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了穆勒關於資本作為產業前提以及工資基金如何決定勞動者報酬之後，我們自然地要轉向財富分配的另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利潤（Profits）與地租（Rent）。這兩者共同構成了對「有產階級」回報的解釋。穆勒在此的分析，特別是他對利潤下降趨勢的洞察，以及對李嘉圖地租理論的精湛闡述，不僅構成了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也為理解現代社會財富分配的動態變化提供了深刻的理論框架。
第三部分：利潤與地租——資本家與地主所得的分配法則
在穆勒的經濟學世界裡，社會生產的總成果，像一個巨大的蛋糕，被切分給參與生產的三大主角：勞動者、資本家和地主。我們已經探討過勞動者分得的那一塊——工資，現在我們來審視另外兩塊蛋糕的歸屬。首先是資本家的所得，即利潤；其次是地主的所得，即地租。穆勒對這兩者的分析，揭示了在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中，財富流向的深刻趨勢。
一、 利潤的本質與決定法則
什麼是利潤？很多人會簡單地認為，利潤就是資本家賺的錢。但穆勒告訴我們，這個看似單一的概念，實際上是一個「複合體」，就像一杯雞尾酒，是由好幾種不同的成分混合而成的。讓我們用一個麵包師傅的比喻來拆解它。
想像一位麵包師傅（資本家），他擁有一筆資本，包括麵粉、酵母、燃料，以及一個烤爐。他雇用了一位助手（勞動者）。一天結束後，賣掉所有麵包得到的收入，在支付了助手的工資、補足了用掉的麵粉和燃料、並計提了烤爐的磨損之後，剩下的部分就是他的「毛利潤」。但這筆毛利潤，並非都是純粹的「利潤」。穆勒認為，它至少包含了三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回報：
- 利息（Interest）：這是對「資本」本身的回報。麵包師傅原本可以把他的麵粉和資本自己吃掉或用掉，但他沒有，而是「節制」（abstinence）了自己的消費，將其預付給生產活動。這種「等待」和「延遲享樂」的犧牲，必須得到補償。這個補償，就是純粹的利息。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如果這位師傅把他的資本（麵粉、錢等）借給另一位麵包師，自己什麼都不做，他也能安穩地收回一筆利息。這是資本作為資本所應得的最低報酬。
- 保險費（Insurance）：麵包師傅的生意並非萬無一失。烤爐可能壞掉，麵粉可能受潮，一批麵包可能烤焦賣不出去，甚至助手可能會偷懶浪費原料。這些都是經營中存在的「風險」（risk）。為了彌補這些潛在的損失，他從毛利潤中得到的一部分，實際上是用來對抗這些風險的「保險金」。如果他的生意風險越高，他所要求的這部分回報也必然越高。
- 監管工資（Wages of Superintendence）：麵包師傅本人並非閒著。他需要採購原料、計算成本、觀察市場、管理助手、推銷麵包。這些都是複雜的腦力與體力勞動，是一種高階的、特殊的「管理勞動」。因此，他從毛利潤中分得的第三部分，實質上是他作為一個高級經理人應得的「工資」。這份報酬的多少，與他擁有的資本沒有必然關係，而是取決於他的經營才能、勤奮和智慧。一個能幹的經理，即使他使用的是借來的資本，也理應獲得高昂的「監管工資」。
所以，利潤 = 利息 + 保險費 + 監管工資。
理解了利潤的構成，我們才能進一步探討決定其「率」（rate）高低的法則。穆勒在此採納並闡發了李嘉圖的觀點，指出利潤率取決於「勞動成本」（Cost of Labor）。這是一個反向關係：勞動成本越高，利潤率就越低；反之亦然。
讓我們回到麵包師傅的比喻。他的「利潤率」，就是他剩餘的麵包（利潤）與他預先付出的麵包（墊付的工資、原料等資本）之間的比例。現在，什麼是他的「勞動成本」呢？它並不僅僅是付給助手的工資麵包的「數量」，而是這個「數量」與助手工作「效率」的綜合結果。
穆勒特別強調 「高工資」不等於「高勞動成本」。假設一位美國麵包師傅的助手，一天能得到三塊麵包（高工資），但他憑藉高效的烤爐和熟練的技巧，一天能做出一百個麵包。而另一位英國師傅的助手，一天只得到兩塊麵包（低工資），但因為工具和技能較差，一天只能做出五十個麵包。對美國資本家來說，他為每個麵包付出的勞動成本是 3/100；而對英國資本家來說，則是 2/50，即 4/100 。顯然，儘管美國工人的工資更高，但他的勞動成本反而更低。這也解釋了為何在一個生產效率高的國家（如美國），可以同時存在高工資和高利潤。
