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五):身體與靈魂的二元對立

在討論了「輕與重」、「永恆回歸」、「媚俗」、「誤解的詞典」以及「偶然性、巧合與命運」之後,我們將目光投向小說中一個極具昆德拉特色且反覆出現的哲學母題——「身體與靈魂的二元對立」(The Duality of Body and Soul)。昆德拉通過對人物內心世界和身體經驗的細膩描寫,深刻地揭示了身體與靈魂之間既相互依存又充滿張力甚至對立的複雜關係,並探討了這種二元性對個體身份認同和存在體驗的影響。

主要論點五:身體與靈魂的二元對立——存在體驗的內在張力與身份認同的困境

昆德拉在小說的第二部分「魂與身」就指出,書中的人物「不是從母親的子宮裡誕生的;他們是從一句刺激性的話語、一兩個或一個基本情境中誕生的。」例如,托馬斯誕生於「Einmal ist keinmal」這句話,而特蕾莎則誕生於「肚子咕咕叫」這個情境。這個開場白本身就帶有對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人物塑造方式的解構意味,同時也暗示了昆德拉更傾向於從哲學思辨和存在情境出發來探討人物。而特蕾莎誕生於「肚子咕咕叫」這個生理現象,直接將我們引入了身體與靈魂二元對立的討論。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這個概念:想像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演講或者約會,你內心充滿了期待和緊張,這是你的「靈魂」或「精神」層面的活動。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你的肚子突然不合時宜地咕咕叫起來,或者你突然想上廁所,這些都是你的「身體」發出的信號。這種時刻,你可能會感到尷尬,覺得身體似乎在和你作對,不聽從你靈魂的指揮。昆德拉正是要探討這種靈魂與身體之間的不協調、甚至對立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如何影響我們對自身和世界的感知。

昆德拉追溯了人類對身體與靈魂二元性的古老認知。他寫道:「很久以前,人驚奇地傾聽著自己胸腔裡有規律的跳動聲,卻從未猜到那是什麼。他無法將自己與一個如此陌生和不熟悉的物體——他的身體——等同起來。身體是一個牢籠,牢籠裡關著某種東西,它觀看、傾聽、恐懼、思考和驚奇;這個東西,這個在身體被解釋清楚之後剩下的殘餘物,就是靈魂。」這段話描繪了一種靈魂優於身體、身體僅僅是靈魂的容器或監獄的傳統觀念。

然而,隨著科學的發展,這種古老的二元對立似乎被消解了。我們知道胸腔裡的跳動是心臟,鼻子是呼吸系統的末端。靈魂似乎也變成了大腦灰質活動的產物。身體與靈魂的二元論被貼上了「過時的偏見」的標籤,我們可以對此一笑了之。但是,昆德拉敏銳地指出:「可是,只要讓一個墜入愛河的人聽聽自己肚子咕咕叫的聲音,那麼身體與靈魂的統一性,那個科學時代的抒情幻象,便會立刻煙消雲散。」這正是特蕾莎第一次去托馬斯公寓時的窘境。她的肚子因為飢餓而咕咕作響,讓她感到無比羞愧,彷彿她的身體背叛了她渴望呈現給托馬斯的那個純潔的、精神化的自我。

特蕾莎的一生,都在與這種身體與靈魂的二元對立進行艱難的搏鬥。她從小就經常站在鏡子前,試圖「透過她的身體看見她自己」。她並非出於虛榮,而是「驚奇於看見她自己的『我』」。她忘記了自己看到的是身體機能的儀表盤,而以為自己看到了靈魂透過面部特徵閃耀出來。她努力想從母親遺傳給她的面容中,將那些屬於母親的特徵「驅逐」出去,只留下屬於她自己的東西。每一次成功,都像是一次醉人的體驗,她的靈魂彷彿從船艙深處衝到甲板上,向天空揮手,歡欣鼓舞。

特蕾莎的母親,是她體驗身體與靈魂分裂的最初根源。她的母親將「做母親」等同於「犧牲一切」,從而將身為女兒的特蕾莎置於一種無法擺脫的「負罪感」之中。更重要的是,她的母親對身體採取一種極端粗鄙和不加掩飾的態度——在家中赤身裸體,公開談論性生活,甚至在朋友面前嘲笑特蕾莎對身體自然現象的羞恥感。這種環境使得特蕾莎將裸體視為「集中營式的劃一」,一種「屈辱」的標誌。她的母親的世界,是一個身體被剝奪了靈魂、所有身體都變得一樣、毫無尊嚴的世界。

因此,特蕾莎對靈魂的渴望,對擺脫純粹肉體性的追求,成為她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驅動力。她熱愛書籍,將書籍視為「一個秘密兄弟會的徽章」,它們不僅提供了逃避不如意生活的想像空間,更成為一種區別於他人的身份標誌,如同一個世紀前花花公子的雅緻手杖。當她遇到托馬斯時,托馬斯桌上放著一本打開的書,這使他在特蕾莎眼中立刻與眾不同,成為那個「秘密兄弟會」的一員。托馬斯用溫和的聲音呼喚她,特蕾莎感到她的靈魂「通過血管和毛孔衝到體表,向他展現自己。」

