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們繼續凱因斯《通論》的探索。在理解了消費傾向、投資引誘（資本邊際效率和利率）如何共同決定有效需求，進而影響總就業水平之後，我們需要關注凱因斯對於貨幣、工資與價格之間關係的論述，以及他對貿易週期 (Trade Cycle) 的解釋，和他對一些重要經濟思想流派（如重商主義、高利貸法律、 stamped money 以及其他形式的消費不足理論）的評註。最後，我們將總結《通論》可能引導出的社會哲學。
第四部分：貨幣、工資、價格、貿易週期及《通論》的社會哲學
貨幣的角色與價格理論
古典經濟學通常將貨幣視為一層「面紗」，認為它只影響名目價格水平，而不影響實際的產出和就業。這種觀點的核心是貨幣數量論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貨幣數量的變動會導致物價同比例變動 (MV = PT，其中 M 是貨幣數量，V 是貨幣流通速度，P 是價格水平，T 是交易量) 。凱因斯並不完全否定貨幣數量論，但他認為這個理論過於簡化，忽略了貨幣通過影響利率，進而影響投資和有效需求，最終影響產出和就業的複雜過程。
凱因斯認為，價格的決定與個別商品的價格決定方式並無本質不同，都是由供給和需求決定的。整體價格水平（或稱一般物價水平）的形成，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 工資單位 (Wage-unit)：即名目工資水平。凱因斯認為，在短期內，工資單位具有一定的「黏性」(stickiness)，不容易隨需求的變化而迅速調整。這是他理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假設。
- 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在給定技術和設備的情況下，當產出增加時，由於邊際報酬遞減（或要素價格可能上升），邊際成本通常會上升。
- 就業量 (Volume of Employment)：就業量決定了總產出，進而影響供給。
- 市場競爭程度：影響企業的定價能力。
凱因斯在他的價格理論（主要在《通論》第二十一章）中，試圖將貨幣數量論的影響路徑具體化。他認為，貨幣數量的變動首先影響利率（通過流動性偏好理論）。利率的變動接著影響投資（通過資本邊際效率與利率的比較）。投資的變動然後通過乘數效應影響有效需求和總所得，進而影響就業量和產出。最後，就業量和產出的變動，在給定的工資單位和邊際成本結構下，決定了價格水平。
所以，貨幣數量的變動並非直接、同比例地影響價格，而是通過一系列複雜的連鎖反應。其影響程度取決於：
- 流動性偏好對利率的敏感度：如果處於流動性陷阱，增加貨幣供給可能對利率影響甚微。
- 投資對利率的敏感度：如果資本邊際效率非常低迷，即使利率下降，投資也可能反應不大。
- 邊際消費傾向的大小：決定了乘數的大小。
- 供給彈性：在達到完全就業之前，有效需求的增加主要導致產量和就業的增加；達到完全就業之後，則主要導致價格的上漲。凱因斯將後者稱為「真正的通貨膨脹 (True Inflation)」。他認為，在完全就業點之前，隨著就業量的增加，由於瓶頸效應和邊際報酬遞減，價格也可能溫和上漲，這可以看作是「半通貨膨脹 (semi-inflation)」。
凱因斯也詳細討論了名目工資變動對就業的影響（主要在《通論》第十九章）。古典經濟學認為降低名目工資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刺激需求，從而增加就業。但凱因斯對此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他認為，降低名目工資的影響是複雜且不確定的：
- 對消費傾向的影響：降低工資可能導致所得從工薪階層向其他要素所有者（如企業主或食利者）轉移。如果工薪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這種轉移可能會降低總體的消費傾向，從而抵消甚至超過成本降低帶來的正面效應。
- 對資本邊際效率的影響：如果降薪被預期為持續的過程，企業家可能會推遲投資，等待工資進一步下降，這反而會抑制投資。只有當降薪被認為已經「觸底」，預期未來工資將回升時，才可能對 MEC 產生正面影響。但這種「一次性大幅降薪」在現實中很難實現。此外，降薪還可能加重企業的債務負擔（因為債務是以名目貨幣計價的），打擊企業信心。
- 對利率的影響：降薪和隨之而來的物價下跌，會減少交易所需的貨幣量，從而可能降低利率。這是降薪可能帶來正面影響的主要渠道。但如果經濟同時陷入悲觀預期，流動性偏好可能上升，抵消這一正面效應。
- 對開放經濟的影響：如果一國降薪幅度大於他國，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增加出口，刺激就業。但這是以鄰為壑的政策，如果各國競相降薪，則效果會相互抵消。
總體而言，凱因斯認為，試圖通過普遍降低名目工資來增加就業，不僅在實踐中困難重重（會引發勞工抵抗），而且在理論上其效果也充滿不確定性，甚至可能是負面的。他更傾向於維持名目工資的相對穩定，而通過貨幣政策（在一定範圍內）和財政政策來調節有效需求。
貿易週期理論
凱因斯認為，經濟體系之所以會出現週期性的繁榮與蕭條，其「本質特徵」主要源於資本邊際效率的週期性波動（主要在《通論》第二十二章）。
在經濟復甦和繁榮初期，由於先前蕭條時期資本存量的消耗和技術的進步，投資機會顯得較為樂觀，資本邊際效率預期較高。企業家在「動物精神」的驅使下，開始增加投資。投資的增加通過乘數效應帶動所得和消費的增加，進一步強化樂觀預期，形成正向循環。這時，即使利率可能有所上升（由於交易性貨幣需求的增加），但只要 MEC 的上升速度更快，投資就會持續擴張。
