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繼續沿著海耶克鋪設的邏輯軌跡，從民主與法治的崩潰，走向其必然的終點：一個由經濟控制所實現的全面極權社會，並探討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為何掌權者往往不是我們所期望的賢人，而是人性中最壞的那群人。
經濟控制與極權主義 (Economic Control and Totalitarianism)
我們已經看到，計畫經濟的道路會使民主議會癱瘓，並腐蝕法治的根基。現在，海耶克將這些線索匯集起來，直指一個最核心、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結論：對經濟生活的控制，並非僅僅是對我們生活中「次要」事務的控制，它根本就是對我們全部生活的控制。相信經濟計畫可以與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共存，是二十世紀最危險的幻覺。
我們必須打破一個普遍的誤解：我們的生活可以被切割成「經濟」和「非經濟」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計畫者們常常這樣安撫我們：「別擔心，我們只想理性地組織生產和分配這些俗氣的物質事務，像是麵包、鋼鐵和住房。至於你們崇高的精神追求，如思想、藝術、宗教和愛情，我們絕不干涉。事實上，當我們把你們從為生計奔波的煩惱中解放出來後，你們將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去追求這些更高的價值。」
這聽起來合情合理，但海耶克指出，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因為，根本不存在一個獨立的「經濟動機」或「經濟目標」。我們不妨問問自己，我們賺錢是為了什麼？除了極少數病態的守財奴，沒有人是為了錢本身而賺錢。金錢，本身並不是我們人生的終極目標。我們追求金錢，是因為金錢是實現我們幾乎所有其他目標的手段。金錢是一種通用的、非人格化的工具，它給了我們在這個複雜社會中最重要的東西：選擇權。
你可以用錢去買一本康德的哲學著作，也可以用它去看一場庸俗的喜劇電影；你可以用它支持你所信仰的教會，也可以用它去環遊世界。金錢本身是價值中立的，它讓你能夠在自己的價值排序中，決定哪些需求優先滿足，哪些可以暫緩。在這個意義上，海耶克得出了他那句驚世駭俗但極其深刻的名言：「金錢是人類發明最偉大的自由工具之一。」許多社會主義者憎恨金錢，因為他們認為金錢象徵著貧富差距帶來的限制。但海耶克認為，他們混淆了原因和媒介。真正限制窮人的是相對的貧困，而金錢恰恰是在現有條件下，給予窮人最大選擇範圍的東西，這個範圍遠遠超過了數百年前富人所能擁有的。
現在，讓我們想像一下，在一個中央計畫的社會裡，這個「自由工具」被廢除了。計畫者為了達成其「社會目標」，必須控制所有的資源。這意味著，他不僅控制生產，也必須控制分配。他不會再用金錢這種中立的工具來獎勵你，而是直接給你「實物」或「特權」。你工作表現好，得到的可能不是一筆獎金讓你自由支配，而是一張去指定療養院度假的票、一套更大的公寓的居住權、或者進入特殊商店購買稀缺商品的許可。在這種情況下，你失去了什麼？你失去了選擇權。決定你生活品質和內容的，不再是你自己，而是那個手握所有資源的計畫者。他不僅決定了你獎勵的「量」，更決定了獎勵的「質」和「形式」。
這種控制，從我們作為消費者延伸到我們作為生產者，其力量變得更加無遠弗屆。在一個自由市場中，如果你不滿意你的工作，你可以選擇跳槽。但在一個計畫經濟中，國家是唯一的、最終的雇主。所有的工廠、農場、學校、醫院都由國家控制。你的職業是什麼，你在哪裡工作，你的薪水是多少，這一切都由計畫當局為了配合它的宏偉藍圖而決定。如果你想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或者從一個行業換到另一個行業，你必須得到當局的批准。如果你膽敢批評這個體制，或者成為一個「麻煩製造者」，當局不必把你投入監獄，它只需要把你調到一個偏遠艱苦的崗位，或者乾脆讓你「待業」，就能輕易地讓你屈服。托洛斯基的名言在此顯得格外貼切：「在一個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國家裡，反對就等於慢慢地餓死。舊的原則是『不勞動者不得食』，新的原則是『不服從者不得食』。」
至此，極權主義的圖像已經清晰可見。它並非始於集中營和秘密警察，而是始於對經濟生活的全面控制。當一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搖籃到墳墓，從工作到休閒，從物質需求到人際關係——都必須依賴那個唯一的權力中心（計畫者）的決定時，個人自由便已蕩然無存。所謂的「只控制經濟」的承諾，最終被證明是一個騙局。因為控制了經濟，就是控制了我們實現所有目標的手段；而控制了所有手段的人，就控制了我們的全部人生。這不是極權主義的預備階段，這就是極權主義本身。
為何最壞者當政 (Why the Worst Get on Top)
