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出版於 1958 年，當時世界剛經歷過極權主義的浩劫，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如序言中提到的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人類的能力似乎無限擴張，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困境與迷惘。鄂蘭觀察到，現代社會對於「我們在做什麼」這個根本問題，似乎越來越缺乏深刻的反思，甚至陷入一種「無思」（thoughtlessness）的狀態。她試圖重新檢視人類活動的基本樣貌，以及這些活動在西方思想傳統中是如何被理解、被評價，乃至被誤解的。她的目標並非提供一套 prescriptive（規範性的）政治哲學藍圖，而是進行一種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現象學分析），重新思考人類經驗的根本結構，特別是那些關乎我們如何在地球上共同生活的基本條件。
生命實踐（Vita Activa）的三種基本活動：勞動、工作與行動
鄂蘭在《人間條件》中，開宗明義地區分了「生命實踐」（Vita Activa）的三種根本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人類活動：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這個區分是理解整本書的基石。想像一下，我們要向一個完全不了解這些概念的人解釋，就好像我們要教他一個全新的遊戲規則。
首先，鄂蘭提出的「生命實踐」（Vita Activa）這個詞，本身就帶有古典的意涵，傳統上它與「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相對。在西方傳統中，沉思生活（哲學家追求真理的生活）往往被置於比生命實踐更高的地位。鄂蘭雖然承認沉思的重要性，但她的著作聚焦於「生命實踐」本身，試圖恢復其應有的尊嚴與複雜性，並指出在現代社會中，這三種活動之間的界線模糊了，甚至發生了價值上的顛倒，這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讓我們逐一來看這三種活動：
- 勞動（Labor）： 想像一下你每天必須做的事情才能活下去：吃飯、睡覺、保持身體清潔。這些活動就是鄂蘭所說的「勞動」。勞動直接對應於人類身體的生物性過程（biological process of the human body）。它的目的是維持個體生命以及物種的延續。就像動物一樣，人類需要不斷地消耗能量（食物），然後排泄廢物，這個過程是永無止盡、週而復始的。勞動的成果是短暫的，它們被生產出來就是為了立即被消耗掉。例如，你煮了一頓飯（勞動），吃完就沒有了；你清潔了房間（勞動），很快又會髒。勞動的特性是「循環往復」（cyclical）和「消耗性」（consuming）。鄂蘭用「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這個詞來指稱執行勞動的人。這並非貶義，而是強調勞動與人類作為生物存在的根本需求緊密相連。在古希臘，勞動被認為是奴役性的，因為它使人受制於身體的必然性（necessity）。自由公民會盡可能將勞動事務交給奴隸或家中的女性，以便自己能投身於更高層次的活動。勞動的領域本質上是「私人的」（private），它發生在家戶（household/oikos）之內，與公共領域的自由無關。
然而，現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勞動的解放」與「勞動社會的興起」。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勞動（尤其是以獲取維生手段為目的的勞動）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等思想家都將勞動視為所有價值的來源。社會的重心從追求不朽的功業轉向了追求富裕和豐盛的物質生活。這種轉變使得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家戶」，公共領域被「社會領域」（the social）所侵蝕，而社會領域的主要關懷就是集體的生命過程和經濟生產。我們變成了「工作者」（jobholders）的社會，每個人都在為生計而奔波，即便科技發展使得人類有可能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但我們似乎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勞動的邏輯——不斷生產、不斷消費。這種「勞動的勝利」在鄂蘭看來，是以犧牲「工作」所創造的世界的持久性和「行動」所展現的人類獨特性為代價的。所以，當你想到「勞動」，可以把它想像成維持生命引擎運轉所必需的燃料和保養。它沒有終點，只要生命持續，勞動就必須持續。它的產品，如食物或清潔的環境，是為了立即被身體或生活過程所「吞噬」。它本身並不創造一個持久的「世界」。
- 工作（Work）： 現在，想像一下你不再只是為了填飽肚子而做飯，而是精心製作一張桌子、建造一棟房子，或者創作一件藝術品。這些活動就屬於鄂蘭所說的「工作」。工作對應於人類存在的「非自然性」（unnaturalness of human existence），它不是直接服務於生命過程的循環，而是創造出一個人工的、相對持久的「人造世界」（human artifice）。這張桌子、這棟房子、這件藝術品，它們有開始也有結束（製作完成），並且它們的設計目的是要比製造者和使用者更長久地存在於世界上，成為我們共同生活的客觀環境。鄂蘭用「製造的人」（homo faber）這個詞來指稱從事工作的人。「Homo faber」的特點是他的工具理性、計劃性以及對手段和目的的考量。他將自然界的材料（如木材、石頭）轉化為有用的物品或藝術品，這個過程帶有一定的「暴力性」，因為它改變了自然的樣貌，賦予其新的形式和意義。工作所創造的物品構成了人類世界的穩定性和客觀性，它們為短暫的人類生命提供了一個相對不朽的家園。這個人造世界，包括城市、工具、藝術品、制度等，是人類經驗得以積累和傳承的載體。它使我們與純粹的自然環境區分開來，也使我們與動物區分開來。