然而，這種繁榮無法永久持續。原因在於：
- 資本存量的增加：隨著投資的進行，新的資本品不斷投入使用，這使得現有資本品的稀缺性下降，從而壓低了未來新增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即 MEC 開始下降。
- 生產成本的上升：隨著就業接近飽和，勞動力和原材料的價格可能上漲，導致生產成本增加，進一步侵蝕預期利潤，壓低 MEC 。
- 預期的逆轉（危機的爆發）：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脆弱信心基礎上的樂觀預期很容易被打破。也許是因為某些大型投資項目回報不如預期，也許是因為某些突發事件，一旦市場開始懷疑先前過於樂觀的 MEC 預期，悲觀情緒就會迅速蔓延。凱因斯強調，這種從樂觀到悲觀的轉變往往是「突然且劇烈的」，這就是所謂的「危機」(crisis) 。 MEC 的崩潰導致投資急劇萎縮。
- 流動性偏好的上升：在危機爆發後，由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急劇增加，人們的流動性偏好會大幅上升，他們寧願持有現金也不願投資或購買債券，這會推高利率，進一步打擊投資。
因此，蕭條的開始往往不是因為利率的突然上升，而是因為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潰。一旦蕭條開始，MEC 的低迷和高漲的流動性偏好（導致利率難以下降，甚至可能上升）使得投資難以恢復。
那麼，蕭條為何不會無限持續下去，經濟最終又會復甦呢？凱因斯認為，這也與資本資產的特性有關：
- 資本品的消耗和陳舊化：在蕭條時期，由於投資不足，現有的資本品會逐漸損耗、過時。經過一段時間（這個時間長度與資本品的平均壽命有關，通常是三到五年），資本存量的短缺會逐漸顯現，從而為新的投資創造空間，MEC 開始緩慢回升。
- 存貨的調整：蕭條初期積累的過剩存貨（尤其是未完成品）的消化需要時間，這期間會抑制新的生產。一旦存貨調整到正常水平，即使需求沒有大的起色，僅僅為了滿足現有消費而進行的補庫存活動也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
凱因斯認為，正是由於資本品的壽命以及存貨調整所需的時間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使得經濟週期在時間長度和先後順序上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但他同時也指出，僅僅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蕭條的持續時間可能很長，而且復甦的過程可能非常緩慢和痛苦。
他認為，試圖通過在繁榮時期提高利率來「預防」危機是錯誤的，因為這可能會扼殺本可以持續的繁榮。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繁榮時期維持一個相對較低的利率，以鼓勵投資持續，同時在 MEC 預期過熱時採取其他非利率手段（例如審慎的信貸控制或財政政策）來降溫。而在蕭條時期，則應致力於降低利率（如果可能的話）並通過公共投資等手段來直接提升有效需求，以打破 MEC 低迷和高流動性偏好的惡性循環。
對重商主義、高利貸法律等的評註
凱因斯在《通論》第二十三章中，對歷史上一些曾被古典經濟學家嗤之以鼻的經濟思想和政策進行了重新評價，認為它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可能蘊含著某些合理的「實踐智慧」。
- 重商主義 (Mercantilism)：重商主義者強調貿易順差和貴金屬（貨幣）積累的重要性。古典經濟學認為這是基於對財富的錯誤理解（將貨幣等同於財富）和對國際貿易互利性的忽視。但凱因斯指出，在一個缺乏有效國內需求管理手段的時代，追求貿易順差是當時政府能夠刺激國內就業和投資的唯一間接手段。貿易順差帶來貴金屬流入，增加了國內貨幣供給，有助於降低國內利率，從而鼓勵國內投資。同時，對外投資（淨出口本身也是一種投資）也直接增加了有效需求。當然，凱因斯也承認重商主義政策的局限性和其「以鄰為壑」的本質。
- 高利貸法律 (Usury Laws)：中世紀教會和後來的許多政府都曾試圖通過法律限制利率的上限。古典經濟學認為這是對市場機制的無理干預，會妨礙儲蓄轉化為投資。但凱因斯認為，鑑於流動性偏好可能導致利率長期處於過高水平，從而抑制投資和就業，那麼通過法律和社會習俗來壓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他認為，中世紀經院學者區分借貸利息和投資收益的努力，正是在試圖將利率（貨幣的稀缺性報酬）與資本邊際效率（資本的預期收益）區分開來。
- 蓋戳貨幣 (Stamped Money)：這是西爾維奧·蓋塞爾 (Silvio Gesell) 提出的一種激進的貨幣改革方案，即貨幣需要定期蓋戳（支付一定的費用）才能維持其價值，以此來增加持有貨幣的成本，降低流動性偏好，從而迫使人們將貨幣用於消費或投資。凱因斯認為蓋塞爾的思想「包含了深刻的洞察力」，其核心理念——即貨幣的流動性溢價是阻礙資本積累和充分就業的關鍵——是正確的。但他同時也指出了蓋戳貨幣在實施上的困難，例如人們可能會轉向其他具有流動性的資產（如銀行存款、外幣、珠寶等）。
