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了「機制」作為核心分析工具之後，Elster 面臨一個關鍵問題：我們該從何處去發掘、辨識和理解這些驅動人類行為，特別是情感的複雜機制呢？這就引出了本書的第二個主要論點，一個在當代社會科學中頗具挑戰性，甚至帶有復古色彩的主張。
理解情感的深刻洞見更多來自於「前心理學時代」的智慧，而非僅僅依賴現代科學心理學
Jon Elster 認為，儘管我們不能忽視神經科學和現代實驗心理學的貢獻，但若要真正深入理解那些構成人類生活核心的複雜情感——如愛、恨、嫉妒、羞恥、驕傲、羨慕——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那些在「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科學學科之前就已經在嚴肅探討這些主題的偉大思想家與作家。他特別推崇三類來源：古希臘哲學家（以亞里斯多德為首）、 17 世紀的法國道德家（如拉羅什富科、帕斯卡、蒙田），以及偉大的文學家（如司湯達、珍・奧斯汀、普魯斯特等）。
同樣地，讓我們運用費曼學習法來拆解這個論點。一個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人可能會立刻反駁：「為什麼要回頭去讀幾百甚至幾千年前的古書？我們現在有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可以觀察大腦活動，有嚴謹的雙盲實驗可以控制變因。難道這些不比那些充滿個人偏見和軼事觀察的古老文本更可靠、更『科學』嗎？」
這個質疑非常合理，而 Elster 的回答並非全盤否定現代科學，而是揭示其固有的局限性。我們可以把現代實驗心理學想像成一個設備精良但空間有限的動物園。在動物園裡，我們可以精確地測量獅子的心跳、血壓，分析牠的飲食習慣和睡眠週期。我們可以在控制環境下觀察牠對特定刺激（比如一塊肉或一個聲響）的反應。這些都是真實且有價值的數據。但是，我們能從動物園裡的獅子身上，完全理解獅群在廣袤的非洲草原上如何狩獵、如何進行社會互動、如何爭奪領地和繁衍後代的複雜動態嗎？恐怕不能。動物園的環境是人為的、受限的，它無法複製真實世界中那種充滿不確定性、高風險、長時間跨度的生存挑戰。
Elster 認為，現代心理學實驗室在研究人類複雜情感時，也面臨類似的「動物園困境」。首先，存在著嚴峻的倫理和實踐限制。沒有一個倫理委員會會批准一個旨在激起真實、深刻、可能摧毀一個人生活的嫉妒、羞恥或仇恨的實驗。你無法在實驗室裡製造出奧賽羅對黛絲德蒙娜那種毀滅性的猜忌，或是《包法利夫人》中艾瑪對浪漫愛情那種不顧一切的渴望。實驗室能誘發的，往往是短暫、輕微、相對無關痛癢的情感反應，這與現實生活中那些塑造了我們人生軌跡的強烈情感有著天壤之別。
其次，許多情感的根源在於複雜的認知與信念，而這些是動物研究所無法提供的。例如，羞恥感往往與「他人如何看待我」的信念有關；驕傲則與自己完成了某件有價值的事情的認知相連。動物或許有恐懼和憤怒，但牠們很難擁有基於道德、榮譽或社會規範的罪惡感或自豪感。這使得許多動物研究的成果難以直接推廣到人類的複雜情感世界。
最後，即使是針對人類的實驗，也常常依賴於受試者的自我報告，但人類是精於自我欺騙和印象管理的生物。當被問及是否感到嫉妒或惡意時，人們可能會隱瞞或美化自己的動機。正如 Elster 在書中反覆強調的，許多情感機制本身就是運作在潛意識層面，當事人自己也未必能清晰地意識到。
因此，如果說實驗室是「動物園」，那麼歷史、哲學與文學就是情感研究的「非洲草原」。它們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豐富材料，讓我們得以觀察在真實、複雜、高風險情境下，情感機制是如何運作的。 Elster 並不是說這些材料可以取代科學，而是它們提供了科學實驗無法企及的深刻洞見、細膩觀察和有待驗證的假說。讓我們逐一看看他所推崇的三大寶庫。
第一座寶庫：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
Elster 對亞里斯多德推崇備至，認為他在《修辭學》中對情感的分析，至今仍是任何嚴肅情感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起點。為什麼？因為亞里斯多德的分析方法與 Elster 的「機制」觀點不謀而合。他不是簡單地給情感下定義，而是系統性地拆解每種情感的觸發「機制」。對於每一種情感，亞里斯多德都會問三個關鍵問題：1）什麼樣心境（state of mind）的人會感受到這種情感？2）他們是針對什麼樣的人（persons）產生這種情感？3）他們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grounds）產生這種情感？
這本身就是一個精密的因果機制分析。以「憤怒」（anger）為例，在亞里斯多德看來，憤怒並非一種模糊的負面感受。它是一個包含多個要素的「認知-情感複合體」。它源於一種「信念」（belief），即相信自己或自己在乎的人受到了某人「不應有的輕視」（undeserved slight）。這種輕視必須是針對個人的，而非普遍性的。同時，憤怒伴隨著一種痛苦（pain），但也夾雜著一種對報復的期待所帶來的快感（pleasure）。這個定義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將情感與認知、評價、動機和感受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它告訴我們，憤 D 怒的煉金術需要特定的原料：一個自認為受到不公對待的主體，一個被認定為施加了輕視的對象，以及對恢復尊嚴（報復）的渴望。
