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探討了住房和能源這兩個領域中「自我選擇的稀缺」現象。本書在剖析了這些具體問題後，將矛頭指向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層面：負責執行建設和解決問題的機構——政府本身。
這就引出了本書的第三大論點：美國的治理能力，即「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已經嚴重衰退。這並非簡單的「大政府」與「小政府」之爭，而是一種由左右兩派共同造成的治理癱瘓。右派致力於削弱政府，而左派則用層層疊疊的程序、規則和目標將政府捆綁起來，使其空有龐大的規模，卻失去了行動的效率和能力。
兩位家長和一個動彈不得的孩子的寓言
想像一個家庭，有一個孩子。這個家庭有兩位家長，他們的教育理念截然相反。
家長 A（代表保守派）認為，孩子最好的成長方式就是「自由放養」。他堅信，過多的管教會扼殺孩子的獨立性和創造力。所以，他總是不給孩子零用錢，認為這樣能鍛鍊孩子自己掙錢的能力；他反對給孩子報任何補習班，認為學校的教育已經足夠；他甚至希望孩子少去上學，因為他覺得學校教的東西很多都是沒用的廢話。他的口頭禪是：「別管他，讓他自己去闖！」
家長 B（代表自由派）則完全相反。她對孩子寄予厚望，希望孩子成為一個完美的人——不僅成績優異，還要品德高尚、多才多藝、富有同情心。於是，她為孩子制定了一份無比詳盡的「每日成長計劃」。
這份計劃細緻到令人髮指：
- 早晨起床：必須在 6 點整，用左腳先下床（據說有益健康），然後用特定的環保牙膏刷牙三分鐘。
- 寫作業：寫每個字都必須用特定握筆姿勢，同時還要考慮到紙張的回收利用率。
- 做家務：洗碗時，必須使用公平貿易的洗潔精，並且要按照節水標準流程操作，同時還要確保家裡的小企業鄰居能優先獲得廢品回收的權利。
- 花零用錢：家長 B 雖然給了孩子一些零用錢，但規定每一筆錢都必須用來實現某個崇高的目標，比如支持本地小商業、購買環保產品、捐助給弱勢群體等，並且每一筆花銷都要寫一份詳細的報告。
- 學才藝：她希望孩子同時學鋼琴、繪畫、編程和三種外語，但前提是所有老師都必須來自本地、多元化背景，並且教學方法必須經過一個由社區委員會批准的、長達一年的評估。
結果是什麼呢？
這個孩子完全動彈不得。他沒有資源（家長 A 不給錢），也沒有自由（家長 B 的規則太多）。他想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須同時滿足兩位家長南轅北轍的要求。他想買一本參考書，但家長 A 反對花錢，家長 B 則要求他先提交一份關於這本書如何促進社會公平的詳細報告。他想參加一個機器人興趣小組，但家長 A 覺得這是浪費時間，家長 B 則因為這個小組的老師不夠「多元化」而投了反對票。
最終，這個孩子變得既無能又沮喪。他看起來被賦予了很多「目標」（來自家長 B），但實際上什麼也做不成。外人看來，這個家庭的爭論焦點是「該不該管孩子」（大政府 vs. 小政府），但真正的悲劇是，無論爭論結果如何，這個孩子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做事的能力」。
這個寓言，就是本書對美國政府治理困境的診斷。政府就是那個被捆住手腳的孩子。保守派（家長 A）不斷地試圖餓死它、削弱它；而自由派（家長 B）則不斷地給它增加新的、崇高的任務，同時又用無數的程序和規則把它捆得死死的，這種現象被書中稱為 「萬物貝果自由主義」（everything-bagel liberalism）——試圖把所有好的東西（芝麻、罌粟籽、洋蔥、蒜蓉等）都堆在一個項目上，結果卻讓它不堪重負，變成一個無法下嚥的黑洞。
現在，我們用書中的具體案例來證明這個寓言的真實性。
1.「萬物貝果自由主義」的實例：CHIPS 法案
書中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拜登政府的《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這個法案的核心目標非常清晰且具有戰略性：應對中國的競爭，將半導體製造業帶回美國。這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應該全力以赴。
然而，當商務部發布資金申請指南（NOFO）時，人們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想要獲得補貼的晶片公司，不僅要證明自己能造出先進的晶片，還必須滿足一長串附加要求：
- 提交詳細的環境責任計劃。
- 制定公平勞動力戰略，確保僱用經濟弱勢群體。
- 承諾在供應鏈中納入少數族裔、退伍軍人和女性擁有的小企業。
- 最令人驚訝的是，還要求申請者提供為建築工人和工廠員工提供可負擔托兒服務的計劃。
書中尖銳地提問：這些目標單獨看，每一個都是崇高的。誰會反對公平就業？誰會反對托兒服務？但問題是，當你把所有這些目標都捆綁在一個旨在提升國家晶片製造能力的法案上時，你實際上是在要求一家台灣或韓國的晶片巨頭，在努力解決複雜的建廠和技術轉移問題的同時，還要成為美國社會政策的專家和執行者。
這就是「萬物貝果」的困境。每一個配料都是好的，但加在一起就讓核心任務——快速、低成本地建造晶片廠——變得更加困難、緩慢和昂貴。這恰恰削弱了該法案應對中國競爭的初衷，因為中國在建廠時，絕不會考慮這麼多附加條件。
2. 自由派自縛手腳的悲劇：洛杉磯的平價住房
如果說 CHIPS 法案是自由派試圖用一個項目解決所有問題，那麼洛杉磯為無家可歸者建造住房的失敗，則是自由派在執行自己核心議程時如何被自己制定的規則所癱瘓的典型。
