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Fear Of Death

好的,以下是根據您提供的 YouTube 影片資料(Professor Shelly Kagan 關於死亡恐懼的講座)所提取的主要論點及其詳盡解釋,內容將使用繁體中文並超過一千字:


這段 YouTube 影片是耶魯大學哲學教授 Shelly Kagan 關於死亡哲學課程(PHIL 176)的第 22 講,主題為「死亡恐懼」。在講座中,Kagan 教授深入探討了思考死亡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特別聚焦於對死亡的情緒反應,尤其是恐懼。他不僅討論了恐懼這種情感本身,更重要的是探究了在什麼情況下,恐懼或其他的負面情緒(如憤怒、悲傷、哀愁)是對死亡的「適切的」(appropriate)或「理性上恰當的」(rationally appropriate)反應。教授區分了對死亡過程的恐懼與對死亡本身的恐懼,並基於他之前課程中建立的死亡本質觀點(特別是物理主義觀點),分析了這些情緒反應的合理性。

核心問題:思考死亡如何「應當」影響我們的行為與情感?

Kagan 教授首先區分了思考死亡的「事實」可能產生的兩種影響:一種是僅僅「導致」我們以某種方式行動或反應,這可能只是心理學上的偶然事實,未必是適切的;另一種是提供我們「理由」去以某種方式行動或反應,這才是哲學關注的重點——如何基於死亡的事實,以一種恰當的方式生活和感受。他引述了卡夫卡「生命的意義在於它會結束」這類說法,指出很多人直覺認為死亡終結的事實對我們的生活態度和情感有深遠影響,但問題在於這種影響「應當」是什麼樣子。

主要論點一:恐懼對死亡而言,在多數情況下,並非適切的反應。

這是 Kagan 教授在講座中花了最多篇幅探討的論點。他並非否認許多人「感覺」到對死亡的恐懼,這是一個經驗事實。但他質疑的是,這種恐懼在理性上或情感上是否「適切」。為了評估這一點,他首先建立了一套評估情感是否適切的條件。他以「驕傲」為例,指出驕傲需要滿足條件(如對某項成就感到驕傲,且這項成就與自己有關),如果條件不滿足(如對自己呼吸感到驕傲),這種情感就不適切。

接著,Kagan 教授提出了他認為恐懼需要滿足的三個適切條件:

  1. 恐懼的對象必須是「壞的」或「有害的」。 如果你恐懼的事情實際上是好的(如課後有人送你冰淇淋),除非背後有特殊的、讓它變成壞事的故事(如正在嚴格節食),否則這種恐懼是不適切的。
  2. 「壞事」發生的機率必須是「不可忽略的」。 即使某件事是壞的,但如果它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negligibly small chance),例如被西伯利亞老虎撕碎或被外星人綁架解剖,對大多數人而言,恐懼這種極度不可能發生的事件是不適切的。合理的恐懼需要一定的機率。
  3. 必須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如果一件壞事肯定會發生,而且你知道它會有多壞,那麼恐懼就不是適切的情感反應。例如,你知道每天午餐的餅乾肯定會被偷走,而且知道這有多令人沮喪,這種情況下你會感到憤怒、沮喪或悲傷,但不是恐懼。只有當壞事發生的可能性不確定(不知道是否會發生,或不知道何時發生,或不知道會有多壞)時,恐懼才會有其適切性。

Kagan 教授補充了一個比例原則:即使滿足了上述條件,恐懼的「程度」也應與壞事發生的可能性和壞事的嚴重性成比例。對一件壞處很小的壞事(如損失一塊餅乾)產生巨大恐懼是不適切的。

將這些條件應用於死亡時,Kagan 教授作了重要區分:

  • 對「死亡過程」的恐懼: 這是可能適切的。如果死亡過程可能涉及痛苦(壞的對象),且有不可忽略的機率以痛苦方式死亡(如因某些疾病或醫療條件不足),那麼一定程度的恐懼可能是適切的。然而,Kagan 認為這並非人們談論死亡恐懼時的核心。而且,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某些極端痛苦的死亡方式(如老虎襲擊)機率微乎其微,對此恐懼就不適切。
  • 對「死亡本身」或「成為死者」的恐懼: 在 Kagan 教授之前課程所採取的物理主義觀點下(即死亡是終結,身體瓦解後沒有任何意識或經驗),他認為這種恐懼是不適切的。

    • 條件一(壞的對象)不滿足: 根據他之前提出的「剝奪說」(deprivation account),死亡之所以是壞事,是因為它剝奪了未來可能擁有的美好事物,而非死亡本身作為一種狀態是壞的。 Kagan 教授認為,單純「缺乏好的東西」(如第二個冰淇淋)本身不足以成為恐懼的適切對象。恐懼的對象通常需要某種積極的傷害或痛苦。
    • 條件三(不確定性)不滿足: 你百分之百確定你會死。雖然你可能不確定死亡的「時間」,但對於「你會死」這個事實本身,是沒有不確定性的。在確定壞事會來臨時,恐懼就顯得不適切。
    • 例外情況: 如果你相信有來生或地獄,且不確定自己是否會下地獄,那麼恐懼死亡(因為可能進入痛苦的來生)可能滿足適切條件(壞的對象是地獄的痛苦,有不可忽略的機率,且存在不確定性)。但如果像 Kagan 教授傾向的物理主義觀點,死亡是終結,那麼成為死者本身並不壞,恐懼就不適切。
  • 對「過早死亡」(dying too soon)的恐懼: Kagan 教授認為,這種恐懼或許有一定的適切性。

