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AI 地圖集》第二個核心論點的詳細解說。承接第一章關於自然資源的討論，凱特·克勞福德將目光轉向了維持 AI 運作的另一個關鍵要素：人類勞動。
第二部分：隱藏的勞動與自動化的假象——AI 系統中的剝削、監控與時間控制
在關於人工智慧的主流敘事中，最常被提及的焦慮之一是「替代」（Replacement）：機器人即將奪走我們的工作，自動化將使人類勞動變得過時。然而，凱特·克勞福德在《AI 地圖集》的第二章「勞動（Labor）」中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且更為驚悚的論點：人工智慧並沒有消除人類勞動，而是將其隱藏、貶低、並以一種極度細緻的監控形式重新組織。 AI 系統的運作並非依賴魔法般的自主智慧，而是依賴於全球範圍內大量的低薪、不穩定且被隱形化的人類勞工。更重要的是，現代職場中的 AI 技術正在將人類工人「機器人化」，迫使人類的身體與心智去適應機器的節奏與邏輯。這不是一個關於機器取代人類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人類被當作機器組件來對待的故事。
自動化的劇場：從土耳其行棋傀儡到波坦金 AI
為了揭示 AI 背後的勞動真相，克勞福德首先運用了歷史隱喻。她提到了 18 世紀著名的「土耳其行棋傀儡」（Mechanical Turk）。這台機器在當時被譽為自動化的奇蹟，一個能夠擊敗人類棋手的機械裝置。然而，這實際上是一個騙局：在複雜的齒輪與櫃子內部，藏著一位人類棋手，他在狹窄黑暗的空間中操作著機械人偶的每一個動作。這個歷史典故精準地預言了當代 AI 產業的運作模式：表面上是高科技的自動化奇蹟，內部卻隱藏著無數人類的操作與勞動。
這種現象被稱為「波坦金 AI」（Potemkin AI）或「偽自動化」（Fauxtomation）。科技公司為了向投資者和公眾展示其技術的先進性，往往會誇大系統的自動化程度，掩蓋背後的人力介入。書中舉了多個生動的例子，例如個人助理新創公司 x.ai，號稱擁有能自動安排會議的 AI 助理「Amy」，但實際上是由一群人類承包商在後台日以繼夜地手動處理電子郵件。這些工人被迫偽裝成 AI，他們的工時長、壓力大，且被要求隱藏自己的人性特徵，以維持機器全能的幻象。這不僅僅是行銷上的欺騙，更是一種勞動價值的轉移：將原本應屬於人類智慧的勞動成果，歸功於演算法的魔力，從而壓低了勞動者的薪資與地位。
幽靈工作與微任務的全球流水線
AI 系統的「智慧」是需要被訓練的，而這種訓練依賴於龐大的數據標註工作。這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全球勞動階級，也就是亞馬遜（Amazon）所稱的「人工人工智慧」（Arti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透過像 Amazon Mechanical Turk (AMT) 這樣的平台，科技公司將複雜的任務拆解成無數個微小的「微任務」（Microtasks），並分發給遍布全球的按件計酬工人（Crowdworkers）。
這些工人被稱為「幽靈勞工」（Ghost Work）。他們負責標記訓練自動駕駛汽車的圖像（區分行人與樹木）、轉錄語音助理的音檔、審核社群媒體上的暴力與色情內容。他們是 AI 供應鏈中的數位組裝線工人，但與傳統工廠工人不同的是，他們分散在世界各地，缺乏穩定的僱傭合約、福利保障或集體談判的權力。他們的勞動是原子化的，彼此互不相識，且隨時可能被演算法判定為不合格而被拒付薪資。
克勞福德指出，這種勞動形式利用了全球經濟的不平等。科技巨頭位於矽谷等富裕中心，而數據標註工人大都來自薪資水平較低的國家或地區。這種安排讓 AI 看起來既便宜又高效，但這份「效率」是建立在對全球數位無產階級的剝削之上。這些工人不僅收入微薄，還經常因為審核極端內容而遭受心理創傷（例如觀看斬首影片或兒童虐待影像），但科技公司往往將這些心理成本視為外部性，不予負責。這些勞動是 AI 系統運作的必要條件，但在 AI 的宏大敘事中，這些人是完全隱形的。
亞馬遜倉庫：全景監獄與演算法老闆
如果說幽靈工作展示了 AI 如何隱藏勞動，那麼亞馬遜的物流中心則展示了 AI 如何「管理」與「控制」勞動。克勞福德實地走訪了亞馬遜的履行中心（Fulfillment Center），描繪出一幅人機共存但權力極度不對等的畫面。在這裡，Kiva 機器人優雅地搬運著貨架，展現出高度的效率與秩序；而人類工人則在圍欄外，被迫以極限的速度進行取貨、掃描與包裝。
在這個空間裡，真正的管理者不是人類經理，而是演算法。一個被稱為「速率」（The Rate）的指標統治著一切。 AI 系統實時監控著每一位工人的動作，計算他們每小時處理的包裹數量，並與其他工人進行比較。如果工人的速度低於演算法設定的標準，系統會自動發出警告，甚至生成解僱指令。這種管理模式剝奪了工人的自主權，將他們還原為純粹的體力輸出單位。
