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許成鋼教授在《制度基因》中對極權主義的起源、演變及其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進行了更為深度的歷史與理論分析。以下是本書的第三個與第四個核心論點的詳細解說。
主要論點三：蘇俄極權主義的誕生、基因構成及其對中國的跨國移植
許成鋼教授在本書的第七、八及十章中，提出了一個極為關鍵的論點：共產極權主義之所以首先在俄國誕生，並能成功移植到中國，絕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自然結果，而是因為這兩個社會具備了特定的、支持極權黨生存的「制度基因」。馬克思原先預言無產階級革命會發生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德國、英國），但歷史的事實卻是，這些具備憲政傳統與發達私產制度的國家，對極權主義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相反，在沙俄與中國這類具備高度專制傳統、社會力量極其脆弱的土壤上，極權主義卻展現了驚人的生命力。許成鋼深入解構了蘇俄極權主義的三大基因：沙俄帝制、東正教傳統與秘密政治組織。
首先，沙俄帝制提供了極權主義的政治骨架。許成鋼指出，俄國雖然在地理上靠近歐洲，但其制度基因受蒙古統治（金帳汗國）與拜占庭帝國的深刻影響，形成了君主壟斷一切權力與資源的傳統。在俄國，沙皇不僅是主權者，也是最大的產權所有者。這種「主權產權合一」的結構，使得社會中不存在能有效制衡皇權的貴族或資產階級。當列寧建立布爾什維克政權時，他並非從無到有創造了一套制度，而是繼承了沙皇統治的集權機制，並將其推向更為極端、更為現代化的境地。許成鋼強調，這種「專制性」（Autocracy）是俄國制度基因的核心，它決定了俄國在面臨清末民初那樣的憲政轉型時，會因為缺乏支持憲政的社會力量而陷入混亂，最終讓更具組織力、更不擇手段的極權黨奪取權力。
其次，俄國東正教與教會傳統為極權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心理模板」。許成鋼提出一個深刻的觀點：共產極權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借用了基督教的救世主義架構，將「天堂」替換為「共產主義社會」，將「救世主」替換為「革命領袖」，將「原罪」替換為「階級出身」，將「異端審判」替換為「政治大清洗」。在俄國，由於東正教會長期依附於世俗皇權（政教合一），缺乏西歐天主教那樣獨立於政權的地位，這使得俄國民眾習慣於服從一個統一的、不容置疑的精神權威。列寧與史達林巧妙地利用了這種深植於俄國人心理中的「教皇兼皇帝」的崇拜基因，建立起了對領袖的個人迷信。這種「宗教式動員」的能力，是極權主義能夠在短時間內煽動千百萬人投身暴力革命的精神源泉。
第三個基因是「秘密政治組織」。許成鋼分析，在沙皇嚴酷的鎮壓下，俄國產生了一大批具備恐怖主義傾向的秘密革命團體（如民意黨）。這些組織的特點是：高度集權、絕對服從、紀律嚴明、不擇手段。列寧的「建黨原則」——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精幹組織，實施「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就是將這種傳統的秘密社會組織基因與現代政治目標相結合。許成鋼認為，這套組織技術是極權主義最核心的發明，它讓一個原本是少數派的團體，能夠透過嚴密的組織力，在社會混亂之際精準奪權，並在奪權後透過「紅色恐怖」迅速控制全社會。
在此基礎上，許成鋼詳細論述了這套「蘇俄基因」如何跨國移植到中國。他指出，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處於極度的民族主義憤怒與「救亡」壓力下。當時，英、美式的憲政民主雖然在理論上吸引人，但在實踐中卻顯得緩慢且無法解決中國的積弱問題。蘇俄在 1919 年發布的《對華宣言》，宣稱歸還沙俄掠奪的權益，這種「反帝國主義」的姿態精準地擊中了中國激進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需求。更重要的是，中國自身的基因庫中，早已存在著與蘇俄極度相似的「帝制基因」與「秘密社會基因」。中華帝制的郡縣制比沙俄更徹底地消滅了獨立力量，而中國歷史悠久的幫會與會黨，則為接受列寧主義的組織模式準備了現成的心理與組織基礎。
