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了凱因斯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有效需求」是決定就業水平的核心之後，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構成有效需求的兩個主要部分：消費和投資。凱因斯首先詳細分析了消費傾向 (Propensity to Consume)，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儲蓄與投資的關係，並由此引出了著名的乘數效應 (Multiplier Effect)。
消費傾向、儲蓄投資恆等式與乘數效應
凱因斯說，有效需求等於預期的消費支出 (C) 加上預期的投資支出 (I) 。那麼，是什麼因素決定了人們願意花多少錢在消費上呢？凱因斯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社會的總消費支出主要取決於其總所得 (Aggregate Income) 的水平。所得越高，消費通常也越高；所得越低，消費通常也越低。這種所得與消費之間的關係，凱因斯稱之為「消費函數」或「消費傾向」。
想像一下，你每個月的薪水增加了，你很可能會多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或者多出去吃幾頓飯，但你不太可能把所有增加的薪水都花掉，你可能會存下一部分。反過來說，如果你的薪水減少了，你可能會減少一些非必要的開支，但你不太可能按薪水減少的相同金額來削減所有消費，你可能會動用一些過去的儲蓄來維持基本生活。這就是凱因斯觀察到的普遍心理現象，他稱之為「基本心理法則 (Fundamental Psychological Law)」：當所得增加時，人們傾向於增加消費，但增加的消費量會小於所得的增加量；反之，當所得減少時，人們傾向於減少消費，但減少的消費量也會小於所得的減少量。
這個法則聽起來很直觀，但它在凱因斯的理論中卻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從這個法則中，我們引申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邊際消費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MPC)」。邊際消費傾向指的是，當你的所得每增加（或減少）一塊錢時，你會增加（或減少）多少消費。例如，如果你的所得增加了 100 元，而你因此多消費了 80 元，那麼你的邊際消費傾向就是 0.8 (80/100) 。凱因斯認為，這個邊際消費傾向通常是正的（所得增加，消費也增加），但小於 1（消費的增加量小於所得的增加量）。這意味著，所得增加的那一部分，不會全部被消費掉，總會有一部分被儲蓄起來。與邊際消費傾向相對應的是「邊際儲蓄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 MPS)」，它指的是所得每增加一塊錢時，儲蓄會增加多少。由於增加的所得要嘛被消費，要嘛被儲蓄，所以 MPC + MPS 必然等於 1 。
那麼，除了所得水平之外，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一個社會的總體消費傾向呢？凱因斯將這些因素分為兩大類：客觀因素 (Objective Factors) 和 主觀因素 (Subjective Factors)。
客觀因素 主要包括：
- 工資單位 (Wage-unit) 的變動：凱因斯常用工資單位（一個普通勞動小時的貨幣工資）來衡量所得和物價。如果工資單位變動，名目所得和物價水平通常會同向變動，但這對實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可能比較複雜，因為它可能改變所得在不同群體間的分配。
- 所得與淨所得的差異：例如企業的折舊準備。如果企業提撥了大量折舊但並未實際用於設備更新，這部分所得就沒有轉化為消費或投資需求。凱因斯在《通論》第八章第四節特別強調了這一點，認為在資本存量較大的社會，鉅額的財務提撥（如折舊和 sinking funds）如果沒有相應的新投資來吸收，就會成為拖累有效需求的沉重負擔，導致經濟蕭條。他舉例 1929 年美國的情況，認為此前幾年的快速資本擴張導致了大量的折舊提撥，而這些提撥本身並沒有直接創造新的需求，反而需要更大規模的新投資才能抵銷其緊縮效應。
- 資本利得或損失 (Windfall Gains or Losses)：股票市場的意外漲跌，或者房地產價值的劇烈波動，會影響人們的財富感，進而影響他們的消費意願，即使他們的當期所得沒有變化。