同樣地，他對「恐懼」（fear）的分析是，它源於對某個即將到來的、具有毀滅性或痛苦的惡性事件的想像。他對「羞恥」（shame）的定義是，因做了或將做某件被認為是可恥之事而感到的痛苦或混亂。這些分析都超越了單純的感覺描述，深入到觸發情感的認知前提和社會背景之中。亞里斯多 G 多德讓我們看到，情感不是純粹的生理反應，它們深深植根於我們的信念、價值觀以及我們對社會正義、榮譽和地位的理解之中。他提供了一個分析情感的基本語法，一個分類和理解情感機制的框架。
第二座寶庫：法國道德家
如果說亞里斯多德為情感機制搭建了宏觀的骨架，那麼十七世紀的法國道德家，如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則是用最鋒利的解剖刀，深入心靈的幽暗角落，揭示了那些更為隱蔽、更具諷刺性的微觀機制。他們生活在凡爾賽宮廷那樣一個極端講究禮儀、充滿偽裝和權力鬥爭的環境中，這使得他們對人性的觀察格外敏銳，特別是關於自我利益、虛榮和自欺的機制。
Elster 從這些道德家那裡借鑒了一個核心概念：「自愛」（amour-propre），這是一種驅動我們不斷尋求他人讚賞、極度在意自身形象的心理力量。拉羅什富科的名言——「我們的德行，通常只是偽裝過的惡行」（Our virtues are most frequently but vices disguised）——就是對「心靈煉金術」最精闢的概括。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機制陳述。它指出，許多我們標榜為「高尚」的行為，其背後的驅動引擎可能是一些我們不願承認的動機，如虛榮、嫉妒或恐懼。
例如，嫉妒是一種社會普遍不齒的情感。很少有人會公開承認「我嫉妒他」。於是，「自愛」機制就會啟動一場煉金術般的「轉化」（transmutation）。一個人可能會將自己對同事晉升的嫉 it 妒，在自己和他人面前，重新包裝成一種「義憤」（indignation）。他會告訴自己：「我不是嫉妒他，我是憤怒於這個晉升過程的不公平，他根本不配這個職位。」透過這種轉化，一個卑劣的動機（嫉妒）就被煉成了一個看似高尚的動機（追求正義），從而維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也讓這種負面情緒的表達變得更加合理。
法國道德家們的貢獻在於，他們系統性地揭示了情感與情感之間、情感與理性之間的轉化過程。他們讓我們看到，心靈並非一個個獨立的情感隔間，而是一個充滿化學反應的實驗室。情感可以偽裝成另一種情感（羞恥偽裝成憤怒），利益可以偽裝成激情（為了利益的婚姻被說成是真愛），激情也可以偽裝成理智（出於仇恨的決定被包裝成深思熟慮的策略）。這些觀察深刻地揭示了人類行為背後的動機複雜性與自我欺騙的普遍性，這是現代心理學的簡化模型很難捕捉到的。
第三座寶庫：偉大的文學作品
如果說亞里斯多德提供了藍圖，法國道德家提供了顯微鏡，那麼文學家則提供了最生動、最完整的「紀錄片」。小說和戲劇的巨大優勢在於，它們可以將情感機制置於時間的長河與複雜的社會網絡中進行考察。小說家可以自由地進入角色的內心世界，展示他們矛盾的思緒、潛意識的慾望、瞬間的猶豫以及長期的情感演變。
以司湯達的《論愛情》（On Love）為例，他提出的「結晶作用」（crystallization）理論，就是一個絕妙的情感機制模型。司湯達將愛情比作將一根枯樹枝扔進薩爾斯堡的鹽礦。幾個月後，取出的樹枝會被閃閃發光的水晶所覆蓋，變得璀璨奪目。他認為，墜入愛河的過程與此類似：我們的心智會自動地、幾乎是不由自主地，將所有想像得到的美好品質（水晶）投射到我們所愛的人（樹枝）身上，使其在我們眼中完美無瑕。這個過程並非基於理性的評估，而是一種由慾望和想像力驅動的非理性過程。司湯達細膩地描繪了這個機制從啟動、發展到極盛的各個階段，這種動態的、過程性的分析，是任何橫斷面的心理學研究都無法比擬的。
同樣，珍・奧斯汀的小說揭示了在一個高度受限的社會環境中，自尊、驕傲、偏見和社會壓力如何微妙地影響愛情和婚姻的選擇。莎士比亞的《奧賽羅》則是一個關於嫉妒如何從一個微小的懷疑種子，在伊阿古的精心澆灌（提供看似合理的證據）和奧賽羅自身的認知偏誤（confirmation bias）下，瘋長成一棵毀滅一切的參天大樹的完美案例。
總結來說，Elster 主張回歸這些「前心理學」的智慧寶庫，並非是出於懷舊或反科學的情緒。他像一個高明的工程師，深知要理解一部複雜的機器，不僅需要最新的檢測儀器（現代心理學），更需要創始工程師們留下的設計藍圖（亞里斯多德）、詳細的故障排除手冊（法國道德家）以及記錄了機器在各種極端條件下長期運轉情況的日誌（文學作品）。這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個無可替代的知識體系，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心靈煉金術」——那些塑造我們思想、行為和命運的情感機制——所必需的深度、細膩度和複雜性。它們提供了一幅關於人類情感的、遠比實驗室數據更為豐富和真實的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