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釋了穆勒關於「生產」與「資本」的核心命題後，下一個邏輯步驟便是探討財富如何在社會中進行「分配」（Distribution）。在所有分配問題中，最牽動人心、也最關乎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福祉的，無疑是工資（Wages）的決定法則。穆勒在此提出的理論，即著名的「工資基金理論」（Wages-Fund Theory），是其思想體系中極具爭議但又至關重要的一環。它直接源於前述「產業受資本之限制」的論點，並對勞動階級改善自身處境的可能性，得出了既嚴峻又充滿啟示的結論。
穆勒關於工資分配的法則：工資基金理論
如果說資本是驅動產業運轉的燃料，那麼工資就是這部巨大機器中，賦予勞動力能量、使其得以持續運作的直接供給。在探討財富如何分配時，穆勒首先聚焦於決定普通勞動者報酬高低的法則。他所闡述的「工資基金理論」，儘管後來引發了經濟學界的巨大辯論，甚至穆勒本人晚年也對其部分表述進行了修正，但它依然是理解古典經濟學如何看待勞資分配問題的樞紐。這個理論的核心論點可以概括為：平均工資率取決於一個預先存在的「工資基金」總額與勞動者總人數之間的比例關係。
想像一個社區的全部勞動者就像一群等待分食的家庭成員，而社區裡所有可供支付工資的財富，就像一個巨大無比的麵包。這個麵包，就是穆勒所說的「工資基金」。現在，每個勞動者能分到多大一塊麵包（即平均工資率）呢？答案顯而易見，只取決於兩件事：第一，整個麵包有多大（工資基金的總量）；第二，有多少人來分這個麵包（勞動者的總數）。
這個比喻非常直觀地揭示了工資基金理論的數學本質：平均工資率 = 工資基金總額 ÷ 勞動者總數
從這個簡單的公式出發，我們可以推導出一系列深刻的結論。如果你是一個分麵包的勞動者，想讓自己手上的那塊大一點，途徑只有兩個：要麼想辦法讓整個麵包變得更大，要麼想辦法讓分麵包的人數變少。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如果你和你的同伴們只是圍著麵包大聲叫喊、互相推擠（如同罷工或抗議），這並不能讓麵包本身變大一分一毫。如果你們成功地從別人手裡搶來了一部分，那也只是意味著別人的那塊變小了，而麵包的總量並未改變。同樣，如果政府頒布法令，規定每個人分到的麵包不能少於某個尺寸（最低工資法），但麵包的總量卻不足以讓每個人都分到那麼大的一塊，那麼必然結果就是，有一部分人會被擠出餐桌，一塊麵包也分不到（失業）。
這個麵包正是我們在第一部分討論過的「資本」中，被資本家們預定要用於直接購買勞動的那一部分「流動資本」（Circulating Capital）。它包含了預備支付給工人的食物、衣物、住房等生活資料，以及生產過程中所需的那些將被迅速消耗的材料。這個基金的大小，在任何一個特定時期，都是一個相對「確定」的量。它的大小取決於過去社會整體的儲蓄成果，以及資本家基於對未來利潤的預期，而決定投入多少到勞動力上。
而分麵包的人數，則是由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所支配。勞動階級的人數，有著自然增長的趨勢。
於是，工資基金理論將勞動者的命運聚焦在一個冷峻的兩難選擇上：要麼通過促進資本的快速積累來做大整個「麵包」，要麼通過控制自身人口的增長來減少分「麵包」的人數。穆勒認為，在像英國這樣的舊世界國家，資本積累的速度很難無限地超越人口增長的速度，因此，勞動階級若想獲得根本性的、持久的改善，其唯一的、也是最終的希望，就在於對人口增長進行審慎的自我約束。
理解了「分麵包」這個核心比喻後，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探討工資基金理論的內涵，並澄清一些關鍵問題。