- 利率變動：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利率是影響儲蓄（從而反向影響消費）的主要因素，利率越高，人們越願意儲蓄，消費越少。但凱因斯對此持懷疑態度。他認為，利率變動對消費的直接影響是複雜且不確定的。雖然高利率可能讓某些人為了未來的更高收益而多儲蓄，但也可能讓另一些人因為儲蓄目標（比如退休金）更容易達成而減少儲蓄。他認為，利率對消費的影響更多是間接的，例如透過影響資產價格（資本利得或損失）。總體而言，他認為短期內，利率的微小變動對消費傾向的直接影響不大。
- 財政政策 (Fiscal Policy)：政府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會直接影響人們的可支配所得和消費意願。例如，累進所得稅、遺產稅等會影響所得分配，從而可能提高整體社會的消費傾向（因為通常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於富人）。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失業救濟等也會直接影響消費。
- 對未來所得的預期：如果人們預期未來所得會增加，他們可能會在當期增加消費；反之則減少消費。但凱因斯認為這個因素對總體消費的影響比較難以捉摸，因為預期通常充滿不確定性。
主觀因素 則更多地涉及到個人和社會的心理習慣、社會習俗和制度安排。凱因斯在第九章列舉了八種促使個人儲蓄（即抑制消費）的動機，例如：謹慎（應付不時之需）、遠見（為養老、子女教育做準備）、計較（偏好未來的較大滿足而非眼前的較小滿足）、改善（希望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獨立（追求財務自由）、進取（為經商或投機準備資金）、自豪（想留下遺產）以及吝嗇（純粹的守財奴心理）。此外，政府和企業也會出於類似的動機（如企業的擴張、流動性需求、財務穩健等）進行儲蓄。這些主觀因素在短期內通常是比較穩定的，不容易發生劇烈變化，除非發生重大的社會變革或革命。
基於這些分析，凱因斯認為，在短期內，影響消費的最主要因素是所得水平，而消費傾向（尤其是邊際消費傾向）在一定時期內可以視為相對穩定。這個結論對於理解經濟波動和制定政策至關重要。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凱因斯理論中另一個常被誤解但極其重要的觀點：儲蓄與投資的恆等式 (Equality of Saving and Investment)。
在《通論》的《法國版序言》中，凱因斯特別強調了他認為儲蓄和投資「必然且精確地相等」這一論點。這與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大相徑庭。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儲蓄的供給和投資的需求是由利率來調節的，利率就像一個價格，使得儲蓄等於投資。他們認為儲蓄者提供資金，投資者需求資金，利率是資金的價格，當利率上升，儲蓄意願增加，投資意願減少，反之亦然，最終利率會調節到一個使儲蓄等於投資的均衡點。
但凱因斯說，不對，儲蓄和投資之所以相等，不是因為利率的調節，而是源於它們的定義。讓我們來看看他是如何推導的：
首先，我們定義國民所得 (Y) 等於消費 (C) 加上投資 (I) 。這是從支出的角度來看國民所得的構成： Y = C + I 。 然後，我們定義儲蓄 (S) 是所得 (Y) 中沒有被消費掉的部分。所以， S = Y – C 。
現在，我們把第一個式子 Y = C + I 稍微變形一下，得到 I = Y – C 。 我們再看看儲蓄的定義： S = Y – C 。 顯然，右邊的 Y – C 是完全一樣的，所以，I 必然等於 S 。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簡單的會計恆等式，但它的意義非常深遠。凱因斯強調，這不是一個在某種均衡狀態下才成立的條件，而是一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然成立的定義性恆等式，無論經濟是否處於均衡，是否有失業。儲蓄和投資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是同一件事情（所得中未被消費的部分）從不同角度的描述。從家庭或個人的角度看，未被消費的所得是儲蓄；從整個經濟的角度看，未被消費的產出（如果沒有被消費，它就必然成為了存貨增加或其他形式的資本形成）就是投資。
凱因斯的這個觀點，直接挑戰了古典經濟學的利率理論。如果儲蓄和投資是恆等的，那麼利率就不再是調節儲蓄與投資使其相等的那個「價格」了。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利率不是由儲蓄供給和投資需求決定的，那它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凱因斯將在後續章節中提出他的「流動性偏好理論」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凱因斯所說的儲蓄與投資恆等，是指「實際發生」的儲蓄和投資（事後，ex post）必然相等。這並不否認人們「意願」的儲蓄 (planned saving) 和「意願」的投資 (planned investment)（事前，ex ante）可能不相等。事實上，正是事前儲蓄與投資的不一致，才會導致後續國民所得的變動，直到事後的儲蓄和投資再次相等為止。例如，如果企業家意願的投資大於社會大眾意願的儲蓄，那麼總需求就會增加，國民所得就會上升，直到所得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使得在該水平下人們實際的儲蓄量正好等於實際發生的投資量。