- 消費不足理論 (Theories of Under-consumption)：凱因斯對馬爾薩斯、霍布森 (J. A. Hobson) 等人的消費不足理論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些理論認為，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導致富人儲蓄過多、窮人消費不足，從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和失業。凱因斯認為，這些理論雖然在分析上可能不夠完善（例如未能充分闡明利率和投資的角色），但它們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即儲蓄傾向過強而投資引誘不足是導致失業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霍布森與芒麥理 (A. F. Mummery) 合著的《工業生理學》(The Physiology of Industry) 標誌著經濟思想的一個時代。
通過對這些「異端」思想的重新審視，凱因斯試圖說明，他提出的許多觀點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在歷史上早有先賢們憑藉對現實的敏銳觀察而有所洞察，只是這些洞察被後來居上的古典經濟學的「抽象」和「不切實際的假設」所掩蓋了。
《通論》的社會哲學
在《通論》的最後一章（第二十四章），凱因斯闡述了他的理論可能引導出的社會哲學。他並非主張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主張對其進行改良，以克服其固有的缺陷。
他認為，當代經濟社會最突出的弊病是未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和所得的任意而不公平的分配。他的理論直接回應了第一個問題，並對第二個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於財富分配，凱因斯認為，過去為巨大貧富差距辯護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富人的儲蓄是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但他的理論表明，在未達到充分就業之前，過高的儲蓄傾向（尤其是富人的高儲蓄傾向）反而會抑制有效需求，阻礙資本增長。因此，通過直接稅（如所得稅、遺產稅）來實現更公平的所得分配，不僅符合社會公正，而且可能有助於提高總體消費傾向，從而刺激投資和就業，促進資本增長。
關於利率，凱因斯認為，高利率的合理性在於鼓勵儲蓄。但如果儲蓄（在未達充分就業時）並非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甚至可能是有害的，那麼高利率的 justifications 就大大削弱了。他主張將利率降低到足以實現與充分就業相對應的投資水平。他甚至預見到，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資本的稀缺性會逐漸降低，最終可能導致「食利者的安樂死 (euthanasia of the rentier)」——即那些僅僅依靠資本稀缺性獲取利息收入的階層將逐漸消失。這並不意味著消滅企業家精神或冒險精神，而是讓資本的回報更多地體現為對風險承擔和經營管理的報酬，而不是單純的稀缺性租金。
凱因斯認為，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國家需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他主張「投資的社會化 (a somewhat comprehensive socialisation of investment)」，這並不意味著國家要擁有所有生產資料，而是指國家需要對總投資規模進行有意識的引導和調節，以彌補私人投資因預期不穩定而造成的波動和不足。他認為，國家在決定增加總體工具（資本品）的資源總量以及對這些工具所有者的基本報酬率方面，應該承擔起責任。
然而，凱因斯同時強調，除了這些必要的中央控制之外，個人的自由和主動性仍然有廣闊的發揮空間。他認為，一旦總產量和總就業量得到有效控制，古典經濟學關於資源配置、價格決定和所得分配的許多分析仍然是有效的。他主張的是在維持個人自由和市場機制的前提下，對宏觀經濟進行必要的管理，以克服其內在的不穩定性和趨向於非充分就業的傾向。他認為，這不僅是避免現有經濟形式徹底崩潰的唯一可行途徑，也是個人首創精神成功運作的條件。
最後，凱因斯對國際關係也抱有樂觀的展望。他認為，如果各國都能通過國內政策實現充分就業，那麼過去那種為了爭奪市場和轉嫁失業而導致的破壞性國際競爭就可以避免。國際貿易將不再是維持國內就業的權宜之計，而可以真正成為基於互利互惠的資源交換。
總而言之，凱因斯的《通論》不僅是一部深刻的經濟學著作，也蘊含著溫和改良的社會哲學。他試圖在承認個人自由和市場活力的同時，指出純粹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缺陷，並提出通過明智的國家干預來彌補這些缺陷，以期實現更穩定、更公平、更繁榮的社會。他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二戰後幾十年的經濟政策制定，並持續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佔據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