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是缺乏社會興趣的懦夫行為，預防犯罪的根本在於童年合作精神的培養 (Crime as an Act of Cowardice Stemming from a Lack of Social Interest, and its Prevention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Cooperation in Childhood)
在面對犯罪這一複雜的社會現象時，人們習慣於從遺傳、環境、經濟狀況或道德敗壞等角度去尋找原因。阿德勒則提供了一個純粹心理學的、更為根本的視角。他斷言，犯罪行為並非源於天生的邪惡、無法抗拒的環境壓力，或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一個個體在面對人生課題時，因極度缺乏社會興趣與勇氣，所選擇的一種懦弱的、虛假的解決方案。
這個論點極具顛覆性，它將罪犯從一個神秘、異類的「他者」，還原為一個與我們所有人一樣，在追求優越感道路上誤入歧途的「失敗者」。理解犯罪的關鍵，不在於其行為的殘酷或狡猾，而在於其內在動機的怯懦與自欺。
一、 犯罪與其他人生失敗的同源性
阿德勒首先指出，罪犯與問題兒童、神經症患者、自殺者、酗酒者等所有「人生失敗者」，在根源上是完全相同的。他們共享一個最核心的特徵：極度缺乏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他們不關心他人福祉，無法將自己視為人類共同體的一份子。他們的人生目標，是一種「私人的優越感」，其意義只存在於自己的幻想中，對他人毫無價值甚至有害。
罪犯與其他失敗者的區別，僅在於其保留的 「活動力程度」（degree of activity）不同。
- 神經症患者或自殺者活動力較低，他們選擇向內退縮，用症狀或自我毀滅來逃避問題。
- 罪犯則保留了較高的活動力，但他不願（或不敢）將這份活動力投入到「生活的有用面」（如努力工作、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而是將其全部投入到「生活的無用面」。
因此，犯罪行為，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還有力氣奔跑，卻因為害怕在正規賽道上落敗，而選擇抄近路、破壞規則的運動員。
二、 犯罪是懦夫對英雄的拙劣模仿
罪犯常常在自己和同夥面前，將自己塑造成反抗社會的「英雄」、「硬漢」。他們享受與警察鬥智鬥勇的「刺激感」，將成功作案視為一次偉大的勝利。然而，阿德勒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切都只是 「懦夫對英雄的拙劣模仿」（a coward’s imitation of heroism）。
真正的勇敢，是在承認並遵守共同規則的前提下，通過努力與合作去克服困難。而罪犯的行為模式恰恰相反：
- 他們逃避真正的挑戰： 他們不敢面對堂堂正正的職業競爭、需要付出與信任的愛情關係、以及平等互助的社會交往。因為在這些領域，他們深信自己會失敗。
- 他們選擇最容易的目標： 他們總是在暗處行動，襲擊沒有防備的弱者，用武器來彌補自己內心的虛弱。他們所追求的，不是克服困難後的成就感，而是一種無需付出努力就能獲得的、虛假的掌控感。
- 他們極度自欺： 為了維持自己「英雄」的幻覺，罪犯必須不斷為自己的行為尋找藉口，進行自我合理化。他會告訴自己：「這個社會對我不公，所以我拿回我應得的」、「我只是比別人更聰明，懂得利用規則的漏洞」。在犯罪前，他需要花費大量的心理能量去催眠自己，壓制內心殘存的社會情感與良知，這個過程本身就證明了他內心的掙扎與怯懦。一個罪犯在日記中寫道：「從來沒有人像我昨晚那樣害怕過」，這句話比任何行為都更能暴露其懦夫的本質。
三、 犯罪的根源：童年的合作訓練失敗
既然犯罪是一種源於缺乏勇氣與社會興趣的生活風格，那麼這種生活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呢？阿德勒將目光投向了童年早期。他發現，幾乎所有罪犯的童年，都可以找到合作精神培養失敗的清晰軌跡。罪犯，就是一個從未被成功「社會化」的孩童。
阿德勒指出了三種最容易滋生犯罪人格的典型童年情境，這與他對所有人生失敗者的分析是一致的：
- 被忽視的孩子（Neglected Children）： 包括孤兒、私生子、不被父母所愛的孩子。他們從未體驗過無條件的關愛與合作是什麼感覺。在他們眼中，世界是個冷酷、充滿敵意的地方，人與人之間只有利益交換與互相傷害。他們不相信自己能通過合作獲得任何東西，因此，訴諸暴力或欺騙就成了他們眼中合乎邏輯的生存法則。
- 被溺愛的孩子（Pampered Children）： 他們習慣了予取予求，認為世界應該圍繞著他們的慾望運轉。他們從未學會為獲得所需而付出努力，也從未學會考慮他人的感受。當他們長大後，發現社會不再像他們的父母一樣無條件地滿足他們時，他們會感到極大的憤怒和「不公」。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利得到想要的一切，既然社會不「給」，那麼「拿」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
- 有器官缺陷的孩子（Children with Organ Inferiorities）： 生理上的缺陷可能讓他們感到自卑，如果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他們可能會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缺陷和不幸上，從而對他人產生嫉妒和敵意。他們可能會認為：「既然命運對我不公，我為什麼要遵守對別人有利的規則？」
在這三種情境中成長的孩子，都未能建立起與他人合作的信心和能力。當他們進入學校，這個問題會進一步惡化。他們無法適應學校的規則和團體生活，學習成績不佳，被老師批評，被同學排斥。這進一步印證了他們「世界是充滿敵意的」或「我是個失敗者」的信念，促使他們徹底放棄在「有用面」的努力，轉而在校外的幫派中尋求認同，最終走上犯罪之路。
四、 預防與矯治之道：重塑合作精神
基於以上分析，阿德勒對犯罪的預防和矯治，提出了革命性的方案：
- 懲罰是無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監禁、體罰等懲罰手段，只會進一步強化罪犯「社會與我為敵」的信念。每一次懲罰，都在他看來是一場「戰爭」的延續，只會激起他更強的對抗心態。他不會從中學到合作，只會學到下一次如何更狡猾地避免被抓。死刑甚至可能被某些罪犯視為「英雄般」的終極挑戰。
- 唯一的出路是重新教育，重建社會興趣： 無論是對罪犯的矯治，還是對潛在犯罪的預防，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訓練他們的合作能力。
- 對於已犯罪者： 需要通過心理治療，幫助他們追溯到童年，理解自己錯誤的生活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必須剝去他們「英雄」的偽裝，讓他們直面自己行為背後的懦弱。同時，要在監獄等矯治機構中，提供真正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合作生活訓練，讓他們體驗到通過「有用」的方式獲得成就感和歸屬感的可能性。
- 對於預防犯罪： 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家庭和學校教育。父母和教師必須意識到，他們的首要任務，不是灌輸知識或施加紀律，而是培養孩子的合作精神。這意味著，要創造一個平等、尊重的家庭和班級氛圍，鼓勵孩子關心他人、參與集體活動，讓每個孩子都感到自己是集體中有價值的一份子。
總而言之，阿德勒將犯罪問題從一個法律和道德的困境，轉化為一個教育和心理的挑戰。他告訴我們，罪犯並非不可理喻的「魔鬼」，而是一個在人生起跑線上就已迷失方向的「孩子」。他們的拳頭，看似揮向社會，實則源於內心深處的自卑與絕望。因此，社會若想真正戰勝犯罪，武器不應是更嚴苛的刑罰，而應是更普及、更深刻的合作教育，是從每一個家庭、每一間教室開始，播撒下社會興趣的種子，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機會成長為一個有勇氣面對人生、有能力貢獻社會的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