理解了儲蓄與投資的恆等式以及邊際消費傾向的概念後，我們就可以來探討凱因斯理論中一個極具影響力的部分——乘數效應 (The Multiplier)。
乘數理論最初是由凱因斯的學生卡恩 (R. F. Kahn) 提出的，用來分析公共工程對就業的影響。凱因斯將其發展為「投資乘數」，用來說明投資的變動如何對國民所得產生倍增的影響。
想像一下，政府決定投資 1 億元修建一條新的公路。這 1 億元首先會支付給建築工人、工程師、材料供應商等等。這些人拿到這筆錢（他們的所得增加了 1 億元）之後，根據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比如是 0.8），他們會將其中的 8000 萬元用於消費（買食物、衣服、娛樂等），另外 2000 萬元儲蓄起來。
現在，這 8000 萬元的消費支出，又變成了那些提供食物、衣服、娛樂等商品和服務的人的所得。這些人拿到這 8000 萬元後，同樣會根據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假設也是 0.8），將其中的 6400 萬元 (8000 萬 × 0.8) 用於消費，儲蓄 1600 萬元。
這個過程會一輪一輪地持續下去：第一輪新增所得 1 億元，第二輪新增所得 8000 萬元，第三輪新增所得 6400 萬元，依此類推，每一輪新增的消費都會變成下一輪的新增所得。這就像往平靜的湖水中投入一顆石子，激起的漣漪會一圈圈擴散開來。
那麼，最初的 1 億元投資，最終會帶來多少國民所得的增加呢？這取決於邊際消費傾向 (MPC) 的大小。乘數 (k) 的公式是： k = 1 / (1 – MPC) ，或者說 k = 1 / MPS (因為 1 – MPC = MPS，邊際儲蓄傾向) 。
在我們的例子中，MPC = 0.8，所以 MPS = 0.2 。那麼乘數 k = 1 / 0.2 = 5 。 這意味著，最初 1 億元的投資，最終會帶動國民所得增加 1 億 × 5 = 5 億元。
這就是乘數效應。它解釋了為什麼一筆初始的投資（或任何自主性支出的增加，比如政府支出或出口增加）能夠對整個經濟的所得和就業產生遠大於其自身的影響。邊際消費傾向越大，乘數就越大，初始投資帶來的所得增加就越多。反之，如果人們拿到新增所得後，傾向於儲蓄更多、消費更少（即 MPC 較小，MPS 較大），那麼乘數就會較小，經濟擴張的力度也會較弱。
乘數理論對於理解經濟波動和制定經濟政策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在經濟蕭條時期，如果私人投資意願不足，政府可以通過增加公共投資來啟動乘數效應，從而帶動整體經濟的復甦。同樣，如果想抑制過熱的經濟，減少投資或政府支出也會產生反向的乘數緊縮效應。
當然，乘數效應的發揮也存在一些前提和限制：
- 資源未充分利用：乘數效應的充分發揮，前提是經濟中存在閒置的勞動力和生產能力。如果經濟已經處於完全就業狀態，那麼新增的支出只會導致物價上漲，而不會帶來實際產出的增加。
- 時間滯後：乘數效應的產生需要時間，每一輪的消費和所得轉化都需要一定的過程。
- 開放經濟中的漏損：在開放經濟中，一部分新增所得可能會用於購買進口商品，這部分支出就流向了國外，減弱了國內的乘數效應。這被稱為「進口漏損」。
- 稅收漏損：新增所得中有一部分會以稅收的形式被政府拿走，這也會減少用於再消費的金額，從而削弱乘數效應。
- 儲蓄漏損：這是乘數公式中已經考慮到的主要漏損。
儘管有這些限制，乘數理論仍然是凱因斯分析經濟短期波動和提出政策建議的關鍵工具。它清晰地揭示了，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即使是相對較小規模的自主性支出變動，也可能對整體經濟活動水平產生顯著的放大影響。
總結來說，這一部分我們探討了：
- 消費傾向：描述了消費如何隨所得變動，以及影響消費的客觀和主觀因素，其中「基本心理法則」和「邊際消費傾向」是核心。
- 儲蓄與投資恆等式：從定義上闡明了事後的儲蓄必然等於事後的投資，這挑戰了古典經濟學認為利率是調節儲蓄與投資的機制。
- 乘數效應：解釋了投資（或任何自主性支出）的變動如何通過邊際消費傾向的連鎖反應，對國民所得和就業產生倍增的影響。
這些概念共同構成了凱因斯解釋經濟如何運作以及為何會出現非自願失業的理論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也為後續討論利率的決定以及更全面的就業理論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