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們繼續深入探索 Jon Elster 在《解釋社會行為》中的思想體系。在確立了社會科學應以「機制」為核心的因果解釋，並剖析了構成這些機制的「慾望-信念模型」的脆弱性之後，Elster 進一步探討了人類行為的兩大主要解釋框架：理性選擇理論與其替代方案。
這引出了本書的第三個，也是最具爭議性的核心論點：儘管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是社會科學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它的解釋力遠比其支持者所宣稱的要有限。在現實世界中，大量的社會行為是由各種非理性（irrationality）機制所驅動的，社會科學家必須將這些非理性機制納入我們的解釋工具箱中。
這個論點標誌著 Elster 與主流經濟學以及部分政治學研究的分野。他並非要全盤否定理性，而是要為理性劃定一個更現實、更謙遜的邊界。他像一位精準的測繪師，試圖標示出理性選擇的領地，同時也勘探出環繞著這片領地的、廣闊的非理性沼澤與叢林。
理性與非理性之戰——劃定理性選擇的疆界
在認識到人腦中的慾望和信念是多麼靠不住之後，你可能會問：「那麼，我們還能說人是理性的嗎？如果不能，那社會科學家又該如何解釋人的行為呢？豈不是亂成一團了？」
Elster 的回答，既肯定又否定。他會說：「問得好！人『渴望』成為理性的，但他們常常做不到。社會科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同時理解他們理性的那一面，和他們非理性的那一面。」
第一步：理性選擇的理想國——它究竟長什麼樣？
首先，Elster 會帶我們釐清，一個「純粹的」理性選擇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這就像在物理學中，我們先要理解一個沒有空氣阻力、沒有摩擦力的理想環境，然後才能理解現實世界中的運動。
Elster 將一個完全理性的行動定義為滿足三個最佳化條件的行動：
- 行動的最佳化：給定行動者的信念，他所選擇的行動必須是滿足其慾望的最佳手段。這就像我們之前說的 GPS 導航，在確定了目的地（慾望）和地圖（信念）之後，你選擇了地圖上標示為最短的那條路。
- 信念的最佳化：行動者的信念，必須是基於他所擁有的證據所能形成的最佳判斷。你不能隨便相信一張手繪的、錯誤百出的地圖。你的信念（「這條路是最佳路線」）必須基於可靠的證據（比如一個即時更新的、權威的電子地圖）。這個過程，Elster 稱為「貝氏學習」（Bayesian learning），也就是根據新證據不斷修正自己既有信念的過程。
- 證據的最佳化：行動者在收集證據上所投入的時間、金錢等資源，必須是最佳的。在做一個重大決定前，比如買房子，你花費大量時間研究地段、學區、房貸利率，這是理性的。但如果你為了買一瓶飲料，也花同樣的時間去研究所有品牌的成分和歷史，那就不理性了，因為你投入的「訊息收集成本」遠遠超過了這個決策本身可能帶來的好處。理性的做法是，當訊息收集的成本大於它可能帶來的收益時，就停止收集。
這三個條件環環相扣，構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慾望驅動你去收集適量的訊息，訊息塑造了你的信念，而慾望和信念共同決定了你的最佳行動。 Elster 強調，這整個模型是「從頭到腳都主觀的」（subjective through and through）。它不關心你的慾望是自私還是利他，是高尚還是卑劣；也不關心你的行動最終是否真的給你帶來了客觀上的好結果。只要你的行動，在「你自己看來」，是基於你「自己最佳判斷的信念」、為了達成你「自己的慾望」的最佳方式，那麼，這個行動就是理性的。
理性王國的邊界在哪裡？——當理性失靈時
建立了這個理性的「理想國」模型後，Elster 就開始向我們展示，現實中的人類行為是如何頻繁地、系統性地偏離這個理想模型的。他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的「非理性」行為模式，就像一個植物學家在展示他從非理性叢林中採集來的各種奇異標本。我們可以將它們歸為幾大類。
類別一：心智捷徑與認知偏誤（Heuristics and Biases）
我們的大腦為了節省能量，常常不進行嚴格的邏輯運算，而是依賴一些「經驗法則」或「心智捷徑」（heuristics）。這些捷徑在多數情況下很有效，但在特定情境下會導致系統性的錯誤。
- 賭徒謬誤（Gambler’s Fallacy）：Elster 在引言中就提出了這個經典的謎題。為什麼在輪盤賭中，當紅色連續出現五次後，有些賭徒會認為下一次「更有可能」是黑色？這是因為他們使用了「代表性捷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他們錯誤地認為，一個短的隨機序列（比如十次投擲），也應該和一個極長的序列一樣，表現出紅黑各半的「代表性」特徵。所以他們覺得，是時候該出現黑色來「平衡」一下了。
- 反向賭徒謬誤：為什麼同時又有些賭徒會認為，下一次「更有可能」還是紅色？這是因為他們使用了「可得性捷徑」（availability heuristic）。因為「紅色連續出現」這個事件最近剛發生，在他們腦中印象鮮明、極易提取，他們會錯誤地高估這個趨勢持續下去的可能性，覺得「紅色正在勢頭上」（Red is on a roll）。
這兩種完全相反的非理性信念，源於我們大腦使用了兩種不同的心智捷徑。
類別二：時間觀的扭曲（Temporal Myopia）
我們在面對跨時間的選擇時，也常常表現出非理性。 Elster 重點介紹了「雙曲貼現」（hyperbolic discounting）這個概念，用來解釋為什麼我們的計畫常常趕不上變化。
想像一下，你現在面臨一個選擇：是今天得到 100 元，還是一年後得到 110 元？多數人會選擇前者。這是理性的，因為考慮到通膨和投資機會，今天的 100 元價值更高。但雙曲貼現描述的是一種更微妙的非理性。
