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您提供的 YouTube 講座文字記錄，保羅·布魯姆教授關於語言的講座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核心論點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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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人類獨有的、核心的、甚至可被視為「本能」的能力，是理解人性的關鍵。
- 詳盡解釋： 布魯姆教授開宗明義地指出，語言是人類最獨特的能力之一，並且一直是探討人性理論的「戰場」，從古代哲學家到現代科學家，任何關於人類本質和運作方式的理論都必須闡釋語言。這強調了語言在人類認知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 他進一步論證語言的特殊性，引用查爾斯·達爾文「人類有一種本能的說話傾向」的說法。為了支持這一點，他提出了多項證據。首先，語言的普遍性：世界上每一個正常的人類社會都擁有語言。這與許多文化發明（如飲食工具）不同，後者雖然實用但也可能不存在於某些文化中。語言的無處不在強烈暗示它並非僅僅是文化上的「好主意」而被反覆發明。
- 其次，混雜語（Pidgin）和原生語（Creole）的案例提供了更有力的證據。在不同語言背景的人們被迫共同生活（例如奴隸貿易中），他們會發展出一種簡陋、沒有固定語法規則的溝通系統，稱為混雜語。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單一代代內，這些混雜語的下一代兒童並不是簡單地學習這些不完整的系統，而是自發地將其轉化為具有豐富語法、詞法和語音結構的完整語言，稱為原生語。尼加拉瓜手語的案例也類似，兒童將不完整的成人手語系統轉化為更複雜的語言。這表明兒童天生具備創造語言結構的能力，即便輸入的環境不夠完善。
- 再者，生理和遺傳支持也佐證了語言的特殊性。大腦中存在專門負責語言處理的區域（如布羅卡區和韋尼克區），這些區域的損傷會導致失語症。雖然教授提到對語言基因的研究仍具猜測性，但一些特定基因點突變會導致語言學習和使用障礙，這進一步支持了語言能力的生物學基礎。這些證據共同指向一個結論：語言能力是人類先天生物構成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後天學習或智力的一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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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語言具有複雜的、階層式的結構，這使得從有限的組成部分產生無限的表達成為可能。
- 詳盡解釋： 布魯姆教授詳細介紹了語言的三個主要結構層次：語音學（Phonology）、詞法學（Morphology）和句法學（Syntax）。所有人類語言都具備這些層次。
- 語音學是語言的聲音（或手語的符號）系統。每種語言都使用一組有限的基本聲音單元，稱為音位（phonemes）。例如，英語有大約四十個音位。掌握語音學不僅包括學習這些音位，還包括學會如何將連續的聲音流分割成單詞。教授指出，我們感覺到的單詞之間的停頓實際上是一種心理錯覺，是我們的大腦根據對語言的理解自動插入的。非母語者聽到不熟悉的語言時，往往會感覺聲音連成一片，這就是缺乏這種內部分割機制。他也提到「自上而下處理」（top-down processing）如何影響我們對聲音的感知，例如，即使聲音信號不完整，我們的大腦也會根據預期或上下文來「填補」缺失的部分，使我們聽到完整的單詞或短語（如對 Rick James 歌曲中歌詞的誤解）。
- 詞法學是語言的單詞（或語素）系統。語素（morpheme）是語言中最小的有意義的單位。單個單詞可以是語素（如 “dog”），也可以由多個語素組成（如 “dogs” = “dog” + 複數語素 ‘-s’；”complained” = “complain” + 過去式語素 ‘-ed’）。語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符號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 of the sign），即聲音或符號與其代表的意義之間沒有內在聯繫（除了少數擬聲詞）。我們通過任意命名的方式將聲音/符號與世界上任何概念聯繫起來。詞法學允許我們通過組合語素來創造新的詞形，並且人類掌握的詞彙量非常龐大（估計平均有六萬到十萬個詞彙），且學習速度驚人。