因此，決定利潤率高低的「勞動成本」，取決於三個因素：（1）工人的勞動效率；（2）工人的真實工資（即他實際得到的生活資料）；（3）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的成本。 當工人的效率提高，或者他們的真實工資不變但其生活必需品（如糧食）的生產成本下降時，勞動成本就會降低，利潤率就會上升。反之，如果人口增長導致糧食生產必須移向更貧瘠的土地，使得工人的生活成本上升，那麼即使工人的真實工資水平不變，資本家的勞動成本也會上升，從而擠壓利潤率。
從上述法則出發，穆勒引導我們看到一個深刻的長期趨勢：在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中，利潤率有著不斷下降並趨向於一個最低水平的傾向（tendency of profits to a minimum）。
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呢？想像一個國家，財富不斷積累，資本越來越多。這些新增的資本，都要尋找投資獲利的機會。它們會流向各個產業，結果是：
- 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加劇，但這並不像亞當·斯密所想的那樣，是通過普遍降低商品價格來降低利潤的。因為價格的普遍降低是不可能的，除非貨幣本身的價值改變。
- 真正的壓力來自於對勞動和土地的需求增加。新增的資本，意味著要雇用更多的勞動力。人口隨之增長，對食物的需求也隨之增長。為了養活更多的人，社會不得不去耕種那些之前因不夠肥沃而被閒置的土地，或者在原有的土地上投入更多成本進行精耕細作。
這就觸發了我們熟悉的「土地報酬遞減法則」。生產同樣一單位糧食所需的勞動和資本越來越多，糧食的生產成本也就越來越高。如前所述，這直接導致了「勞動成本」的上升。即使工人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資本家也必須支付更高的名目工資，才能讓工人買到和以前一樣多的食物。這個不斷上升的勞動成本，就像一個緩慢但持續收緊的鉗子，不斷地擠壓著利潤的空間。
最終，利潤率會被擠壓到一個「最低點」。這個最低點是什麼呢？它是由社會的「有效積累慾望」所決定的。總會有一個最低的利潤率，低於這個水平，人們就不再覺得為了這點微薄的回報而進行儲蓄和投資是值得的了。當利潤率降到這個最低點時，資本的積累就會停止，整個社會就進入了穆勒所說的「靜止狀態」（Stationary State）。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有利潤下降的趨勢，也必然有抵消這種趨勢的力量存在，使得這個「最低點」不斷地被推遠。穆勒指出了幾個主要的反作用力：
- 生產技術的進步：新的發明創造，可以降低各種商品的生產成本，包括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從而降低勞動成本，延緩利潤的下降。
- 對外貿易：從國外進口廉價的糧食和原料，作用等同於國內的技術進步，同樣能壓低勞動成本。
- 資本的輸出：當國內的利潤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時，資本會自動流向那些利潤率更高的未開發國家或殖民地，這既減輕了國內資本的過剩壓力，又從那些地方開發出廉價的資源來反哺母國。
- 週期性的商業危機：投機狂熱後的崩盤，會摧毀大量資本，暫時緩解了資本過剩的壓力，使得利潤率得以短暫回升。
二、地租的法則
現在我們轉向地主的所得——地租。穆勒在此完全繼承並完善了李嘉圖的經典理論。這個理論的邏輯起點，正是我們在討論利潤下降趨勢時反覆遇到的那個關鍵法則——土地報酬遞減法則。
地租的本質是「級差地租」（Differential Rent）。它源於土地的有限性和品質差異。
想像有三塊相鄰的土地：A 地最肥沃，投入 10 單位勞動和資本，可以產出 100 公噸的小麥；B 地次之，同樣投入，產出 80 公噸；C 地最差，同樣投入，只產出 60 公噸。
- 第一階段：當人口稀少，社會對小麥的需求量不大時，人們只需要耕種最肥沃的 A 地。此時，A 地的產出除了補償那 10 單位的勞動和資本（包括給予資本家標準的平均利潤）外，沒有任何剩餘。因此，A 地不產生地租。
- 第二階段：隨著人口增長，對小麥的需求超出了 A 地所能供給的。人們不得不開始耕種次一等的 B 地。現在，問題的關鍵來了：為了讓有人願意去耕種相對貧瘠的 B 地，市場上的小麥價格必須上漲到一個足以補償在 B 地上投入的 10 單位勞動和資本（並帶來平均利潤）的水平。也就是說，現在市場的「基準價格」是由在 B 地這種較差條件下的生產成本所決定的。 60 公噸已不足以回本，80 公噸剛好能。