讓我們回到 Elster 舉的「牙醫之謎」。我在 3 月 1 日為自己預約了 4 月 1 日的牙醫。在 3 月 1 日看來，忍受一個月牙痛後去看牙醫，顯然比再忍受更久要好。但到了 3 月 30 日，當去看牙醫的痛苦近在眼前時，我卻打電話取消了預約，編造了一個藉口。我的偏好發生了「逆轉」。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的心中，時間的價值不是線性下降的，而是雙曲線式的。一個遙遠的未來（無論是一個月還是一年），對我們來說都差不多；但「現在」和「任何未來」之間，卻有一道巨大的鴻溝。痛苦和享樂一旦逼近「現在」這個關口，它們的影響力就會不成比例地劇增。因此，在 3 月 30 日，「明天看牙醫的痛苦」被急遽放大，壓倒了「長痛不如短痛」的長遠考量，導致我做出與初衷相悖的非理性決定。很多拖延症、存不下錢、減肥失敗等行為，都可以用這個機制來解釋。
類別三：情感的綁架（The Role of Emotions）
Elster 認為，情感是導致非理性行為的最重要來源之一。情感可以從多個環節「攻擊」理性的決策鏈條。
- 影響慾望：強烈的情感會導致短期的偏好改變。一個盛怒之下的人，可能會做出傷害對方但也嚴重損害自己利益的事，比如在談判中撕毀一份對自己有利但對對方更有利的合約。此刻，「復仇」的慾望壓倒了「獲利」的慾望。
- 影響信念：情感會污染我們的信念，這就是我們前面討論過的一廂情願。戀愛中的人（情感）會「結晶化」（crystallization，斯湯達的術語），把心上人的一切都看成是完美的（信念）。
- 影響訊息收集：情感會帶來「急迫感」（urgency）。在恐懼或憤怒時，我們沒有耐心去收集和權衡所有訊息，而是傾向於立即行動。 Elster 引用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加的話：「理性願意給雙方一個聽證的機會……但憤怒是急躁的。」「匆促結婚，閒時後悔」（Marry in haste, repent at leisure）這句諺語，就完美捕捉了情感急迫性所導致的非理性後果。
類別四：社會規範的壓力（Social Norms）
很多時候，我們的行為不是出於理性計算，也不是出於內心情感，而是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 Elster 區分了多種規範，其中「社會規範」尤其特殊。它之所以能約束我們，是因為我們害怕如果違反了它，會遭到他人的鄙視和排擠（shame and contempt）。
- 小費之謎：為什麼即使在一個我們再也不會光顧的城市的餐廳裡，我們還是會給服務生小費？理性選擇理論很難解釋這個行為。你既不會因為這次不給小費而影響未來的服務品質，也不太可能因為不給小費而被其他顧客發現並指責。 Elster 認為，這背後的驅動力，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不願被另一個人（即使是陌生人）在心裡鄙視的強烈情緒。僅僅是「想像」到計程車司機在你走後暗罵你小氣，這種想法本身帶來的痛苦，就足以讓我們付出小費的代價。
- 割草悖論：在你家附近的社區，你願意花 12 美元請鄰居的兒子幫你割草坪，但你卻不願意為了 20 美元去幫鄰居割一塊同樣大小的草坪。這在經濟學上是不理性的，因為你對同一件勞務的估值出現了矛盾。 Elster 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在許多郊區社群中，存在著一種「成年人不該為鄰居做這種零工賺錢」的社會規範。做這件事「不體面」（it is not done）。
這些由社會規範驅動的行為，其邏輯既非個人的成本效益分析，也非道德上的普世原則，而是一種情境性的、由他人目光所維繫的行為準則。
第三步：理性的辯護與反思
面對這麼多非理性機制的挑戰，理性選擇理論的支持者會如何辯護呢？Elster 預見並反駁了幾種常見的說法。
一種辯護是承認個體可能非理性，但認為在宏觀層面，這些非理性會相互抵消，或者在市場競爭等「選擇機制」下，只有理性的行為者才能存活下來。這就是所謂的「彷彿理性」（as-if rationality）。 Elster 尖銳地指出，這種說法不過是「揮手示意」（hand waving），是缺乏證據的。社會中的選擇機制（如市場競爭）遠不如生物演化那麼有效和殘酷，它根本不足以篩選出那些能做出教科書般精確計算的「最佳化」個體。
另一種辯護則是認為，許多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其實是「更高層次的理性」。 Elster 對此也持保留態度。他承認，有些時候，策略性地表現出非理性（比如在談判中假裝自己是個不在乎後果的瘋子）可能是一種理性的威懾手段。但他強調，我們不能濫用這種解釋，把所有非理性都重新包裝為某種隱藏的理性。
最終，Elster 的立場是清晰的：社會科學不應該是一場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零和遊戲」。它們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解釋人類行為時必須同時使用的兩套工具。我們不能因為人類行為常常偏離理性模型，就徹底拋棄它。因為，「理性」本身就是一個強大的規範性力量，人們「想要」為自己的行為找到理由，這種「對理性的尊重」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動機。反過來，我們也不能因為理性選擇模型的簡潔優美，就無視那大量存在的、由認知捷徑、情感衝動和社會規範所驅動的、同樣具有系統性規律的非理性行為。
因此，Elster 的第三個論點，為社會科學家提出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任務：我們必須成為一個能夠靈活運用兩種診斷手冊的醫生，既要懂得理性選擇的生理學，也要精通各種非理性的病理學。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複雜而矛盾的人類社會行為，給出一個既不天真、也不虛無的解釋。
（第三部分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