工作不同於勞動的循環往復，它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一件作品一旦完成，就獨立於其製造者而存在。它的價值不在於被消耗，而在於其「用途」（usefulness）和「持久性」（durability）。例如，一張好桌子可以使用很多年，一棟堅固的房子可以庇護幾代人，而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甚至可以流傳千古。這些工作的產物塑造了我們的文化，定義了我們的生活空間。然而，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以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為特徵的社會中，「工作」的邏乙也受到了威脅。當物品被設計成快速過時（planned obsolescence），當一切都以效率和利潤最大化為導向時，物品的持久性和它們所承載的「世界性」（worldliness）就被削弱了。製造的人（homo faber）的價值觀，例如對品質的追求、對材料的尊重，以及從創造中獲得的滿足感，也逐漸被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的價值觀所取代，後者更關心的是生產效率和消費的滿足。鄂蘭認為，這種轉變導致了「世界的異化」（world alienation），即人與他們自己創造的人造世界之間的疏離。我們不再把世界視為一個穩定的家園，而是看作一個不斷流動和消耗的過程。
所以，當你想到「工作」，可以把它想像成建築師設計並建造一座橋樑。這座橋樑有特定的功能，需要精心的設計和施工，一旦建成，它就在那裡，連接兩岸，供許多人長期使用。它改變了地貌，也成為人們生活中一個穩定的參照點。
- 行動（Action）： 最後，讓我們想像這樣一個場景：一群人聚在一起，討論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通過言說和協商，他們決定發起一項新的倡議，或者建立一個新的組織。或者，一個人以其獨特的言行，在他人面前展現出他是誰，並由此引發一系列不可預期的後果。這就是鄂蘭所說的「行動」。行動是唯一一種不借助物質媒介，直接在人與人之間發生的活動。它對應於人類存在的根本條件——「多樣性」（plurality）。多樣性不僅指人類個體的眾多，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擁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和開啟新事物的能力。行動的核心在於「開端」（beginning）或「始創」（initiative）。鄂蘭強調，人的「誕生性」（natality）——每個人都是作為一個新來者（newcomer）來到這個世界上——是行動能力的形上學基礎。因為我們是新開始，所以我們能夠開啟新的事物，打破既有的常規和預期。通過言說（speech）和行動（deeds），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相互交往，展現自己是「誰」（who one is），而不是「什麼」（what one is，如一個工人、一個藝術家，這些更多是工作的產物或勞動的角色）。在行動中，我們揭示了自己的獨特性，並與他人共同編織人際關係的網絡（web of relationships）和人類事務（human affairs）。
行動的領域是「公共的」（public）。它需要他人的在場，需要一個共享的顯現空間（space of appearance），在這個空間裡，人們的言行可以被看見和聽見，從而獲得意義和實在性。古希臘的城邦（polis）就是鄂蘭心目中行動的典範場所，公民們在其中通過言說和行動參與公共事務，追求不朽的榮耀（immortal fame）。然而，行動也具有極大的「脆弱性」（frailty）和「不可預測性」（unpredictability）。一旦行動發起，它就會引發連鎖反應，其後果往往超乎行動者最初的意圖和控制。行動的故事只有在行動結束後才能被講述和理解。此外，行動的成果是無形的，它不像工作的產品那樣可以持久存在。行動的意義依賴於他人的記憶和講述，以及它所開創的新的可能性。
在現代社會，鄂蘭認為行動的空間受到了嚴重擠壓。一方面，傳統政治哲學（從柏拉圖開始）就傾向於用「製造」（making）的邏輯來理解政治，試圖將政治變成一種可以被專家設計和控制的技藝，從而消除行動的不可預測性。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中「社會領域」的擴張，使得一致性（conformity）和行為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取代了多樣性和獨特性。官僚體制的統治（rule by nobody）也使得個人難以發揮始創性。人們更多地是作為一個整體（如社會、階級、國家）的成員而存在，而不是作為獨特的個體在公共領域中行動。
鄂蘭認為，行動是人類自由最根本的體現。它雖然充滿風險，但也是人類創造歷史、實現卓越、並賦予生命以意義的關鍵所在。為了應對行動的不可預測性和不可逆轉性（irreversibility），人類發展出了兩種能力：「承諾」（promise-making）和「寬恕」（forgiving）。承諾使我們能夠在不確定的未來中建立起一些可靠的島嶼，而寬恕則使我們能夠從過去的錯誤中解脫出來，重新開始。
所以，當你想到「行動」，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位公民在公開集會上發表了一場振奮人心的演講，激勵了其他人共同參與一項社會改革運動。這個演講本身是短暫的，但它可能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局面，引發了深遠的影響，並揭示了演講者作為一個獨特個體的勇氣和信念。
總結來說，鄂蘭對「勞動」、「工作」和「行動」的區分，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分類，更是對現代人生存境況的深刻診斷。她試圖提醒我們，當我們過分強調勞動以滿足無盡的物質需求，或者將工作的邏輯（製造和控制）應用於所有領域時，我們可能會失去真正屬於人類的自由和創造新開端的能力，即「行動」的能力，以及由「工作」所創造的那個穩定而持久的、使我們的生命得以超越短暫性的「人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