克勞福德將這種管理模式追溯到工業革命時期的泰勒主義（Taylorism）與福特主義（Fordism）。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在 19 世紀末引入了「科學管理」，利用碼表來測量工人的每一個動作，試圖消除所有「無效」的時間。如今，AI 將泰勒主義推向了極致。管理者不再需要拿著碼表站在工廠地板上，穿戴式裝置、掃描槍和無所不在的攝影機成為了數位化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這種監控是全天候、全方位的，甚至延伸到了工人的生理需求——書中提到工人因為害怕未達標而不敢上廁所，或者必須在身體受傷的情況下依賴止痛藥繼續工作（亞馬遜甚至在工廠內設置了提供免費止痛藥的販賣機，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心寒的象徵）。
這種「演算法泰勒主義」不僅僅是對身體的控制，更是對「時間」的掠奪。 AI 系統試圖消除所有生產流程中的「孔隙」——那些人類用來休息、思考或社交的短暫時刻。在演算法的邏輯中，人類的非生產性時間是系統的錯誤（Bug），必須被優化掉。這種高壓環境導致了極高的工傷率和身心耗竭，這正是將人類身體強行嵌入機器節奏的後果。
歷史的迴響：從邊沁到貝佐斯
克勞福德在書中展現了深厚的歷史視野，她並非孤立地看待當代的 AI 勞動問題，而是將其置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脈絡中。她提到了塞繆爾·邊沁（Samuel Bentham）在 18 世紀設計的「視察屋」（Inspection House），這是後來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著名的「全景監獄」的原型。最初，這種設計是為了管理造船廠的非熟練工人，透過建築結構讓少數管理者能夠監視大量工人，從而內化紀律。
此外，她也討論了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電腦先驅與政治經濟學家——的思想。巴貝奇不僅設計了差分機，也對工廠管理有著深刻的見解。他將工廠視為一台巨大的計算機器，其中的每一個工人都只是一個執行特定功能的組件。對於巴貝奇來說，理想的工廠應該像電腦一樣精確運作，而人類勞工的不確定性（疲勞、生病、抵抗）則是系統中最大的變數與阻礙。
今日的 AI 職場管理正是這些歷史思想的數位化身。從芝加哥屠宰場的拆解線（Disassembly Line）到亞馬遜的物流帝國，核心邏輯始終未變：將複雜的勞動過程拆解為標準化、去技能化的單一動作，並透過技術手段對勞動者進行最大程度的控制與榨取。不同的是，AI 技術賦予了資本家前所未有的監控顆粒度（Granularity）和預測能力。現在，雇主不僅能知道你在做什麼，還能預測你未來的表現，甚至評估你是否有組織工會的風險。
時間的政治：私有化與標準化
本章的另一個重要子題是關於「時間」的政治經濟學。勞動本質上是出賣時間換取金錢，而技術一直在試圖重新定義與控制時間。從鐵路時代的標準時間，到工廠的打卡鐘，時間的標準化一直是工業控制的基礎。在 AI 時代，時間變得更加碎片化且被私有化。
克勞福德提到了 Google 的「TrueTime」協議，這是其全球分佈式數據庫 Spanner 的核心，旨在同步全球數據中心的時間。這象徵著科技巨頭試圖建立一種屬於自己的、超越地理限制的全球時間標準。在勞動層面上，這種對時間的掌控體現在「按需經濟」（Gig Economy）中。 Uber 司機或外送員的工作時間看似自由，實則受到演算法的嚴密調控。演算法利用動態定價和獎勵機制，在特定時間將勞動力引導至特定地點。這種機制模糊了工作與休閒的界線，將勞動者的時間切割成可以隨時買賣的微小單位。
對於像麥當勞這樣的速食產業，AI 排班系統根據歷史數據和天氣預報來預測客流量，從而以分鐘為單位調整員工的班表。這導致了「不穩定的排班」（Precarious Scheduling），工人無法預知自己的工時與收入，生活處於持續的動盪之中。這是一種時間的竊盜：企業將市場波動的風險轉嫁給了最脆弱的勞工，只為了最大化自身的效率與利潤。
結論：勞動正義即 AI 正義
總結來說，克勞福德在這一章中強烈地批判了 AI 產業對勞動的扭曲。她認為，我們不能將 AI 視為一種獨立於社會關係之外的技術力量。相反地，AI 是一個由人類勞動所餵養、維護並運作的巨型機器。 所謂的「人工智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勞動關係的倒退：它復興了 19 世紀最殘酷的勞動剝削形式，並披上了 21 世紀的高科技外衣。
因此，關注 AI 的倫理問題不能只停留在演算法的偏見上，必須深入到生產關係的層面。這意味著要看見那些被隱藏的幽靈勞工，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意味著要挑戰演算法管理帶來的非人化監控與高壓控制；意味著要拒絕將人類身體視為機器組件的邏輯。
書中最後提到了勞工的反抗，例如亞馬遜工人的罷工和科技公司員工的抗議（如 Google 員工反對 Project Maven）。這表明，儘管 AI 系統試圖將勞動者原子化與客體化，但人類的團結與抵抗仍然存在。要建立一個真正公正的 AI 未來，必須將勞工權利置於核心位置，承認並尊重維持這個數位世界運轉的每一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