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論點五：極權制的退化、崩潰與轉型路徑——臺灣、蘇歐與中國的對比分析
許成鋼教授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提出了一個具有高度理論深度與實踐意義的論點，即探討極權主義制度如何終結，以及終結後的演化路徑。他認為，制度轉型的成敗與方向，並非由短期的政治決策或經濟指標決定，而是由該社會中長期積累的「制度基因」決定的。這個論點的精彩之處在於，他透過對臺灣、蘇聯、中東歐國家以及當代中國的深度對比，揭示了為什麼同樣是從專制或極權中走出，有的國家能建立穩固的憲政民主，而有的國家則會陷入威權主義的復辟或極權主義的陷阱。他強調，極權制的崩潰只是轉型的開端，而社會中是否存在支持憲政的「基礎基因」——即普遍的私有產權、發達的公民社會，以及對人權與人性意識的社會共識——才是決定性因素。
許成鋼首先以臺灣作為「成功轉型」的範例進行深入分析。他提出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觀察：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制度基因雖然在血緣與傳統文化上有相似之處，但在關鍵的制度演化節點上，兩者早於十九世紀末就發生了「基因大分流」。臺灣之所以能成功轉型為成熟的憲政民主，第一個關鍵在於其「帝制基因」扎根較淺。由於大清帝國對臺灣的統治相對短暫且「天高皇帝遠」，中華帝制那套嚴密的土地皇權制與科舉制在臺灣並未形成毀滅性的壟斷。隨後，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特別是大正民主時期，意外地為臺灣植入了民主憲政的初始基因。當時臺灣的社會精英開始參與地方選舉、組織政治團體，並接觸到西方的法律意識。這種「外來基因」的植入，使得臺灣社會在二戰後，雖然面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卻始終保留了一股要求「地方自治」與「依法行政」的潛流。
許成鋼進一步論證，國民黨的性質與共產黨有本質區別。雖然國民黨在臺灣曾實施長期的戒嚴與特務統治，但它始終不是一個「全能主義」的極權政黨。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尊奉三民主義，名義上承認憲政是最終目標；在經濟上，國民黨鼓勵私有財產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許成鋼指出，正是這種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培育了臺灣強大的中產階級與企業家階層，他們成為了後來推動民主化的經濟基礎。在這種環境下，臺灣的「民主基因」得以在威權制的縫隙中緩慢生長。當 1980 年代內部壓力（如美麗島事件、野百合學運）與外部壓力（美國外交政策轉向、韓國民主化浪潮）交織時，臺灣的制度基因已經成熟到足以支撐一場和平的、自下而上的憲政轉型。統治者如蔣經國與李登輝的個人選擇固然重要，但他們的選擇本質上是順應了這種強大的基因演化大勢。
與臺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與中東歐的轉型。許成鋼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蘇聯極權制的崩潰，不僅是因為經濟改革的失敗，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其「人性意識」的覺醒與對「極權控制不可改革性」的集體認同。他分析，蘇聯與中東歐國家雖然深受馬列主義毒害，但其歷史中具備啟蒙運動的底色。自赫魯雪夫去史達林化以來，蘇歐社會的精英中始終存在著一種對「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追求。這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基因，它在 1968 年布拉格之春與波蘭團結工會運動中反覆顯現。許成鋼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之所以導致極權制的終結，是因為他在意識形態上放棄了暴力鎮壓的「合法性」，轉而追求民主化。然而，他指出，蘇聯解體後，除了波羅的海三國等具備較深西方傳統的國家外，俄羅斯等國迅速退化為普丁式的威權主義，原因在於其缺乏「私有產權」與「獨立司法」這兩項核心的憲政基因。在長期受極權統治的社會，民眾缺乏保護自己權利的實力與意識，這使得政權在崩潰後，極易被舊有的特務組織（如 KGB）與財閥重新接管，形成一種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威權均衡」。
接著，許成鋼回頭審視中國的處境，他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警告：中國目前正處於一個深重的「極權主義陷阱」。他論證，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曾讓人產生幻覺，以為私有經濟的發展會自動導致民主。但許成鋼透過制度基因的框架指出，中國的私企是在「區管式極權制」的特殊環境下生長出來的，它們缺乏法律上的最終控制權。在中共的制度基因中，國有資產（尤其是土地與金融）被視為「執政基礎」。當私企與民間力量的成長開始挑戰黨的絕對領導（即基因衝突）時，中共並不會像國民黨或蘇歐共產黨那樣選擇退讓或民主化。相反，由於中國缺乏啟蒙運動的傳統，加上太子黨群體對「打天下、坐天下」權力繼承基因的執著，中共會動用極權機器進行劇烈的「反演化」，即透過打壓私企、收緊意識形態與強化數位監控，將社會強行拉回極權軌道。
許成鋼強調，中國與蘇歐最大的不同在於「軍人干政」的傳統與「接班人制度」的差異。在蘇聯，黨對軍隊有絕對控制，但軍隊不參與最高權力分配；而在中國，軍委主席的地位決定了一切，這使得暴力始終是權力博弈的底牌。同時，中國有意建立的「太子黨」接班體系，強化了極權制的血緣壟斷性，使得統治集團內部缺乏放棄權力的誘因。他精闢地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曾創造了新的制度基因萌芽，但這些萌芽在舊有帝制基因與極權基因的聯合絞殺下，正顯得極其脆弱。如果社會不能形成關於人權高於主權、產權不可侵犯的廣泛共識，那麼經濟的停滯與危機，只會引發更為嚴酷的政治壓制，而非制度的自然轉型。