洛杉磯市民通過了 HHH 號提案，募集了 12 億美元專門用於為無家可歸者建造住房。這是一個純粹的自由派議程。然而，結果卻是災難性的。平均每套公寓的建造成本高達 60 萬美元，比在休士頓購買一棟獨立屋的中位價還要貴。整個過程耗時極長。
為什麼？書中揭示了幾個原因，完美印證了寓言中家長 B 的行為模式：
- 資金來源複雜化：HHH 的資金並非全額撥款，而是作為「種子基金」，要求開發商再去拼湊來自州政府、聯邦政府、慈善機構等四五個甚至十個不同的資金來源。每一個資金來源都有自己獨特的要求、審計流程和目標群體（比如，有的錢只能給退伍軍人，有的只能給家暴受害者），使得項目設計不斷變動，申請流程極其冗長。
- 標準層層加碼：因為使用的是公共資金，項目必須滿足一系列最高標準。比如，必須支付「現行工資」（prevailing wage），這使得勞動力成本比市場價高出 20-30% 。必須滿足最嚴格的綠色建築標準。還要接受殘疾人辦公室的額外審查，即使項目已經符合《美國殘疾人法案》。鄰避效應（NIMBY）的壓力，也讓開發商不得不聘請明星建築師、不斷修改設計方案以取悅社區，進一步推高成本。
- 政府自身的無能：由於長期以來「小政府」思潮的影響，政府機構自身缺乏足夠的專業人才來管理這些複雜的項目。洛杉磯高速鐵路項目在啟動時，其管理局只有 10 名員工，大部分工作都外包給了昂貴的顧問公司。這些顧問公司缺乏長期的責任心，且他們的利潤與項目的快速、低成本完成並無直接關聯。這種「外包治理」的模式，使得政府空有資金，卻失去了規劃、管理和執行能力。
正如洛杉磯無家可歸者服務管理局的前負責人 Heidi Marston 所說：「我有近十億美元的預算，但這些錢附帶了如此嚴格的限制，以至於幾乎不可能花出去。如果你給我十億美元和花錢的自由，那將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為什麼政府會變成這樣？
書中認為，這種治理癱瘓源於一種深刻的、跨越黨派的對政府的不信任。
保守派的不信任是公開的、意識形態化的。他們從根本上懷疑政府的能力和意圖，因此他們的首要目標就是通過削減資金、放鬆管制（對企業）和增加繁文縟節（對政府自身）來束縛政府。
自由派的不信任則更為隱蔽和弔詭。他們口頭上信仰政府，但行動上卻處處提防政府。受到民權運動和水門事件等歷史經驗的影響，他們認為確保政府「合法性」和「問責制」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司法和程序。他們創造了一個「對抗性法治主義」（adversarial legalism）的體系，任何政府行為都可能被訴諸法庭。他們相信，只要程序是正義的、透明的、包容的，結果就自然是好的。
然而，本書作者、法學教授 Nicholas Bagley 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一種「程序戀物癖」（The Procedure Fetish）。當政府的合法性不再來源於它「為人民辦了多少實事」，而僅僅來源於它「遵守了多少程序」時，政府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意義。加州高鐵項目嚴格遵守了所有法律程序，但結果是沒有建成一寸有用的鐵路。這非但沒有增加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反而使其信任度跌至谷底。
總結
回到我們的寓言。這個故事的核心教訓是，關於政府的辯論，不應該僅僅是關於「大小」的辯論。一個規模龐大但被規則捆死的政府，和一個規模很小但被餓得半死的政府，其結果可能都是一樣的——無能。
真正重要的問題是 「國家能力」。我們需要一個「能辦事」的政府。這意味著要重新審視我們的治理哲學。
對於保守派來說，這意味著要承認，在一個複雜的現代社會，一個有能力的政府是必要的，而不是天生的敵人。
對於自由派來說，這意味著更痛苦的自我革命。他們需要意識到，試圖用一個項目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萬物百吉餅」策略是行不通的。他們需要學會分清主次，進行權衡取捨（triage）。在建造平價住房時，核心目標就是「快速、大量、廉價地提供有尊嚴的住所」，其他目標（如綠色建築、本地採購）或許需要暫時讓位。他們需要從對程序的迷戀，轉向對結果的追求。
書中最後以費城 I-95 高速公路大橋在火災後僅用 12 天就修復通車的奇蹟作為正面案例。州長 Josh Shapiro 通過宣布「緊急狀態」，繞開了所有繁瑣的招標、審批和監管程序，直接授權給有能力的團隊，並給予他們決策的自由。結果，一個通常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項目，在不到兩週內完成了。這證明了，當目標清晰、領導有力、程序簡化時，美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創造奇蹟。
這個論點將本書的批判推向了高潮。它指出，如果我們無法解決住房、能源等問題，根源不在於這些問題本身有多難，而在於我們負責解決問題的工具——政府——已經生鏽和失靈了。想要實現「豐盛」，我們首先需要一個能夠「建造」的政府。而要做到這一點，左右兩派都必須走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執念，共同致力於重建一種更務實、更高效、更以結果為導向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