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Evolution Emotion And Reason Emotions Part Ii

好的,這份講義(YouTube 影片)的主要論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並將使用繁體中文進行詳細闡述:

這場由 Paul Bloom 教授主講的心理學課程,旨在延續前一場關於情緒的討論,深入探討情緒作為演化上的適應性機制,如何在個體處理社會環境時發揮關鍵作用。講義內容詳盡地解釋了數種重要情緒反應的演化根源,涵蓋了親子之愛、對合作行為的感激、對欺騙者的憤怒,以及文化差異對報復情感的影響。

以下是講義的主要論點的詳盡解釋:

  1. 情緒是具有演化優勢的適應性機制,特別是在社會互動中:

    • 這是一個貫穿整個講義的核心思想。 Bloom 教授強調,情緒並非隨機產生或僅僅是生理反應的副作用,而是經由天擇塑造而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心理系統。它們幫助個體更好地生存和繁殖,尤其是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
    • 情緒可以驅動或抑制某些行為,幫助個體有效應對環境中的機會和威脅。例如,恐懼促使逃離危險,憤怒可能促使個體反擊或維護權益,而愛和依戀則促進合作與照顧。
  2. 對親屬(特別是子女)的情緒具有明確的演化基礎,旨在確保基因的傳承:

    • 演化的驅動力之一在於基因的複製和傳播。對於像人類、鳥類和哺乳類等投資於「品質而非數量」的物種而言,個體一生中產下的後代數量有限,因此對這些後代投入大量資源和關注變得至關重要。
    • 父母對子女深切的愛和保護欲,以及子女對照顧者的依戀,都是確保幼體存活和發育的關鍵情緒反應。這種深厚的親子連結並非偶然,而是演化壓力下形成的適應性策略,因為後代攜帶了父母的基因。
    • 教授藉由帝王企鵝的例子,生動地展示了這種在極端環境下為照顧後代而發展出的複雜且高度適應性的行為模式。他指出,無論是支持創造論或達爾文演化論者,都會認同這種行為的精巧性,演化論者則將其視為親代投資的絕佳生物適應案例。
    • 針對幼體對照顧者的依戀,教授比較了兩種理論:斯金納學派的「櫥櫃理論」(Cupboard Theory),認為幼體愛母親是因為母親提供食物(操作制約);以及鮑比(Bowlby)的「內建依戀理論」(Nativist/Hard-wired Theory),認為幼體對母親有一種內建的吸引力(尋求舒適和社交互動)以及對陌生人的恐懼。
    • 哈洛(Harry Harlow)在恆河猴身上進行的經典實驗(鐵絲母猴與布母猴)提供了關鍵證據,駁斥了單純的「櫥櫃理論」。實驗表明,幼猴雖然會去找鐵絲母猴獲取食物,但當感到壓力或需要安慰時,牠們會緊緊抓住提供溫暖和舒適的布母猴。這強烈支持了依戀需求是獨立於食物需求之外、一種對舒適和接觸的內建需求。
    • 此外,講義還探討了早期缺乏依戀接觸的嚴重後果。哈洛在獨自隔離環境中飼養的猴子,以及在條件極差、缺乏人際互動的孤兒院長大的兒童,都出現了嚴重的社交和情緒發展障礙(例如,社交退縮、自我傷害、無法建立正常關係)。這強調了早期依戀對於靈長類(包括人類)健康發展的關鍵性作用。不過,教授也指出,極端情況之外的「中間地帶」(例如父母不夠深情)是否會造成顯著長期影響,目前的科學證據尚不明確,可能只有在極端剝奪的情況下影響才會戲劇性地顯現。
  3. 對非親屬的情緒促進了互惠利他行為的演化,並需要「偵測欺騙者」的機制:

    • 與親屬間的演化邏輯不同,與非親屬的互動提出了新的挑戰。演化如何解釋個體對與自己無關的他人表現友善或合作?這似乎與自私基因的原則相悖。
    • 「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是解釋這種現象的關鍵概念:個體對他人的善意行為,是基於未來對方會予以回報的預期。這種行為在許多動物中都能觀察到,例如互相理毛、發出警告叫聲、分享食物(講義中生動描述了吸血蝙蝠反芻血液餵食同伴的例子)。
    • 互惠利他行為能演化的前提是,合作所帶來的總體收益必須大於成本。然而,這種系統面臨一個核心問題:欺騙者(Cheaters)或搭便車者(Free-riders)。欺騙者接受他人的好處,但不付出自己的成本。從短期和個體的角度來看,欺騙似乎總能獲得更高的收益。如果欺騙行為不受制約,互惠合作將無法穩定存在,最終會被自私的個體所取代。
    • 因此,互惠利他要能演化並維持,個體必須具備一套複雜的「偵測欺騙者」(Cheater Detection)心理機制。這包括:識別個體、記住過去的互動歷史(誰曾幫助過我,誰曾欺騙過我),以及最重要的,產生懲罰欺騙者的動機(例如憤怒和不信任)。
    • 教授以吸血蝙蝠為例說明,科學研究支持了這種偵測機制的存在:如果一隻吸血蝙蝠曾拒絕分享血液,當牠下次需要血液時,其他蝙蝠也會拒絕分享給牠。這表明牠們能夠追蹤和記住過去的互動行為。
    • 這種對欺騙行為的敏感性以及對互惠的重視,被認為在社會行為和社會情緒的演化中扮演了強大的角色。
  4. 博弈論模型(如囚徒困境和最後通牒遊戲)揭示了合作與情緒的關係,並顯示人類行為常常並非純粹理性:

    •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這是一個經典的博弈模型,描述了兩個理性個體之間的衝突。即使雙方合作能帶來最佳的總體結果,但從個體角度來看,無論對方做何選擇,選擇背叛(Defect)總能獲得更高的個人收益。然而,如果雙方都選擇背叛,結果卻是雙方都比互相合作時更差。教授用銀行搶劫、離婚律師、軍備競賽和毒品交易等多個例子說明了囚徒困境的普遍性。
    • 教授解釋說,人類的情緒可以映射到囚徒困境的不同結果上:對合作者感到喜歡(鼓勵未來合作);對背叛者感到憤怒和不信任(促使未來避免或報復);在背叛合作者時感到內疚或不適(可能促使未來改正行為)。這些情緒反應是演化用來引導我們在社會互動中做出有利於長期互惠合作的決策。
    • 教授還介紹了在重複進行的囚徒困境博弈中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以牙還牙」(Tit-for-Tat)。這個簡單的策略有幾個關鍵特徵:第一次與陌生人合作(友善)、如果對方背叛則立即反擊(不當傻瓜)、如果對方恢復合作則也恢復合作(寬容)、策略透明易懂。這個策略在計算機模擬競賽中擊敗了更複雜的策略,顯示了其演化上的穩定性和有效性。
    • 最後通牒遊戲(Ultimatum Game): 這個遊戲進一步挑戰了純粹理性的假設。遊戲中,一個玩家(提議者 A)被給予一筆錢(例如 10 美元),他必須向另一個玩家(回應者 B)提出一個分配方案(分給 B 多少)。 B 只有兩個選擇:接受提議,雙方按方案分配錢;或拒絕提議,雙方都一無所有。
    • 從純粹理性的角度來看,提議者 A 應該只給 B 最少金額(例如 1 美元),因為 B 是理性的,1 美元總比沒有好,所以 B 應該接受。然而,實驗結果顯示,大多數人類提議者會提出更公平的方案(通常是 4-5 美元),而回應者 B 也經常會拒絕低於特定閾值(例如 2-3 美元)的「不公平」提議,即使這意味著自己也得不到任何錢。
    • 教授認為,這種「非理性」地拒絕不公平提議的行為,是由諸如憤怒、不滿或一種正義感等情緒所驅動的。這表明人類不僅僅關心自身利益最大化,也關心互動的公平性。拒絕不公平的行為是一種情感反應,它可能具有演化上的適應性,因為它向潛在的剝削者發出信號,表明你不易被利用。
  5. 輕微的「非理性」(例如脾氣)有時可能具有演化上的適應性,能防止被剝削:

    • 延續最後通牒遊戲的討論,教授提出一個反直覺的觀點:在某些情況下,擁有輕微的非理性特質(比如容易發脾氣、反應過激)反而是一種優勢。
    • 他解釋說,如果一個人被認為是純粹理性的,那麼他在受到挑釁、侵犯或不公平對待時,其反應將始終是「合理」和「適度」的,總是權衡利弊。如果對方知道這一點,就可能計算出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欺負」或剝削這個理性人,因為他們知道理性人不會為了一點小損失而「大動干戈」。
    • 然而,如果一個人已知有脾氣,對侮辱或不公會做出強烈甚至不合比例的反應,那麼潛在的挑釁者或剝削者就會三思而行,因為他們無法預測非理性個體的反應,擔心會招致巨大的成本。這就是為什麼在某些環境下,擁有一個「臭名昭著」的脾氣或對暴力有聲譽反而能起到威懾作用,迫使他人更好地對待你。
    • 教授將此概念與戴利(Daly)和威爾遜(Wilson)對兇殺案的研究聯繫起來,指出許多兇殺並非源於重大利益衝突,而是由於侮辱、輕微冒犯等看似瑣碎的原因。這在純理性看來是「瘋狂的」,但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這種對「榮譽」或「面子」的過激反應,可能是一種適應性策略,用來建立和維持個人不容侵犯的聲譽。
  6. 文化會調節和塑造演化而來的情緒傾向,形成具有心理特徵的「榮譽文化」:

    • 雖然許多情緒有其普世的演化基礎,但它們的表達方式、強度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觸發閾值會受到文化的顯著影響。
    • 教授引入了社會學中的「榮譽文化」(Cultures of Honor)概念。這種文化通常出現在缺乏強大中心化法律系統、個體必須依靠自身力量保護易受掠奪的資源(如牲畜)的社會。在這種環境下,建立一個對冒犯行為會進行暴力報復的聲譽變得至關重要。歷史上的蘇格蘭高地人、馬賽戰士、貝都因商人以及美國西部牛仔都被認為是榮譽文化的例子。
    • 教授重點介紹了尼斯貝特(Nisbett)和科恩(Cohen)對美國南方作為一種榮譽文化的研究。他們認為,美國南方傳統上由牧民定居,且法律控制相對薄弱,因此比北方更傾向於榮譽文化。
    • 他們的研究發現了許多證據:南方對槍枝管制的態度更寬鬆,更認可體罰和死刑,對軍隊的態度更積極。問卷調查顯示,南方人更寬容地看待因「榮譽」受損而採取的暴力行為(例如因女性被侮辱而攻擊他人)。雖然南方整體街頭暴力並不一定高於北方,但在涉及「榮譽」的犯罪類型(如闖入者被屋主槍殺,或因侮辱而殺人)上,比例更高。
    • 尼斯貝特和科恩進行了一項著名的實驗:他們故意讓一名研究助手在走廊上撞到參與者(來自南方和北方的白人非西裔非猶太男性大學生),並侮辱對方為「混蛋」。實驗結果顯示,來自南方的學生在生理上表現出更高的壓力反應(皮質醇和睪固酮水平升高),暗示他們對這種冒犯更為敏感和憤怒。後續的行為和態度測試也顯示出這種差異(例如,在填空題中給出與暴力相關的答案)。
    • 這項研究證明了,即使在現代社會,文化背景仍然深刻影響著個體的情緒反應和行為傾向,特別是在如何應對侮辱和維護自身聲譽方面。教授也補充說,榮譽文化並非完全負面,它也強調了榮譽、忠誠、勇氣和自力更生等價值觀,並且在缺乏外部保護的環境下具有其功能性。

總結來說,這場講義的核心論點是:情緒並非簡單的感受,而是演化塑造的複雜適應系統,旨在幫助個體有效地在自然和特別是社會環境中生存和繁衍。這種適應性體現在親屬間的依戀與關愛(確保基因傳承)、非親屬間的合作與互惠(需要偵測和懲罰欺騙者以維持系統),以及博弈論模型(如囚徒困境和最後通牒遊戲)所揭示的人類在合作與衝突中的行為模式和相關情緒反應(如憤怒、內疚、對公平的重視)。此外,文化作為一個重要因素,會進一步塑造和調節這些演化而來的情緒傾向,例如在「榮譽文化」中對侮辱的敏感性和報復傾向被放大。了解情緒的演化和文化根源,是理解人類行為和心理的關鍵。情緒是功能性的、精巧的動機系統,而非系統中的「雜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