- 地租的產生：既然市場上的小麥都以這個由 B 地決定的較高價格出售，那麼在 A 地上生產的小麥自然也以同樣的價格出售。但是，A 地的生產成本並未改變，它依然只需要 10 單位的勞動和資本。於是，A 地的產出（100 蒲式耳）在賣出後，除了補償成本和平均利潤（相當於 80 蒲式耳的價值）之外，還多出了一個 20 公噸的純粹剩餘。這個剩餘，就是地租。
- 地租的歸屬：這個剩餘會歸誰呢？會歸耕種 A 地的農夫嗎？不會。因為如果他能獨享這個額外收益，他的利潤就會遠高於在 B 地耕種的農夫以及其他所有行業的平均利潤。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會來競相租用 A 地。這種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能夠要求租地者將這個全部的額外剩餘作為租金上交給他。因此，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壟斷所帶來的、對不同土地級差收益的佔有。
- 地租的規律：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得出了地租的普遍法則：任何一塊土地的地租，等於它的產出超過「在當時條件下，為了滿足社會需求而必須耕種的最差土地」（即邊際土地）上相同投入的產出的那一部分。 那塊最差的、其產出僅僅能補償成本和平均利潤的土地，本身是不支付地租的。
穆勒從這個理論中引申出幾個極其重要的結論：
- 地租不是價格的原因，而是價格的結果。 麵包的價格高，不是因為地主收了高額地租；恰恰相反，是因為社會對麵包的高需求導致了高價格（高到足以讓貧瘠土地的耕種變得有利可圖），這種高價格才「創造」出了地租。決定麵包價格的，永遠是那個不支付地租的「邊際土地」上的生產成本。
- 地主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立的。 任何使得糧食變得稀缺和昂貴的因素，例如人口增長、農業歉收，都會抬高邊際土地的生產成本，從而提高所有優質土地的地租。地主階級是唯一一個能從社會普遍的困難中自動獲益的階級。
- 農業的進步對地租的影響。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農業技術進步會降低地租。穆勒指出，短期來看，如果一項發明（如新的肥料）使得所有土地的產量都翻倍，那麼土地之間的「產量差」也會翻倍，因此以實物計算的「穀物地租」會增加。但由於糧食總量增加，價格會下降，所以以貨幣計算的「貨幣地租」可能會下降。然而，從長期來看，農業進步的真正作用是「延緩」了報酬遞減的趨勢，使得一個不斷增長的人口可以被養活，並將耕種的邊界推向更遠、更貧瘠的土地。最終，這個被推得更遠的邊際，使得最優質土地與之的差距變得更大，從而使地租能夠達到一個若無此進步則永遠無法企及的高度。因此，長期來看，土地所有者是所有技術進步的最終受益者。
穆勒對利潤與地租的分析，共同描繪了一幅社會財富長期分配的動態圖景。在這個圖景中：
- 資本家的利潤，受到勞動成本不斷上升的擠壓，有著趨向於最低水平的內在傾向。他們必須不斷地通過創新和開拓來與這個趨勢抗衡。
- 地主的的地租，則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他們無需任何努力，就能坐享社會發展帶來的果實。
- 勞動者的工資，則處於這兩者之間，其命運取決於他們能否通過控制人口增長，來確保自己的工資增長能快於生活成本的增長，並從技術進步中分得一杯羹。
這個分析框架，解釋了為何在一個看似財富不斷增長的社會裡，不同階級的感受卻可能截然不同。它也為後來的社會改革思想提供了理論彈藥。例如，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正是基於地租是「不勞而獲」的「社會增值」這一點，提出了「單一土地稅」（Single Tax）的主張，認為國家應該通過徵收全部地租來作為唯一的財政收入。
至此，我們已經用費曼學習法剖析了穆勒關於生產、工資、利潤和地租的核心論點。從資本是產業的限制，到工資取決於資本與人口的比例，再到利潤與地租此消彼長的長期趨勢，我們看到了一個由幾個基本法則支配的、邏輯嚴密且相互關聯的經濟世界。這個由穆勒集大成的古典體系，無論後世的經濟學說如何演變，都始終是理解資本主義社會運作規律的偉大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