共產國際（Comintern）在這一移植過程中扮演了「制度傳教士」的角色。許成鋼利用解密檔案證明，中國共產黨並非中國本土自發產生的政黨，而是共產國際直接出資、派遣代表（如維經斯基、馬林）、制定綱領而建立的「海外支部」。共產國際不僅帶來了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更帶來了全套的「組織技術」。這包括如何建立秘密小組、如何發動工人運動、如何進行政治洗腦。許成鋼強調，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直接介入，中國那些零散的、信奉無政府主義或各種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是不可能自發形成一個如此鋼鐵般嚴密的極權政黨的。
在移植的過程中，中共巧妙地利用了中國的制度基因進行「本土化」。許成鋼指出，毛澤東等人的成功在於，他們將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與中國傳統的「農民造反」基因相結合。在中國這個缺乏無產階級的農業社會，中共將「階級」的概念擴張，利用「平分土地」這一對農民而言具有極強「短期激勵相容性」的口號，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動員。許成鋼將這種動員機制形容為一種「政治龐氏騙局」：在革命的各個階段，中共分別許諾不同群體利益（給農民土地、給民主人士民主、給民族資本家地位），誘使他們參與暴力破壞舊秩序。但一旦政權穩固，極權主義的本性便會顯露，這些曾被許諾的權利（如土地私有權、政治自由）會被迅速收回，轉化為黨對資源的全面壟斷。
總結論點三，許成鋼教授論證了極權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是「外來基因」與「本土基因」惡性結合的結果。沙俄帝國創造了這套現代化的專制技術，而中華帝國遺留的權力壟斷結構與秘密社會傳統，則為這套技術提供了最完美的著陸場。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共在奪權後，能夠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比沙皇或大清更為嚴密的統治。這種移植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建立了一個與西方憲政文明完全不同的、基於絕對控制與世俗救贖的制度體系。
主要論點四：區管式極權制（Regionally Administered Totalitarianism）的演變及其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許成鋼教授在本書第十二、十三章中提出了一個最為原創且具備國際影響力的論點，即當代中國的制度本質並非單純的蘇式極權，而是一種變異的、具備中國特色的「區管式極權制」（RAT）。這個論點深刻地回答了：為什麼在蘇聯與東歐極權制紛紛崩潰後，中共政權不僅生存了下來，還能創造出長達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許成鋼認為，這背後的秘密在於毛澤東在大躍進與文革期間，無意中將中國傳統的「郡縣制」基因與蘇式極權進行了嫁接，從而創造出了一種比蘇聯模式更具韌性與靈活性的管理結構。
首先，許成鋼區分了「經典極權制」與「區管式極權制」。在蘇聯的經典極權制下，國家實施高度集中的「條條專政」（垂直管理）。中央各部委直接管理全國所有的工廠與分配，地方政府僅僅是執行指令的行政末端，缺乏獨立的資源與決策權。這種模式雖然在戰時或重工業追趕期有效，但在日常經濟管理中會產生嚴重的「激勵機制問題」與「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極度僵化與效率低下。蘇聯與東歐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他們無法在不放棄中央計畫的前提下解決官僚體系的動力問題。