    • 壞的對象: 過早死亡意味著被剝奪了更多美好的生活經驗,這是壞事。
    • 不可忽略的機率: 對於年輕健康的人而言,雖然近期死亡的機率很小,但可能不是絕對為零,尚不足以達到完全可以忽略的程度。
    • 不確定性: 我們的死亡時間是不確定的,不知道是否會比預期中早得多,這種不確定性為恐懼提供了一定基礎。
    • 結論: 由於存在不確定性以及剝奪更多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對「過早死亡」抱有「一定程度」的恐懼可能是適切的。然而,Kagan 教授強調,考慮到大多數年輕健康人過早死亡的機率非常低,巨大的恐懼(如恐怖)仍然是不成比例且不適切的。

總結而言,Kagan 教授認為,雖然對痛苦死亡過程的恐懼在特定條件下可能適切,且對「過早死亡」的輕微恐懼因不確定性而有一定基礎,但對於「死亡本身」或「成為死者」的強烈恐懼,在他採取的哲學觀點下,大多是不適切的。人們普遍對死亡產生的強烈恐懼,很可能在理性上是「過度」的。

主要論點二:憤怒對死亡而言,並非適切的反應。

除了恐懼,人們面對死亡或生命的有限性時,也可能感到憤怒,對命運或宇宙搖頭嘆息。 Kagan 教授也探討了憤怒的適切性條件。他認為憤怒通常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1. 憤怒必須指向一個「人」或「行為者」(agent)。 也就是說,憤怒的對象應該是一個能夠做出選擇、具有意圖的存在。對一個沒有生命、沒有意識、不能控制自身行為的無機物感到憤怒(除非是將其人格化),通常被認為是不適切的。
  2. 該「行為者」必須「錯誤地對待」(wronged)了你。 憤怒通常意味著你認為對方以一種道德上不應有的方式對待了你,侵犯了你的權利或虧欠了你。

Kagan 教授將這些條件應用於對死亡的憤怒:

  • 如果你相信一位有位格(person)、會做決定的神: 憤怒的對象(神)滿足了第一個條件(行為者)。然而,問題在於第二個條件:神是否通過判處死亡或設定生命的有限性而「錯誤地對待」了我們? Kagan 教授認為,這並不清楚。他用分給你糖果的朋友為例:朋友分給你一些糖果,你很喜歡,但他拒絕給你更多。雖然你可能希望得到更多,或對此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朋友「虧欠」你更多糖果,他沒有錯誤地對待你。類似地,如果神給予了我們生命和美好經驗,這並不必然意味著神有義務給予我們無限長的生命。如果神並未錯誤地對待我們,那麼對神因賜予有限生命而感到憤怒就是不適切的。
  • 如果你相信一個無位格、非個人的宇宙: 在這種觀點下,宇宙不具備意識,不能做決定,不是行為者。因此,憤怒的對象不滿足第一個條件。對一個無意識的物理系統感到憤怒,除非是將其人格化,否則是不適切的。雖然我們可以理解將宇宙人格化並向其發洩憤怒的心理現象,但在理性上,這種憤怒是不成立的。

因此,Kagan 教授認為,無論是將死亡的根源歸於神還是無個人的宇宙,憤怒似乎都不是一個適切的情感反應。

主要論點三:相較於恐懼和憤怒,悲傷/哀愁,以及尤其是感激,可能是更適切的對死亡及生命的反應。

既然強烈的恐懼和憤怒對死亡來說多半是不適切的,那麼是否有其他負面情緒或甚至正面情緒更為適切呢?

  • 悲傷或哀愁(Sorrow/Sadness): Kagan 教授認為,對於「過早死亡」——即未能體驗到生命可能提供的全部美好——感到悲傷或哀愁是可能適切的。如果生命本身是好的,那麼失去它或未能完全實現其潛能,確實令人感到悲傷或遺憾。這是一種對失去好東西的自然反應。

  • 感激(Gratitude): Kagan 教授在講座結尾引入了一個強有力的觀點:面對生命的有限性,一種高度適切的情感反應是「感激」。他引用了 Kurt Vonnegut 小說《貓的搖籃》中的「幸運的泥巴」(lucky mud)祈禱文。這個祈禱文表達了這樣一個思想:在浩瀚的宇宙中,大多數物質(泥巴)從未有機會獲得意識、體驗生命、感受愛、欣賞美景。作為那極少數能夠「坐起來看看周圍」的「泥巴」,我們是極其幸運、極其珍貴的。

    即使生命是有限的,即使我們終將回歸無意識的狀態(躺下睡著),單單是擁有過這段體驗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巨大的恩賜。從這個角度看,對生命的有限性感到憤怒或恐懼似乎忽略了更根本的事實:我們竟然有機會存在並體驗這個世界。這種存在本身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極其罕見和寶貴的。因此,相較於抱怨生命的不足,為已經獲得的生命和經驗感到感激,似乎是更深刻、更適切的情感回應。

總結

Professor Kagan 在這場講座中的核心論點是,我們對死亡的情緒反應應當是基於對死亡本質的理解(他傾向於物理主義觀點)以及情感本身的適切性條件。他挑戰了普遍認為對死亡的強烈恐懼和憤怒是理所當然的看法,論證在嚴格檢視下,這兩種情感在許多情況下並不滿足適切的條件。他提出,雖然對痛苦的死亡過程或過早死亡的輕微擔憂可能合理,但對「成為死者」本身的強烈恐懼或對有限生命的憤怒是缺乏根據的。取而代之,他暗示(並透過 Vonnegut 的引用強調)對生命有限性的適切反應可能更多地是悲傷(為失去更多可能的好處)和深刻的感激(為已經獲得存在和經驗的機會)。思考死亡的意義,不在於引發不適切的恐懼或憤怒,而在於促使我們以一種更深刻、更感激的態度去面對和珍視我們短暫而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