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剖析了後真相的定義、科學否認的先例、認知偏誤的根源、傳統媒體的衰落、社交媒體與假新聞的興起以及後現代主義的潛在影響之後，Lee McIntyre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也是最為關鍵的一章，將焦點轉向了我們如何應對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對抗後真相 (Fighting Post-Truth)。
第七部分：對抗後真相——重建對事實與理性的尊重 (主要基於第七章 Fighting Post-Truth)
經歷了前面六章對後真相現象的層層剝繭，我們可能會感到些許沮喪甚至無力。然而，理解問題的成因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而現在，我們必須思考如何行動起來，對抗這個威脅著我們認知乃至社會根基的「後真相」怪獸。作者在第七章中提出了一系列實際的應對策略，其核心思想是：我們不能向一個事實無關緊要的世界屈服，而必須挺身捍衛真理的概念，重新學習如何辨別是非，並積極挑戰那些試圖混淆視聽、操縱現實的企圖。
2017 年 4 月，《時代》雜誌封面赫然提出了「真理已死？」（Is Truth Dead?）的詰問，這本身就反映了當時社會對這一問題的深切憂慮。文章指出，對於唐納・川普而言，「無恥不僅僅是一種力量，更是一種策略。」無論是關於就職典禮人數、選民欺詐，還是聲稱自己被竊聽，川普發表了大量明顯虛假的主張。然而，僅僅將川普斥為一個連續撒謊者，可能會忽略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問題：他到底相信什麼？如果他相信自己所說的話，那還算撒謊嗎？謊言、 spin（政治化粧）和妄想之間的界限在哪裡？或者，正如他的顧問凱莉安・康威令人難忘地提出的，事實與「另類事實」之間的界限又在哪裡？
PolitiFact 曾判斷川普 70% 的競選言論為虛假，近三分之二的選民在競選期間的民意調查中表示川普不值得信任，但他依然贏得了選舉。這不禁讓人懷疑，對真理的威脅是否遠遠超出了任何個人的行為。如果是這樣，那麼《時代》雜誌封面的問題就並非危言聳聽。（第一百五十二頁，原書第 170 頁）
作者在本書中探討了後真相的根源，前提是除非理解了問題的成因，否則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那麼，現在是時候提出一個關鍵問題了：我們能為後真相做些什麼？法哈德・曼古（Farhad Manjoo）在 2008 年出版的《真相夠用：學會在後事實社會中生存》（True Enough: Learning to Live in a Post-Fact Society）一書中，驚人地預見了國家政治層面即將發生的事情，甚至探討了「飛虎隊老兵挺真實」（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針對約翰・克里（John Kerry）的抹黑行動，其中認知偏誤的操縱和向媒體呈現「反敘事」的手法都已初露端倪。曼古預見了媒體碎片化、信息偏見、客觀性衰落以及對真理概念本身的威脅。然而，對於如何應對，曼古除了建議我們應該「明智地選擇」自己相信什麼之外，並沒有提供太多實用的建議。
作者 McIntyre 則表示，他不想學習如何適應一個事實無關緊要的世界，而是要捍衛真理的概念，並學習如何反擊。他提出的第一個實用建議，源於約翰・克里在「飛虎隊老兵」事件中的慘痛教訓：必須始終反擊謊言。 克里當時選擇在兩週內不「屈尊」回應那些抹黑其戰爭記錄的說法，結果在全國電視上遭到了猛烈攻擊，最終輸掉了俄亥俄州的選舉。克里當時沒有意識到我們正在進入後真相時代。
我們永遠不應假設任何說法「荒謬到不值一駁」。 謊言之所以被說出來，是因為說謊者認為有人會相信它。在一個充斥著黨派操縱和信息來源碎片化、並利用我們的動機性推理的時代，我們不再有權做出這種假設。挑戰謊言的意義不在於說服說謊者（他們很可能已經深陷其中無法自拔），而在於謊言總有聽眾，我們或許還有時間為其他人做些好事。如果我們不直面說謊者，那些尚未從無知滑向「故意無知」的人，是否會進一步滑向全面的否認主義，甚至不再聽取事實或理性？如果沒有來自我們的「反敘事」，他們有什麼理由懷疑說謊者所說的話呢？至少，目睹謊言並揭露其本質至關重要。在後真相時代，我們必須挑戰每一個試圖混淆事實的企圖，並在謊言尚未發酵之前就予以挑戰。
儘管對方的聲音可能很大，但掌握事實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即使在一個充斥著黨派叫囂和喧囂「懷疑主義」的時代，關於現實的事實也只能被否認一時。例如，在 2015 年美國 14 個州爆發麻疹疫情後，媒體停止了關於疫苗和自閉症的「雙方說法」報道。韋克菲爾德的欺詐事實突然之間成為了更好的新聞素材。電視主持人對他們早先的同謀幾乎表現出焦慮。一夜之間，專家和懷疑論者之間的電視辯論消失了。一旦人們開始受到傷害，虛假對等似乎就不再是個好主意了。
同樣的情況能否在其他議題上發生，例如氣候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這已經發生了。自 2014 年 7 月起，BBC 決定停止給予氣候變化否認者平等的播出時間。《赫芬頓郵報》也在 2012 年 4 月做出了同樣的決定。其創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表示：「在我們所有的報道中，尤其是在有爭議的問題上，我們努力考慮各方最強有力的論點，力求傳達細微之處和清晰度。我們的目標不是取悅我們報道的人，也不是製造表面平衡的報道，而是尋求真相……如果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的證據平衡嚴重偏向一方，我們會在報道中承認這一點。」
