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釋了住房危機作為「自我選擇的稀缺」的具體案例後，本書將這個核心診斷擴展到另一個更為宏大、關乎人類存亡的領域：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
這就引出了本書的第二大論點：氣候危機的解決之道在於大規模「建造」潔淨能源基礎設施，然而，由自由派在二十世紀為保護環境而建立的法律和政治工具，如今卻弔詭地成為實現二十一世紀氣候目標的最大障礙，形成一種「綠色的兩難」（The Greens’ Dilemma）。
消防局與霜凍的寓言
想像一座城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它最大的威脅是火災。工廠的火星、老舊的電線、隨意丟棄的菸頭，常常引發毀滅性的大火。市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城市成立了一個權力極大的「防火安全局」。
這個安全局的宗旨非常明確：預防一切火災。他們制定了一套極其嚴格的規定：任何可能產生火花、高溫或煙霧的活動，都必須經過漫長而複雜的許可審批。市民如果覺得某個鄰居的烤肉架太危險，或者某個工地有火災隱患，就可以向安全局投訴，甚至告上法庭，要求項目停工。這套系統非常有效，城裡的火災發生率直線下降，城市變得安全多了。市民們為這個防火安全局感到驕傲。
然而，幾十年後，一個新的、更可怕的威脅降臨了。這不是火，而是「霜凍」：一種無聲無息、持續蔓延的嚴寒。氣溫一年比一年低，如果不採取行動，整座城市最終將被冰封，所有生命都將消亡。
科學家們很快找到了解決方案：必須在全城範圍內大規模建造一種新型的「巨型加熱器」。這種加熱器高效、清潔，一旦建成，就能永久性地驅散寒冷。建造計劃刻不容緩。
但就在此時，一個荒謬的場景出現了。當工程隊準備動工建造第一個巨型加熱器時，防火安全局的官員們出現了。他們拿出厚厚的法規手冊，指出：「建造加熱器需要焊接，會產生火花；加熱器運行時會產生高溫。根據我們的規定，這些都有火災風險，必須經過完整的環境影響評估和公眾聽證會。」
於是，那些最關心霜凍威脅的市民，利用防火安全局賦予他們的權力，開始提起訴訟，阻止加熱器的建設。「這個加熱器太大了，會影響我們社區的景觀！」、「它的運行噪音可能會干擾附近鳥類的棲息！」他們說。每一個反對意見，都讓加熱器的建造延遲數月甚至數年。
結果，這座城市陷入了一個致命的悖論：那個曾經拯救了它的防火安全局，如今卻成了它應對新危機的最大絆腳石。他們是如此擅長「預防火災」，以至於失去了「抵禦霜凍」的能力。城市在無盡的程序和爭議中，一步步滑向冰封的深淵。
這個寓言，就是本書所描述的美國在應對氣候變遷時面臨的困境。火災，是二十世紀的工業污染；防火安全局，是當年的環保運動及其建立的法律體系（如 NEPA 、 CEQA）；霜凍，是二十一世紀的氣候危機；而巨型加熱器，就是我們迫切需要建造的太陽能電場、風力發電機組和輸電網絡。
現在，我們用書中的事實來填充這個寓言，使其更具說服力。
首先，這場「霜凍」的規模有多大？書中強調，要實現能源轉型，我們所需要的「建造」規模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作者引用普林斯頓大學能源專家傑西·詹金斯（Jesse Jenkins）的驚人估算：從 2020 年到 2050 年，美國需要每隔十五年，就重新建造一次相當於現有電網總規模的潔淨能源供應設施。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鋪設的太陽能板和風力渦輪機，其佔地面積總和可能相當於美國八個州（康乃狄克、伊利諾、印第安納、肯塔基、麻州、俄亥俄、羅德島和田納西）的土地面積。
另一項數據更具衝擊力：為了達成一個中等程度的再生能源目標，美國需要在未來三十年裡，每週都讓兩座新的、佔地超過兩千英畝（約八平方公里）的大型太陽能發電廠上線運營。這不是一個緩慢的過渡，而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戰爭級別的建設動員。
其次，寓言中的「巨型加熱器」是否真的有效？書中堅定地回答：是。作者們有力地反駁了在某些環保主義者中流行的「去增長」（degrowth）思想。這種思想認為，解決氣候問題的唯一途徑是讓富裕國家停止經濟增長，減少能源消耗，過更為緊縮的生活。這就像寓言中有人提議「與其建造加熱器，不如大家多穿幾件毛衣，一起忍受寒冷」。
本書認為這條路是死胡同。政治上，它根本行不通。書中提到，法國僅僅因為小幅提高燃油稅就引發了「黃背心」運動；能源價格上漲在全球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引發了暴力抗議。強迫民眾接受生活水平下降，只會激起民粹主義的反彈，最終選出那些承諾「不惜一切代價燒煤取暖」的強人領袖。
