方奴隸主階層再次轉向古典文獻尋求辯護，特別是亞里斯多德的學說。亞里斯多德關於「自然奴隸」的理論——即某些人天生註定要被統治——被用來為種族奴隸制提供哲學上的合法性。此外，羅馬歷史上奴隸制的普遍性也被用來反駁廢奴主義者的道德指控。這種對古典權威的濫用，使得古典主義在十九世紀的道德辯論中逐漸失去了光環，甚至被視為一種維護舊有階級壓迫的工具。
隨著時間推移，美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工業革命的到來、西部的開發以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造就了一種強調實用主義、個人奮鬥與金錢價值的新文化。十九世紀的美國人不再像他們的祖輩那樣敬畏古代聖賢，他們更關心的是蒸汽機、鐵路與棉花價格。安德魯·傑克森（Andrew Jackson）的崛起象徵著這種「平民政治」對「精英政治」的勝利。傑克森及其追隨者對華盛頓、亞當斯等人所代表的「紳士統治」嗤之以鼻，他們認為古典教育是一種精英階層用來區隔大眾、壟斷權力的文化資本。在這種新秩序下，引用拉丁文不再是智慧的象徵，反而可能被視為迂腐或反民主的表現。
瑞克斯深刻地指出，這種文化的轉變同時伴隨著政治上的災難預兆。隨著古典共和主義中強調「公共利益」與「整體和諧」的聲音減弱，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利益爭奪與黨派鬥爭。華盛頓在晚年對「黨派精神」的恐懼最終成真。聯邦黨人試圖維持的古典秩序崩解了，而傑佛遜與麥迪遜所構想的農業共和國也逐漸被工業資本主義所取代。更為致命的是，憲法設計中對奴隸制的妥協（麥迪遜所謂的為了聯盟而做的必要之惡），最終證明是無法透過制度設計來自行解決的。當「美德」不再是約束政治行為的準則，當南北雙方都無法再用共同的古典語言來溝通時，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權力與利益衝突。
最終，古典主義在美國的衰落，不僅僅是教育課程的改變，它標誌著美國從一個由受過古典薰陶的貴族精英領導的實驗性共和國，轉變為一個喧囂、充滿活力但也充滿混亂與分裂的現代大眾民主國家。建國者們從希臘與羅馬學到了如何建立國家，但他們未能從中找到解決奴隸制毒瘤的解藥，也未能預見到工業與民主力量會如何徹底重塑他們精心設計的政治地貌。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美國的政治體制雖然源於古代智慧，但其生存與發展始終取決於每一代人如何面對當下的道德挑戰與現實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