在這一論點的總結中，許成鋼教授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嚴酷的真理：極權主義的基因具備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只要「三位一體」的壟斷結構不破（郡縣制的官僚控制、土地皇權的經濟壟斷、科舉制的思想鉗制），任何局部的經濟改良最終都會被制度的慣性所吞噬。臺灣的轉型是因為成功地在基因層次剔除了這些毒素，而蘇俄的教訓則告訴我們，缺乏私產支撐的民主改革是多麼容易夭折。對於中國而言，制度轉型不是一個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深層的文化與權力結構的改造問題。這需要一場遲到兩百年的、真正的人性啟蒙，以及從產權到司法、全方位的基因重組。
主要論點六：全球視野下的極權主義挑戰——世俗宗教、數位演化與人類自由的未來
許成鋼教授在本書的結論部分，將他的「制度基因」理論提升到全球與歷史哲學的高度。他提出第六個核心論點：共產極權主義不應被視為二十世紀的一個短暫插曲，而應被視為一種具備強大擴張性、能夠隨技術演化的「世俗宗教」力量，它對人類文明的挑戰是長期的且根本性的。許成鋼深入解構了極權主義如何利用現代化手段（如大數據、人工智慧）升級其統治基因，並論證了這種制度與憲政民主文明之間存在的不可調和性。這一論點呼應了米塞斯在半個多世紀前的警告，提醒自由世界必須從基因層次認清對手，否則所有試圖遏制或改變極權主義的努力都將以失敗告終。
許成鋼首先重申了極權主義作為「世俗宗教」的特質。他指出，人類天生具有追求意義、崇拜威權與渴望救贖的心理基因。共產極權主義巧妙地捕獲了這些基因，它用「歷史必然律」代替了神旨，用「完美社會」代替了天堂。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不在於其科學性，而在於其煽動力。在沙俄與中國這類缺乏獨立宗教傳統、或宗教受王權控制的社會，這種世俗宗教能迅速填補信仰真空，建立起一套政教合一的動員機制。許成鋼論證，這種「救世主義」的基因決定了極權政權必然傾向於向外擴張，因為它必須證明其真理的普世性。這解釋了為什麼無論蘇聯還是今日中國，在國力增強後，都會產生與國際秩序的深刻衝突。這不是單純的地緣政治爭奪，而是不同制度基因之間的排他性競爭。
許成鋼接著提出了一個極具原創性的觀察，即「極權主義的數位演化」。他認為，經典極權制在二十世紀後期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信息收集與處理能力的侷限。蘇聯的中央計畫體系在面對複雜的現代經濟時，因為信息扭曲與激勵失效而崩潰。然而，當代中國的「區管式極權制」在結合了網際網路、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後，似乎找到了一種升級自身基因的方法。許成鋼將此稱為「數位極權主義」。在這種新形態下，過去需要依靠千萬名秘密警察進行的監控，現在可以透過演算法自動化完成；過去難以解決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現在可以透過全社會的數據監測得到部分緩解。他警告說，這套技術與極權基因結合後，產生了一種「全知全能」的統治假象，使得統治者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去識別並剷除任何「異端」基因。
在這一長篇論證中，許成鋼深入分析了這種數位極權主義對人類文明的具體威脅。他指出，這種制度正在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社會生態：人們在高度監控下不僅失去了行動的自由，更在長期自我審查中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當真理的定義被大數據與宣傳機器所壟斷，當社會信用體系將人的權利與對政權的服從掛鉤，人類社會中那些支持自由與創新的「人性基因」將會萎縮。許成鋼認為，這正是極權主義對全球文明最大的腐蝕力。它透過輸出這種統治模式與監控技術，正在世界範圍內挑戰憲政民主的基石。如果自由民主國家僅將其視為經濟競爭對手，而忽略了其背後的制度基因侵略性，那麼人類文明可能會進入一個長期的、數位化的奴役時代。
進一步地，許成鋼論證了「極權主義經濟」的長期不可持續性，即便有了大數據的加持。他強調，制度基因中的「軟預算約束」與「創新抑制」是數位技術無法解決的內生毒素。他指出，真正的科技突破（如從 0 到 1 的發明）需要自由的靈魂、獨立的產權與受保護的異見，而這些恰恰是極權基因必須消滅的對象。因此，數位極權國家雖然能在大規模模仿與資源動員上展現優勢，卻永遠無法在人類智慧的最前沿保持領先。他預言，這種「控制」與「創新」的根本矛盾，終將導致極權體系在內部陷入僵化與腐敗，並在外部競爭中感受到日益增強的壓力。這種壓力如果處理不當，極權政權為了維護生存，極易訴諸戰爭或對外冒險，這使得極權主義的挑戰變成了對全人類安全的挑戰。
許成鋼教授在全書的結語中，回到了對「制度轉型」條件的終極思考。他提出，理解共產極權主義是全人類在二十一世紀面臨的最大挑戰。他指出，過去三十年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誤判，源於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進入會自然瓦解極權主義。然而，「制度基因」的理論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對舊有基因（如產權、思想、組織）的徹底剔除與新基因的艱難培植，外來的營養（如資本、技術）反而會被舊基因吸收，使其生長出更為畸形且強大的怪物。他呼籲人們重新審視洛克、海耶克等思想家的遺產，認識到人權與產權的密不可分是憲政文明的唯一真理。
總結這最後一個主要論點，許成鋼教授的《制度基因》不僅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診斷書，更是一部關於人類自由與奴役博弈的啟示錄。他透過嚴密的邏輯與宏大的史實，論證了極權主義是如何從古代帝制的灰燼中重生，又是如何利用現代科技進行惡性演化的。他最後的立場雖然帶著深重的憂慮，但也指明了希望所在：即對於人性意識、對於基本權利的覺醒，是任何數位技術都無法完全抹殺的。人類文明的未來，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從基因層次識別出極權主義的威脅，並在每一個社會中，為保護那點脆弱的自由基因，進行持久且深刻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