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探討了本書關於住房、能源和政府治理的三大論點。它們共同描繪了一幅圖景：一個曾經擅長建造的國家，如今卻在物理世界的建設上步履維艱。本書進一步追問，在物質建設之外，另一個驅動人類進步的核心引擎——科學與技術的發明創造——是否也陷入了類似的困境？
這就引出了本書的第四大論點：美國的科學創新體系，儘管在表面上規模龐大、資金充裕，卻日益變得保守和低效。它越來越傾向於資助那些「註定會成功」的漸進式研究，而系統性地排斥了那些具有高風險、高回報潛力的突破性思想，造成了「卡里科困境」（The Karikó Problem），即真正革命性的科學家和想法難以獲得支持。
風險投資家與圖書館管理員的寓言
想像一個國家，它想要培養出世界上最偉大的探險家。為此，它設立了一個巨大的「探險家基金會」，每年提供巨額資金，支持人們去探索未知的世界。這個基金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運作模式。
模式 A：風險投資家模式
基金會的管理者像一群精明的風險投資家。他們知道，十個探險計劃裡，可能有九個會失敗——有的會迷路，有的會空手而歸，有的甚至會船毀人亡。但他們也知道，只要有一個計劃成功了，比如發現了一片新大陸，或者找到了一座金礦，那回報就足以彌補所有損失，並且會永遠改變這個國家的命運。
所以，他們在挑選探險家時，最看重的是「與眾不同」和「宏大願景」。他們會問：「你的想法有多瘋狂？」「如果成功了，會帶來多大的改變？」他們樂於資助那些別人看來是異想天開的計劃，比如一個年輕人說他相信地球是圓的，想要一路向西航行去尋找東方。
模式 B：圖書館管理員模式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基金會的管理方式發生了變化。管理者們越來越害怕失敗。每一次探險失敗，都會有人批評他們「浪費錢」。於是，他們變得像一群極其謹慎的圖書館管理員，首要目標不是發現新大陸，而是確保每一筆錢都有據可查、不出差錯。
現在，當探險家來申請資金時，他們會被要求提交一份長達數百頁的「探險可行性報告」。報告必須詳細說明：
- 詳細路線圖：你必須精確畫出你每天要走的路線，並提供證據證明這條路線是安全的。
- 前期數據支持：你必須提供過去的航行日誌，證明你以前成功地進行過類似的、規模較小的航行，比如從港口航行到隔壁的小島。
- 同行評審：你的計劃必須交給一個由資深老船長組成的委員會來評審。這些老船長一輩子都在同一條航線上航行，他們會本能地質疑任何偏離已知航線的想法。
- 明確的預期成果：你必須準確預測你將會發現什麼，並量化其價值。
在這種模式下，誰最有可能獲得資助？不是那個夢想著發現新大陸的年輕人，因為他拿不出「前期數據」。而是那個提議「重新丈量一遍從港口到隔壁小島的距離」的穩重學者，因為他的計劃「可行性高」、「風險低」，而且「註定會成功」。
結果，這個國家的探險活動表面上看起來欣欣向榮：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份探險報告被提交，無數艘小船在近海安全地航行，沒有任何重大的失敗記錄。但是，再也沒有人發現新大陸了。這個國家失去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氣和能力，只能在已知的地圖上反覆打轉。
這個寓言，就是本書對美國科研資助體系的深刻諷刺。曾經像風險投資家一樣支持大膽探索的體系，如今越來越像一個由圖書館管理員主導的、規避風險的官僚機構。而這就是「卡里科困境」的本質。
深入細節，揭示「卡里科困境」的真實故事
寓言的核心是科學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的真實經歷。她是 mRNA 疫苗技術的奠基人，這項技術在 COVID-19 大流行中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並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然而，她的故事不是一個天才被迅速認可的童話，而是一個異端被長期打壓的悲劇。
書中詳細描述了卡里科的奮鬥歷程：
- 異想天開的想法：在 1990 年代，生物醫學界的明星是 DNA，幾乎所有的資金和人才都湧向了基因編輯等領域。而卡里科卻執著於研究 mRNA，一個被認為極不穩定、難以駕馭的「信使」分子。她的想法在當時看來，就像寓言中那個想一路向西航行的年輕人一樣，不切實際。
- 無情的拒絕：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工作的數年裡，卡里科幾乎每個月都在申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科研經費。但她的申請被一次又一次地拒絕。評審們的理由五花八門：「風險太高」、「數據不足」、「前景不明」。她被降職、剝奪實驗室，幾乎被學術界掃地出門。
- 偶然的轉機：如果不是在影印機旁偶遇了後來的合作夥伴德魯·韋斯曼（Drew Weissman），並靠著韋斯曼從其他項目「挪用」來的一點經費，mRNA 的研究可能就此夭折。
卡里科的故事並非孤例。書中指出，多位諾貝爾獎得主都曾公開表示，他們最重要的突破性研究，如果放在今天的科研資助環境下，很可能根本無法獲得資助。