與之對應，毛澤東自 1958 年大躍進起，因為對蘇聯官僚體系的不信任，以及對中國傳統「地方自治」與「自給自足」歷史基因的直覺，發動了大規模的放權運動。毛提出「塊塊專政」取代「條條專政」，將大部分企業的管理權、財政權與行政權下放到省、市、縣各級政府。許成鋼指出，這一轉變雖然在大躍進時期造成了災難性的混難與大饑荒，但在制度演化的長河中，它卻在中國植入了「區域管理」的基因。文革期間，為了備戰與應對混亂，中國進一步形成了數以千計、具備完整功能的自給自足的地方經濟體。
許成鋼論證，正是這種「區管式極權制」的結構，成為了鄧小平時代經濟改革的基石。在鄧的改革中，中共利用了這種地方分權的結構，引入了「地區間排序競爭」（Yardstick Competition）的機制。在政治上，中央保持絕對的人事集權（黨管幹部，這是科舉制的現代變體），但在經濟上，中央以 GDP 增長速度作為各級官員晉升的主要考核指標。這種「政治集權、經濟分權」的奇特組合，在中國造就了獨特的激勵環境：地方官員為了仕途，有強大的動力去推動本地經濟增長、吸引外資、甚至在法律灰色地帶保護私營企業（如溫州的假集體、鄉鎮企業等）。
這種結構使得中國的改革展現出與蘇聯截然不同的動態。在蘇聯，改革必須由中央發起並貫徹到底，一旦中央猶豫，改革即停止。但在中國，由於存在「地區實驗」的空間，當某些地區（如安徽、廣東）的改革取得成效後，其他地區會在競爭壓力的驅使下迅速模仿。許成鋼將此稱為「向地區分權的威權主義」（RDA）。他指出，中國的經濟奇蹟並非源於中央政府的高瞻遠矚，而是源於這套區管式結構所激發出的數萬個地方政府的企業家精神。然而，他警告說，這套制度的底色依然是「極權主義」的，因為所有的經濟發展最終都是為了加強黨的統治合法性，而非保護個人權利。
進一步地，許成鋼分析了「區管式極權制」在二十一世紀面臨的內在矛盾。他指出，這種制度在「追趕階段」（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非常有效，因為模仿先進國家的技術與管理相對簡單，地區競爭能迅速規模化這些成果。但當經濟進入需要「突破性創新」的高收入階段時，極權制的本性便會成為障礙。創新需要法治、需要產權的長遠保障、需要思想的自由競爭，而這些正是極權主義基因所要扼殺的。當私營企業與公民社會的發展開始威脅到黨對權力與資源的壟斷時，制度基因中「控制一切」的本能便會觸發強烈的免疫反應。
這解釋了為什麼自 2012 年以來，中國出現了顯著的政治逆轉與集權回歸。許成鋼認為，這並非偶然的人事變動，而是制度基因的必然表現。當中央發現「地區分權」可能導致地方勢力尾大不掉、或者導致意識形態失控時，便會收回權力，回歸到更為傳統的、更為硬性的極權控制。他指出，這種回歸雖然加強了黨對社會的政治控制，卻不可避免地破壞了過去三十年增長的激勵基礎。地方官員從「競爭發展」轉向了「競爭忠誠」，這直接導致了行政效率的下降與經濟增長的停滯。
許成鋼還處理了這套制度對全球秩序的威脅。他指出，區管式極權制產生了一種「極權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它能動員全國資源進入特定高科技領域（如 AI 、監控技術），這使得它在國際競爭中展現出與傳統民主國家不同的侵略性。由於產權最終受黨控制，中國的大型跨國企業（無論公有私有）在關鍵時刻都必須成為黨的意志的延伸。這種「政經合一」的規模優勢，使得它在利用全球化體系的同時，也在從內部腐蝕自由貿易與憲政秩序。
總結第四個主要論點，許成鋼教授對「區管式極權制」的精闢刻劃，是我們理解當代中國轉型困境的鑰匙。中國改革的成功並非走向民主的序曲，而是極權主義在特定結構下的一次大規模演化嘗試。這套制度利用了地方競爭來解決效率問題，但它始終拒絕建立獨立的司法與受限的政府。許成鋼最終悲觀地指出，只要極權主義的基因不改，這種制度終將在「控制」與「效率」的矛盾中撞牆。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一個「極權主義陷阱」，是一個兩千年帝制基因在現代化偽裝下，對人類自由發展所設下的巨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