然而,即使在與托馬斯的愛情中,身體與靈魂的二元對立也依然困擾著特蕾莎。托馬斯對性的態度是「輕」的,他將性與愛分離,擁有眾多情人。這對特蕾莎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她的夢魘中,反复出現自己被置於一個所有女人都一樣、身體被物化和侮辱的場景。例如,在那個游泳池的夢裡,她和其他裸體女人一起遊行,接受托馬斯的檢閱和處決。這個夢境象徵著她對托馬斯將她的身體與其他女人的身體等同起來的恐懼,以及她對失去個體獨特性和靈魂尊嚴的焦慮。

特蕾莎對「做愛時的尖叫」也體現了這種靈魂對身體的反抗。她的尖叫「不是感官的表達」,而是「她的愛情的天真理想主義在尖叫,它試圖驅逐一切矛盾,驅逐身體與靈魂的二元性,甚至驅逐時間。」她閉著眼睛,或者將目光固定在天花板的虛空,試圖通過這種方式,超越純粹的肉體感官,達到一種靈魂的結合。

昆德拉也通過托馬斯的視角探討了身體與靈魂的問題。托馬斯作為一名外科醫生,他的職業本身就涉及到對人體的深入探索。他「將手術刀刺入熟睡在麻醉劑下的人的皮膚」,體驗到一種「褻瀆神明」的感覺,但同時也對此著迷。他對女性的追求,也帶有這種「解剖學」的色彩。他迷戀於發現每個女人身上那「百萬分之一的差異性」,那種「無法想像的部分」,並將其視為女性「我」的核心。他認為,只有在性愛中,這種「百萬分之一的差異性」才變得珍貴,因為它需要被征服和揭示。這種對女性身體的探索,也帶有將身體與靈魂(或個體的獨特性)聯繫起來的意味。

然而,托馬斯對特蕾莎的愛,卻超越了這種對「百萬分之一差異性」的探求。特蕾莎的身體對他而言,是獨一無二的,承載著他們共同的歷史和情感。當他聞到特蕾莎頭髮上其他女人的氣味時,他感到深深的痛苦,這種痛苦並非源於道德上的內疚,而是源於他意識到自己對特蕾莎身體的獨特情感被玷污了。

小說中,動物,特別是狗卡列寧,也為身體與靈魂的討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卡列寧沒有人類那樣複雜的靈魂和精神世界,它的存在更接近於一種純粹的身體性。然而,正是這種純粹性,使得它與天堂的距離更近。昆德拉寫道:「狗從未被逐出天堂。」卡列寧的存在,以其簡單的重複和純粹的情感(例如它對特蕾莎和托馬斯毫無保留的愛和信任),反襯出人類在身體與靈魂分裂中所承受的痛苦和焦慮。特蕾莎對卡列寧的愛,是一種「完全無私的愛」,她不向卡列寧索取任何東西,也不試圖改變它。這種愛,比她與托馬斯之間充滿了猜忌、痛苦和計算的愛,顯得更為純粹和接近天堂的狀態。

最終,昆德拉並沒有試圖解決身體與靈魂的二元對立,而是將其呈現為人類存在的基本困境。我們既無法完全擺脫身體的束縛和欲望,也無法忽視靈魂對意義、尊嚴和超越性的追求。這種內在的張力,構成了我們存在體驗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特蕾莎的痛苦,正是源於她無法調和這種二元性,她渴望靈魂的純粹,卻又深陷於身體的愛慾和嫉妒之中。而托馬斯的「輕」,則可以看作是一種試圖逃避這種二元張力的方式,他試圖將身體的欲望與靈魂的承諾分開,但最終也發現這種分離是徒勞的。

昆德拉通過對身體細節的描寫(如特蕾莎的肚子咕咕叫、乳暈的顏色、托馬斯頭髮上的氣味),以及對人物內心活動的剖析,將這種哲學思辨落實到了具體的感官體驗和情感衝突之中。他讓我們看到,身體並非僅僅是靈魂的附屬品,它有其自身的邏輯和需求,它以其獨特的方式參與並塑造著我們的存在。而靈魂,則在與身體的互動、衝突和和解中,不斷地尋找和定義著自身的意義。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深刻地探討了身體與靈魂的二元對立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學命題。他並未提供簡單的答案或解決方案,而是通過人物的掙扎和反思,揭示了這種二元性在人類存在體驗中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身體與靈魂的關係,是充滿張力的、動態的,它構成了我們理解自身、理解他人以及理解我們與世界關係的關鍵維度。在昆德拉的筆下,這種二元對立不再是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充滿了血肉和情感的生命體驗,是構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