這引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書中稱之為「科學大減速」（The Great Science Slowdown）。儘管今天的科學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研究經費也更充裕，但許多領域的顛覆性突破似乎越來越少。經濟學家研究發現，我們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和資金，才能取得與過去相同水平的進步。這就是「思想越來越難找了」（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的現象。
為什麼會這樣？書中提到了「知識的負擔」（the burden of knowledge）理論：隨著科學的發展，前沿知識越來越複雜，一個科學家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來學習，才能達到創新的起點。但本書作者認為，這並非全部真相。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我們的科研體系本身出了問題。它正在扼殺那些能夠克服知識負擔的、最大膽的想法。
追根溯源——為什麼科研體系會變得如此保守？
寓言中，基金會從風險投資模式轉向圖書館管理員模式，是為了「規避風險」和「避免批評」。這在現實中是如何發生的？
1. 官僚化與「文檔主義」的興起
書中追溯了 NIH 的歷史。二戰後，在萬尼瓦爾·布希（Vannevar Bush）《科學：無盡的邊疆》這份綱領性文件的指導下，美國政府開始大規模資助基礎科學研究。最初的 NIH 充滿了冒險精神。
然而，到了 1960 和 70 年代，國會議員開始質疑科研經費的使用，擔心納稅人的錢被浪費在一些聽起來很古怪的研究上（比如研究為什麼哺乳動物在壓力下會咬緊牙關）。為了應對政治壓力，NIH 建立了一套日益繁瑣的申請和審查系統。這導致了和政府治理一樣的「程序戀物癖」：
- 申請書的臃腫：今天的科學家需要花費高達 40% 的工作時間來撰寫和修改經費申請報告，而不是做研究。這些報告要求他們像寓言中的探險家一樣，提前五年就精確規劃好預算和實驗步驟，這在瞬息萬變的科研領域幾乎是不可能的。
- 同行評審的保守性：經費申請由一個「同行」委員會來評審。這些「同行」往往是該領域的資深權威，他們更容易認可那些與現有範式一致的研究，而對那些挑戰傳統的顛覆性想法持懷疑態度。一項研究發現，在模擬評審中，新穎性最高的提案得分最低。
2. 激勵機制的扭曲
這個體系創造了一種扭曲的激勵機制。對於大學和研究機構來說，獲得 NIH 經費的多寡是衡量其聲望和成功的重要指標。對於科學家個人而言，持續獲得經費是保住職位、晉升和維持實驗室運轉的生命線。
在這種壓力下，科學家們的理性選擇是什麼？不是去追求那些成功率極低但可能改變世界的瘋狂想法，而是去做那些「安全」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礎上做一些小小的改進，確保能發表論文、能順利結題、能繼續申請下一筆經費。
正如一位科學家所言，今天的科學研究太多是「註定會成功」的，因為它們從一開始就沒有冒任何真正的風險。這個體系擅長培養優秀的「圖書館管理員」，卻正在失去培養「哥倫布」的能力。
總結
回到我們的寓言。這個故事的啟示是，一個國家想要持續產生偉大的探險家，就不能只用圖書館管理員的標準來管理他們。它需要擁抱風險，容忍失敗，並獎勵那些敢於駛向未知海域的勇氣。
本書認為，要解決「卡里科困境」，我們需要對科研體系本身進行「科學的」改造。這意味著：
- 資助模式的多元化：不能只有一種基於同行評審的、項目制的資助方式。書中提到了 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成功模式。 DARPA 賦予「項目經理」極大的權力，讓他們像風險投資家一樣，主動去尋找和資助那些最具潛力的科學家和技術，而無需經過繁瑣的同行評審。這種「信任個人，而非流程」的模式，催生了互聯網、 GPS 等一系列顛覆性技術。
- 實驗精神：我們應該對科研資助本身進行實驗。比如，可以試行將一部分經費通過「隨機抽籤」的方式分配給合格的申請者，看看是否能產生更多意外的發現。可以設立更多的「黃金門票」，讓評審委員會有權力不顧多數意見，直接資助某個他們認為極具潛力的瘋狂項目。
- 解放科學家：大幅簡化申請和報告流程，把科學家從無盡的文書工作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和實驗。
總而言之，這個論點將本書的批判從「物理建設」的衰退，延伸到了「知識創造」的危機。它指出，一個社會的豐盛，不僅僅來源於建造更多的房屋和能源設施，更根本地來源於不斷產生新的思想和技術。如果我們創新的引擎本身開始生鏽、變得保守，那麼即使我們解決了今天的稀缺問題，也無法應對明天的挑戰。
因此，追求「豐盛」不僅僅意味著「建造」，還意味著「發明」。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改革那些正在扼殺創造力的制度，讓我們的科研體系重新充滿冒險和探索的精神。這為本書最後一個關於「部署」（Deploy）的論點——即如何將發明轉化為現實影響力——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