- 句法學是將詞語組合成短語和句子的規則和原理。這是語言結構中實現「從有限媒介產生無限使用」（infinite use of finite media）的關鍵。我們的詞彙量是有限的，但我們可以產生和理解無窮無盡的句子，包括從未聽過的句子。句法學通過組合系統實現這一點，其中最關鍵的機制是遞歸（recursion）。遞歸允許將一個結構（如句子）嵌入到另一個相同類型的結構中，理論上可以無限延伸。教授用簡單的例子（”Fred likes Wilma” vs “Fred thinks Barney likes Wilma” vs “John hates cheese” 和一系列嵌入句）清晰地展示了遞歸如何產生無限數量的句子。句法規則雖然複雜且通常是無意識的，但它們是理解和生成複雜思想表達的基礎。句法規則的不同解析方式也可能導致歧義，這在日常語言和法律等專業領域都有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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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習得並非僅僅是通過經驗和模仿的簡單學習過程，而更像是一種生物性的「成長」，具有先天的基礎和特定的習得時間窗口。
- 詳盡解釋： 布魯姆教授借鑒了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激進觀點，即語言學習不應被視為傳統意義上的學習，而更類似於身體器官的「成長」。喬姆斯基認為，就像兒童通過經驗長出手臂而不是翅膀、器官的基本結構不受偶然經驗影響一樣，語言這種複雜的認知結構也應被視為一種生物性發育。
- 支持這一觀點的證據包括：
- 所有正常兒童都能習得語言： 無論文化背景或教育程度如何，只要處於語言環境中，正常發育的兒童都能掌握至少一種語言。這與學習騎自行車或下棋等需要特定訓練和天賦的技能不同。
- 特定的語言障礙（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LI）： 存在一些兒童智力正常、社交能力良好、渴望溝通，但卻無法正常學習語言。這類案例表明語言能力可能是一個獨立於一般智力或社交能力的特殊認知模塊，其發展可能受特定基因或神經基礎影響。
- 習得過程缺乏系統性的語法糾錯： 研究表明，父母在與兒童交流時，主要根據其話語的意義、情感或社交適宜性給予反饋，而不是對語法錯誤進行明確的糾正。兒童犯下語法錯誤（如動詞變位錯誤）是常見的，但這些錯誤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行消失，這不是因為父母的系統性教導，更像是內部規則系統在自我調整和完善。
- 兒童對混雜語的原生語化： 如前所述，兒童能將不規則的輸入（混雜語）轉化為規則的語言（原生語），這顯示他們不是被動地模仿，而是主動地構建具有內在規則的語言結構。
- 儘管語言習得具有生物基礎，但環境輸入（聽到或看到語言）仍然是必要的。孤立成長的兒童（如被動物撫養或被完全隔離）即使生理正常也無法習得語言，這說明雖然存在天生能力，但仍需要外部刺激來「觸發」和塑造特定語言的細節。
- 教授還強調了語言習得存在一個「關鍵期」或「敏感期」（critical/sensitive period）。兒童早期對所有語言的音位都很敏感，但約在 12 個月大時，這種敏感性會逐漸減弱，變得只對母語的音位敏感。更重要的是，學習語言的能力在童年後期開始下降，特別是青春期以後。對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發現，開始學習的年齡是語言掌握程度的最大決定因素，遠超過智力、動機或學習時間。青春期後開始學習新語言的人，通常難以達到母語者的流利程度，尤其是在發音和細微語法上會留下「口音」。這表明大腦中負責語言學習的機制可能只在發育的早期階段高度活躍，錯過這個窗口，習得難度會大大增加。
- 最後，教授提到手語習得的研究，發現手語的發展歷程（包括牙牙學語、第一個詞、句子構建）與口語完全平行，這強有力地支持了人類的語言能力是獨立於特定形式（聲音或手勢）的，是一種更抽象、更核心的認知能力。
總之，布魯姆教授的講座透過這些論點，描繪了一幅關於人類語言的綜合圖景：它不僅僅是一種溝通工具，更是人類心智結構的深層體現。語言的普遍存在、複雜結構以及兒童自發構建和習得語言的過程，都指向了語言作為一種生物性 endowment（天賦能力）的可能性，這種能力在特定的發育窗口期內蓬勃發展，塑造了人類獨特的認知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