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大腦是天生的「組隊狂魔」——群體認同的心理學根源
我們已經知道，兩黨變得越來越不同。但為什麼這種不同會引發如此強烈的情感和敵意？克萊恩指出，答案深藏在我們人類的底層心理機制中。我們的祖先在數十萬年的演化中，學到了一個最基本的生存法則：單獨的個體是脆弱的，群體才能生存。 因此，我們的大腦天生就具備一種極其敏感的「我們 vs. 他們」的分類系統。
想像一下你的大腦是一個非常古老、非常高效的保全系統，它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你的安全。這個系統最核心的程式碼就是：「快速分辨誰是朋友，誰是潛在的敵人。」為了做到這一點，它會抓住任何最微小的線索來進行分組。
社會心理學家亨利·塔吉弗（Henri Tajfel）的經典實驗完美地展示了這個系統有多麼敏感。在他的實驗中，他把一群彼此認識的男學生帶進實驗室，讓他們看螢幕上閃過的點，並估計點的數量。然後，研究人員假裝在計分，隨機地將這些男孩分成兩組：「高估組」和「低估組」。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分組，甚至這個分組的理由都是虛構的。
接下來，研究人員讓這些男孩給其他參與者分配獎勵（真實的錢），但他們自己一分錢也拿不到。結果令人震驚：儘管分組的理由如此荒謬，男孩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會給自己組的成員分配更多的錢，而歧視另一組的成員。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寧願選擇一個讓自己組得到的總金額變少的方案，只要這個方案能確保他們組比另一組多拿一點錢。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一個可怕的真相：觸發群體偏見和敵意，並不需要真實的利益衝突，不需要深仇大恨，甚至不需要一個有意義的群體。我們的大腦只需要一個標籤——任何標籤——就能啟動「我們 vs. 他們」的模式。一旦這個模式啟動，我們的目標就不再是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追求我們群體相對於敵對群體的勝利。
現在，讓我們把這個「組隊狂魔」的大腦放到政治領域。體育迷的行為是個絕佳的例子。你支持的球隊贏了，你的生活不會有任何實質改變，但你依然會欣喜若狂；你討厭的敵對球隊輸了，你甚至會感到比自己球隊贏了還高興。這就是「我們 vs. 他們」心理在起作用。憎恨敵人所帶來的凝聚力和快感，往往比熱愛同伴更強烈。這也解釋了 「負面黨派認同」（Negative Partisanship）的心理基礎：許多人投票不是因為他們多麼熱愛自己支持的政黨，而是因為他們極度恐懼和憎恨另一個政黨。
政治極化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為它觸發了我們大腦中最古老、最本能的生存機制。政治辯論不僅僅是關於政策，它更是一場部落間的地位之爭。當我們看到另一個政黨時，我們大腦的古老保全系統就會拉響警報，將對方標記為「他們」，於是，戰勝他們、羞辱他們、確保他們失敗，就成了一種近乎本能的衝動。這種心理機制，為接下來我們要談的「超級認同」提供了燃料。
「超級認同」的誕生——當所有身份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如果說我們的大腦是天生的「組隊狂魔」，那麼現代美國政治就給它提供了有史以來最完美的組隊環境。克萊恩提出了本書最核心的概念之一：超級認同（Mega-Identity）。
想像一下，在過去，你這個人身上有很多塊小磁鐵，代表你的各種身份：你可能是個基督徒（一塊磁鐵）、住在鄉村的槍支愛好者（第二塊）、一個工會成員（第三塊）、同時也是一位民主黨人（第四塊）。這些小磁鐵的磁極方向各不相同，它們相互牽制、相互拉扯。你作為民主黨人的身份，會被你作為鄉村居民的身份所中和；你作為工會成員的身份，又可能讓你對某些共和黨的政策產生共鳴。這種身份的 「交錯切割」（Cross-Cutting Cleavages），使得你的政治立場相對溫和，因為你很難對任何一方產生百分之百的認同或敵意。
現在，我們來到今天。由於我們在第二點中談到的「大洗牌」，情況完全變了。想像一下，有人把你身上所有的那些小磁鐵都拿了下來，然後把它們牢牢地疊加在一起，並且讓它們的 N 極和 S 極全部朝向同一個方向。
現在，你不再是一堆相互牽制的小磁鐵了，你變成了一塊巨大的、磁力超強的 「超級磁鐵」。
- 如果你是民主黨人，你很可能同時也住在城市裡、擁有大學學歷、對宗教持開放或無神論態度、在心理傾向上更「開放」、支持更嚴格的環保政策、喜歡在全食超市（Whole Foods）購物。
- 如果你是共和黨人，你很可能同時也住在鄉村或郊區、是福音派基督徒、在心理傾向上更「傳統」、相信個人責任、喜歡在 Cracker Barrel 餐廳吃飯。
這就是「超級認同」。我們的政黨認同不再只是一個政治標籤，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容器，裝下了我們幾乎所有的社會身份。這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
- 政治衝突的風險被無限放大：在過去，一場關於稅收的政治辯論，可能只觸及你身上「工會成員」那一塊小磁鐵。但現在，任何一場政治衝突，都像是在直接攻擊你那塊巨大的「超級磁鐵」。一場關於氣候變遷的辯論，不再只是關於科學，它同時也變成了城市 vs. 鄉村、世俗 vs. 宗教、自由派 vs. 保守派的全面戰爭。每一次政治爭議，都在威脅我們的整個身份認同。