更重要的是，技術上，我們已經不再需要忍受匱乏。在過去十年，太陽能成本下降了驚人的 89%，陸上風電成本下降了近 70% 。作者引用比爾·麥吉本（Bill McKibben）的詩意描述：「我們不再需要點燃地上的火，因為我們可以利用天上那團燃燒的氣體——太陽。」潔淨能源的成本正在變得如此低廉，以至於在未來，電力在一天中的許多時段將「實際上是免費的」。這種「能源豐盛」（energy superabundance）的未來，不僅能解決氣候問題，還能解鎖過去因能源成本太高而無法實現的技術，比如大規模海水淡化、直接從空氣中捕獲碳等等。
這就讓那個悖論顯得更加悲劇：我們手中明明握有高效、廉價且能拯救城市的「加熱器」技術，卻被自己設立的「防火安全局」死死卡住了脖子。
「綠色的兩難」是如何形成的？
書中將此困境稱為「綠色的兩難」（The Greens’ Dilemma），其根源在於二十世紀環保運動的巨大成功。
光榮的遺產，沉重的枷鎖
如前所述，1960 和 70 年代的環保運動是為了應對工業化帶來的嚴重污染。那時的「敵人」很明確：不受約束的開發和建設。因此，當時通過的法律，其核心設計理念就是「制動」和「否決」。《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等法律的核心機制，是要求任何重大項目在動工前都必須進行詳盡的「環境影響評估」，並賦予公眾和環保組織透過法律訴訟來挑戰甚至阻止這些項目的權力。
書中將這稱之為一場「大交易」（Grand Bargain）：社會接受了發展會變慢、變貴的代價，以換取更清潔的環境。在當時，這是一筆划算的交易，它確實讓美國的天更藍、水更清。
昨日的良藥，今日的毒藥
問題在於，這些法律是「不加區分的」（indiscriminate）。它們的設計初衷是阻止「壞」的項目（如煉油廠），但在實踐中，它們同樣能輕易地阻止「好」的項目（如風電場）。
書中舉了大量令人沮喪的例子。懷俄明州的「櫻桃與馬德雷山脈風能項目」（Chokecherry and Sierra Madre Wind Energy Project），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陸上風電場計畫，從提出到預計完工，將花費整整十八年。這十八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耗費在與聯邦、州、地方各級政府的許可審批，以及應對各種環保訴訟上。
這種困境使得自由派陷入了自我分裂。一方面，他們是氣候變遷最堅定的警示者；另一方面，在他們執政的藍州，建設潔淨能源設施往往比在對氣候議題持懷疑態度的紅州還要困難。因為藍州的環保法規更嚴格，社區組織和訴訟文化更盛行。這就像寓言中，那些最害怕霜凍的人，卻最熱衷於利用防火法規來阻止加熱器的建造。
本書作者之一 Ezra Klein 引述了拜登政府官員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哀嘆：「我們變得如此擅長阻止項目，以至於我們忘記了如何在美國建造東西。」這句話精準地概括了問題的核心。我們建立了一套精密的「制動系統」，卻沒有為這個時代最需要的「加速系統」做好準備。
總結
所以，讓我們回到消防局與霜凍的寓言。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應對氣候危機，不是一個關於犧牲和匱乏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建造」和「豐盛」的故事。我們擁有越來越廉價、越來越強大的「加熱器」（潔淨能源技術）來抵禦致命的「霜凍」（氣候變遷）。
然而，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來自技術，而是來自我們自己。我們被一套為了解決昨日「火災」問題而設計的陳舊規則所束縛。這個由環保先驅們善意建立的「防火安全局」，如今卻因為其僵化的程序和被濫用的否決權，阻礙了我們建造拯救城市未來的「加熱器」。
這就是「綠色的兩難」。它要求自由主義者進行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他們不能再僅僅滿足於「說不」，而是要學會如何高效、明智地「說是」。這意味著需要改革那些過時的環保審批流程，為潔淨能源項目開設綠色通道，將法律的焦點從「阻止一切開發」轉向「加速綠色開發」。
正如本書所強調的，這需要一種新的政治理念：「一個懂得建造的自由主義」（a liberalism that builds）。否則，在無休止的程序內耗中，我們將眼睜睜地看著霜凍降臨，而那些本可以拯救我們的宏偉藍圖，最終只會凍結在紙上。
透過這個論點的闡述，本書將讀者的視野從具體的住房問題，提升到了關乎全球未來的能源轉型問題，並揭示了兩者背後驚人相似的「治理失靈」模式。這也自然地引導出下一個問題：如果說我們的問題在於無法有效「建造」，那麼我們的政府本身，這個本應是「總建築師」的角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這就為下一章探討「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和治理的衰敗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