這是海耶克在書中最具洞察力的社會心理學分析。他要解答一個讓許多心存善念的集體主義者感到困惑的問題：為什麼在我們看到的極權國家裡，上台掌權的往往是些流氓、惡棍和殘暴之徒，像是希特勒、斯大林之流？許多人會自我安慰地想：「這只是歷史的偶然。是德國或俄國的特殊國情導致了這些壞人上台。如果讓我們這些有文化、有道德的正直之士來運行一個計畫體制，結果肯定會大不相同。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由『好人』領導的、仁慈的獨裁。」
海耶克毫不留情地擊碎了這個「好獨裁者」的美夢。他論證道，極權體制的崛起和鞏固，其內在邏輯就決定了它必然會篩選出人性中最壞的元素，並將他們推上權力的頂峰。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他提出了幾個關鍵的原因：
第一，建立集體認同需要訴諸人性的共同弱點。 一個計畫社會，前提是整個社會必須擁有一個統一的、至高無上的目標體系。但正如我們在討論民主時所看到的，在一個複雜的、有教養的社會中，人們的價值觀是高度分化和多元的。你讓一百個大學教授來討論什麼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他們可能會給出一百種不同的答案。那麼，一個潛在的獨裁者，如何才能團結起足夠龐大且觀點一致的支持者，來將他的意志強加於整個社會呢？他不可能訴諸那些複雜高深的道德和理性，因為那只會帶來分歧。他必須訴諸最大多數人都能立刻理解並產生共鳴的東西。而人性中，有什麼比仇恨和嫉妒更容易引發共鳴呢？
「我們」對抗「他們」——這是一個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政治動員工具。將一個敵人樹立起來，無論是內部的「猶太人」、「富農」，還是外部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然後將社會所有的苦難都歸咎於這個敵人，這會迅速地在一個群體內部製造出強烈的凝聚力。這種基於「共同仇恨」的消極綱領，遠比任何複雜的「積極建設計畫」更能團結人心。因此，任何想在通往極權之路上成功的人，都必須是一個煽動仇恨的大師。他所吸引的，必然是那些思想簡單、道德標準較低、易於被原始本能驅動的群體，因為這才是社會中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
第二，極權領袖需要的是盲從的追隨者。 光有那些本就充滿仇恨的人還不夠，領袖需要擴大他的隊伍。他需要的是什麼樣的人呢？絕不是那些有獨立思想、批判精神和堅定個人信念的人，因為這些人太難被說服，而且隨時可能提出質疑。他需要的是那些思想上懶惰、缺乏主見、容易被簡單響亮的口號所迷惑的「信眾」。只要領袖的謊言重複一千遍，他們就會將其視為真理。這種對領袖無條件的、宗教般的狂熱效忠，是極權政黨組織的基礎。因此，這個體制會自然地篩選出那些放棄個人理性、甘願成為群體一部分的順從者。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執行極權統治需要泯滅良知。 這一點直接解釋了為何上台的必然是「最壞者」。想像一下，作為一個「好人獨裁者」，你現在大權在握，要開始執行你的完美計畫。很快你會發現，計畫遇到了阻礙：有人公開反對，有人消極怠工，資源調配不如預期。為了讓計畫順利進行，你必須怎麼做？你必須讓那些反對者閉嘴，可能需要逮捕他們，甚至消滅他們。你必須對大眾撒謊，告訴他們計畫進展一切順利，即使事實並非如此。你必須建立一個監控網絡，去監視那些你懷疑不忠誠的人。你可能需要建立勞動營，去懲罰那些「懶惰」的工人。
所有這些行為——欺騙、威脅、監禁、強制、甚至殺戮——都與我們傳統的個人道德準則（例如誠實、尊重生命、寬容）背道而馳。一個真正有道德底線的「好人」，在面對這些骯髒工作時，會感到良心上的巨大痛苦和掙扎。他可能會遲疑，會手軟，最終，他要麼放棄計畫，要麼在這個過程中精神崩潰。
那麼，誰能在這個權力階梯上步步高升呢？恰恰是那些沒有道德負擔的人。是那些徹底信奉「為了崇高的集體目標，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這一信條的人。是那些在撒謊時面不改色，在施加殘酷時心安理得，在背叛和告密時毫無愧疚的人。在一個極權體制中，殘忍和不擇手段不再是缺點，反而成為了一種能夠有效執行領袖意志的「美德」。國家安全部門、宣傳部、集中營管理處……這些極權國家的核心機構，本身就是為冷酷無情者量身定做的舞台。當一個體制需要作惡才能運轉時，那些最擅長作惡的人，自然就會被篩選出來，掌握最大的權力。
因此，海耶克的結論是冷酷而清晰的：指望一個由「好人」領導的極權體制，無異於與虎謀皮。極權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絞肉機，它不僅絞殺個人的自由和生命，也絞殺人類的良知和道德。最終，爬到這部機器頂端的，必然是那些最適應這種殘酷生態的「最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