- 同理心和妥協的空間消失了：當你的所有身份都和你的黨派綁定時，你很難再找到與對立陣營的共同點。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甚至他們看的電視節目和吃的食物，都與你不同。他們變成了徹頭徹尾的「他者」。
- 每一次選舉都變成了「存亡之戰」：選舉不再是選擇一個政策方向，而是決定哪一種「超級認同」將主宰這個國家。如果「我們」輸了，那就意味著「我們」所代表的一切——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社群、我們的生活方式——都將被「他們」摧毀。這種感覺，讓每一次選舉都充滿了末日般的恐懼和緊迫感。
因此，第四個核心論點是：現代美國政治的核心問題，不在於我們有很多身份認同，而在於我們的所有身份認同都疊加成了一個「超級認同」。這種身份的融合，使得政治鬥爭不再是關於「做什麼」，而是關於「我們是誰」。它將政治的賭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為我們理解為何人們在政治上會變得如此「不理性」鋪平了道路。
你大腦裡的「新聞發言人」——身份保護性認知如何讓我們對事實視而不見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身份已經變成了巨大的「超級磁鐵」。那麼，當這塊超級磁鐵面臨一個與其信念相悖的「事實」時，會發生什麼？它會被這個事實吸引，從而改變方向嗎？克萊恩引用了大量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不會。相反，它會動用我們所有的認知能力，來排斥、扭曲、甚至摧毀這個事實。這個過程被稱為 「身份保護性認知」（Identity-Protective Cognition）。
想像一下，你的大腦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學家，而是一位白宮新聞發言人。這位發言人的工作職責是什麼？不是去探究總統的決策是否正確，而是在任何情況下，動用一切智慧和口才，為總統的決策進行辯護。無論總統做了多麼離譜的事，發言人永遠不會在記者會上說：「嗯，你提的這一點很有道理，我們的總統可能真的錯了。」他只會去尋找對總統有利的證據，攻擊質疑者的動機，並用華麗的辭藻將錯誤的政策包裝成英明的決策。
我們每個人的大腦裡，都住著這樣一位「新聞發言人」。他的客戶，就是我們的「超級認同」。心理學家丹·卡漢（Dan Kahan）的實驗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他給參與者出了一道需要一些數學計算才能解開的難題。
- 版本一：皮膚藥膏。題目是關於一種皮膚藥膏的療效數據，問參與者這種藥膏是有效還是無效。在這個版本中，參與者的數學能力越好，就越有可能答對。這很正常。
- 版本二：槍枝管制。接下來，卡漢把完全相同的數字，套用到一個關於槍枝管制的虛構研究中，問參與者數據顯示禁槍是讓犯罪率上升還是下降。這一下，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 一個數學很好的自由派，當數據結果顯示「禁槍能降低犯罪」時，他能輕鬆答對。但當數據結果顯示「禁槍讓犯罪率上升」時，他那優秀的數學能力突然「失靈」了，他會答錯。
- 保守派則完全相反。
- 最可怕的是，一個人的數學能力越好，這種黨派偏見就越嚴重。因為一個更聰明的大腦，意味著他腦中的那位「新聞發言人」業務能力更強，更善於找到各種理由來扭曲數據，以得出符合自己黨派立場的結論。
這個實驗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教育和智力，並不能讓我們在政治上變得更客觀，反而可能讓我們在黨同伐異時變得更頑固、更狡猾。當一個事實威脅到我們的身份認同時，我們的大腦會自動將思考模式從「科學家模式」切換到「新聞發言人模式」（或律師模式）。我們的目標不再是「找到真相」，而是「贏得辯論」。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氣候變遷、疫苗、經濟數據等問題上，給對立陣營的人看再多的科學報告和圖表也沒用。因為他們看到的不是數據，而是一種身份威脅。他們的大腦會自動過濾、曲解這些信息，以保護他們所屬的部落。
所以，本書的第五個核心論點是：政治極化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認知方式。當我們的身份與黨派高度綁定後，我們的理性就變成了身份的僕人。我們變得更善於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而不是更善於發現真理。這導致了「後真相時代」的來臨，事實本身失去了凝聚共識的力量，因為在「我們 vs. 他們」的身份戰爭中，真相是什麼，遠不如「誰是我們這邊的」來得重要。
這五個論點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解釋框架：從歷史上的「大洗牌」創造了兩黨對立的結構，到心理學上「我們 vs. 他們」的本能，再到多重身份疊加成的「超級認同」，最終導致我們的認知能力被身份所綁架。這一切共同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無法靠事實和邏輯來解決的政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