首先，工資基金的「預定性」是什麼意思？ 這是該理論受到最多攻擊的一點。批評者認為，資本家口袋裡的錢，並沒有被貼上「必須支付工資」的標籤，他們可以隨意決定多付或少付。穆勒所說的「預定性」（predetermined），並非指這個基金的數額是像鐵鑄一樣僵化不變的。它的意思是，這個基金的總量是由獨立於勞資雙方當下談判之外的、更宏觀的經濟法則所決定的。
第一，它受限於國家的總資本量。工資基金只是總資本的一部分，不可能憑空創造。而總資本的多少，又取決於整個社會的「有效積累慾望」（effective desire of accumulation）和生產效率。 第二，它受限於特定產業的技術特性。在任何一個行業，例如紡織業，生產一定數量的布匹，需要特定比例的機器（固定資本）、棉花（原材料）和勞動力。這個比例是由當時的技術水平決定的。資本家無法隨意減少花在機器和棉花上的錢，而把省下的錢全部轉化為工資，因為那樣生產就無法進行。因此，在總資本中，有多少比例會流向工資，有多少會流向機器和原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觀的生產技術條件所「預定」的。
因此，工會的罷工或工人的集體談判，在穆勒看來，幾乎不可能在短期內增加工資基金的「總量」。他們能做的，最多是在不同的勞動群體之間重新分配這個基金。例如，如果建築工人通過罷工成功提高了自己的工資，而工資基金總量不變，那麼付給其他行業（如紡織工人或農業雇工）的份額就必然會減少，導致那些行業的工資受壓抑。或者，如果資本家被迫支付更高的工資，而技術條件又不允許他減少在機器和原料上的開支，那麼他的利潤就會被侵蝕。如果利潤低於他所能接受的最低水平，他最終會選擇縮減生產甚至撤出該行業，這反而會導致工資基金的減少和失業的增加。
其次，真實工資（Real Wages）與名目工資（Money Wages）的區別。 勞動者最終關心的，不是他得到了多少貨幣（名目工資），而是這些貨幣能買到多少他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真實工資）。工資基金理論主要是在解釋「真實工資」的決定因素。穆勒指出，勞動者的真實工資，即他們的生活水平，取決於那個「麵包」的大小。但是，他們的名目工資，還會受到他們所消費的那些商品（主要是食物）的價格的影響。在一個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貧瘠土地來獲取糧食的國家，食物的生產成本會不斷上升，價格也會隨之上漲。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工資基金總量和勞動者人數都不變，每個勞動者分到的「真實麵包」也沒變，但為了能買到這塊「真實麵包」，他們所需要的名目工資（貨幣）就必須增加。而這增加的名目工資，對資本家來說，就是「勞動成本」（Cost of Labor）的增加，這會直接導致利潤的下降。
這就揭示了穆勒經濟學中一個令人沮喪的循環：人口增長 → 需要更多食物 → 開墾劣質土地 → 食物生產成本上升 → 食物價格上漲 → 勞動者要求更高的名目工資以維持原有的真實工資水平 → 資本家的勞動成本上升 → 利潤下降 → 資本積累放緩 → 工資基金增長停滯 → 進一步壓抑工資。這個循環的根本驅動力，就是人口壓力與土地報酬遞減法則的共同作用。
穆勒運用工資基金理論，對當時流行的各種改善勞工處境的方案進行了嚴格的審視，其結論往往是悲觀的。
- 關於最低工資法：如前所述，如果法律強行規定一個高於市場均衡水平的最低工資，其結果必然是，一部分最沒有競爭力的勞動者將無法被雇用。資本家的「工資基金」這個麵包，根本不足以讓每個人都分到那麼大的一塊。除非政府同時強制資本家增加儲蓄來擴大工資基金，否則最低工資法保護的只是那些有幸被雇用的人，而犧牲了那些因此而被排擠出勞動市場的人。
- 關於政府的公共工程：許多人認為，政府可以通過興辦公共工程來「創造就業」。穆勒認為，這也是一種幻覺。政府的錢從何而來？來自稅收。而稅收，最終是從民間的資本和收入中抽取的。政府用稅收來雇用工人修路，無非是把原本在資本家 A 手中、本可以用來雇用工人生產布料的資本，轉移到了政府手中，用來雇用工人修路。整個社會的工資基金總量並未增加，只是其用途被改變了。它並沒有「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只是將就業機會從一個部門轉移到了另一個部門。
- 關於工會的作用：穆勒承認，在特定行業內，工會可以通過限制學徒數量、設定嚴格的入行門檻等方式，人為地減少該行業的勞動供給，從而為其成員爭取到高於平均水平的工資。他們等於是在自己的行業周圍築起了一道堤壩，抵禦了來自外部過剩人口的競爭壓力。但是，這道堤壩是以犧牲其他勞動者為代價的。被排擠出這個行業的勞動者，只能湧向那些沒有壁壘的行業，加劇了那些行業的競爭，從而壓低了那些行業的工資。因此，工會的成功，只是讓一小部分勞動者分到了更大的麵包塊，但卻是以擠壓其他勞動者的份額為前提的，對提高整個勞動階級的平均工資水平並無助益。
基於這一整套嚴密的邏輯，穆勒得出的結論是，任何旨在提高勞動階級地位的方案，如果不能有效地改變「資本」與「人口」這兩個基本要素的比例，終將是治標不治本的幻想。所有慈善、政府干預、工會抗爭，都無法從根本上扭轉乾坤。唯一的、真正的出路在於勞動階級自身的覺醒——一方面，通過教育提升自己的技能和效率，促進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關鍵的，是樹立一個更高的「生活標準」（standard of comfort），並為了維持這個標準而自願地、審慎地控制家庭的規模和人口的增長。
穆勒的工資基金理論，可以說是古典經濟學在分配領域最鮮明的旗幟。它邏輯清晰，推導嚴謹，具有強大的解釋力。
- 核心邏輯：它將工資問題簡化為一個除法公式，分子是資本中用於支付勞動的部分，分母是勞動者人數。這個看似簡單的框架，卻整合了資本積累理論、人口理論和價值理論，形成了一個自洽的體系。
- 理論的冷峻：這個理論的結論是嚴峻的。它將改善命運的主要責任歸於勞動者自身對人口的控制，而似乎否定了社會結構性改革的短期有效性。這種觀點在當時被許多人斥為「冷酷無情」，但穆勒堅持認為，揭示這個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才是對勞動者最大的善意，因為它指出了唯一真實有效的自救之路，避免他們在無效的方案上浪費精力。
- 歷史的局限與後世的發展：我們必須認識到，穆勒的理論深受其所處時代的影響。 19 世紀中葉的英國，資本相對稀缺，而人口增長帶來的貧困問題異常突出。這使得「資本有限、人口無限」的矛盾顯得尤為尖銳。然而，隨著技術的飛速進步、全球市場的開拓以及殖民地的發展，資本積累的速度和生產效率的提升，遠遠超出了穆勒當時的想像。這使得工資基金的「麵包」本身，具有比他預想中大得多的彈性和增長潛力。
後來的經濟學家，包括穆勒自己，都意識到了這個理論的過於僵化之處。工資基金並非一個預先劃定好、完全獨立於勞動效率和當期生產之外的固定量。一個更具動態的觀點是，工資是從「當期勞動的產出」中支付的，高效的勞動能夠創造出更大的價值，從而也為更高的工資和更高的利潤提供了可能。這種觀點將焦點從「存量」（預先積累的資本）轉向了「流量」（持續不斷的生產），為勞動者通過提高自身生產力來改善待遇提供了更直接的理論支持。
儘管工資基金理論在今天已被更精緻的工資理論所取代，但它所蘊含的基本思想——即勞動者的報酬不可能超越社會生產力所能支撐的界限，以及資本與勞動的供給關係是決定分配格局的根本力量——依然是經濟學分析中顛撲不破的真理。它迫使我們思考，任何分配方案的實現，都必須以堅實的生產基礎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