但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後真相時代，媒體的任何政策改變是否還重要？如果我們關於氣候變化等問題的信念已經由我們的認知偏誤和政治意識形態決定，我們又如何能擺脫自己的世界觀呢？我們會不會 просто換個頻道？即使我們聽到了真相，難道不會拒絕它嗎？
作者認為，事實並非總是如此。雖然動機性推理、確認偏誤以及本書中討論的其他一些影響因素很強大，但經驗證據表明，重複的真理最終確實會產生影響。 回憶一下第三章中提到的戴維・雷德勞斯克（David Redlawsk）等人的研究，他們發現即使是黨派偏見最嚴重的人，在持續接觸到與其信念不符的糾正信息後，最終也會達到一個「引爆點」（tipping point）並改變他們的信念。詹姆斯・庫克林斯基（James Kuklinski）及其同事的另一項研究也表明，儘管錯誤的信念可能非常頑固，但如果用事實確鑿的信息反覆「直擊他們的要害」，就有可能改變黨派人士的想法。說服人們接受令人不快的事實或許不易，但顯然是可能的。
這也符合常理。進化不可能讓我們永遠抵制真理。最終，當真理對我們產生影響時，我們能夠通過拒絕我們的意識形態信念而不是事實來解決我們的認知失調。事實上，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實驗室中，也發生在現實世界中。佛羅里達州珊瑚牆市（Coral Gables）海拔僅九英尺，科學家預計幾十年後它將被淹沒。新任市長詹姆斯・卡森（James Cason），一位共和黨人，在聽了一場關於氣候變化及其對南佛羅里達影響的講座後大為震驚。從那以後，卡森一直試圖發出警告，但收效甚微。一些人說「我不相信」，一些人說「我能做些什麼呢，我才會關心」，另一些人則說「我現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擔心，以後再說吧」，還有一些人說「我會把這個問題留給我的孫輩去解決」。卡森開始研究法律責任問題，並繼續敲響警鐘，希望他在國家層面的共和黨同僚能在為時已晚之前認真對待全球變暖問題。
如果「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這個詞還不存在，那麼進步人士此時此刻大概會不得不發明它……只不過我們都同在一條船上——或者很快就會如此——並且承受不起沉溺於自以為是的感覺。即使你準備否認事實，事實也有其堅持自身的方式。當海水淹沒他們價值 500 萬美元的房屋或影響他們的生意時，人們最終會傾聽。但這是否意味著在此期間我們只能等待？不。我們可以支持批判性思維和調查性報道。我們可以揭露說謊者。即使在海水上漲之前，我們也應該想辦法用事實「直擊人們的要害」。
然而，這種策略的實施必須小心謹慎。心理學研究也表明，當人們感到不安全和受到威脅時，他們不太可能傾聽。在布倫丹・奈恩和傑森・雷夫勒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受試者先進行自我肯定練習，然後接觸新的信息。研究人員假設，對自己感覺更好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糾正他們錯誤認知的信息。他們發現了一種微弱的相關性，但並不一致。同一項研究的另一個發現則更為可靠：以圖形形式提供的信息比敘述形式更具說服力。 那麼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示呢？或許對一個被誤導的人大喊大叫並沒有幫助，最好的辦法反而是默默地給他或她一張圖表？
試圖將事實問題去政治化是很困難的，尤其是當我們覺得「另一方」荒謬或固執的時候。認識到同樣的傾向也存在於我們自身，或許會有所幫助。 這也是一個教訓：對抗後真相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對抗我們內心的後真相。 無論我們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我們都容易受到那些可能導致後真相的認知偏誤的影響。我們不應假設後真相只來自他人，或者其後果只是別人的問題。識別別人不想看到的真相很容易。但我們中有多少人準備對自己的信念也這樣做呢？去懷疑一些我們希望相信的事情，即使我們內心深處有個小聲音在低語，我們並沒有掌握全部的事實？
批判性思維的障礙之一，就是不斷沉浸在確認偏誤的洪流中。 如果你主要從單一來源獲取信息——或者你發現自己對某個特定渠道聽到的內容反應情緒化——那麼可能是時候豐富你的新聞來源了。記住「2 、 4 、 6」實驗中那些從未試圖證偽自己「已知」規則的人嗎？我們絕不能那樣做。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開始消費假新聞，也不是說我們有理由在福克斯和 CNN 之間畫上虛假的等號。但這確實意味著，我們應該學會正確審查新聞來源，並問問自己，我們是如何「知道」我們聽到的某些東西是假的。僅僅是因為它讓我們生氣嗎？還是——像貝德利老師班上的五年級學生一樣——我們有一個判斷標準？尤其是當我們聽到一些我們願意相信的事情時，我們必須學會更加懷疑。事實上，這是科學教給我們的一課。
沒有所謂的自由派科學或保守派科學。當我們探討一個經驗問題時，最重要的應該是證據。 正如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很久以前（在另一個話題上）所說：「你有權擁有自己的觀點，但無權擁有自己的事實。」科學的力量在於它擁抱一種不斷用經驗證據檢驗自己信念的態度，並在了解事實真相後改變這些信念。我們能否將這種態度帶到我們對其他事實問題的思考中呢？如果不能，恐怕還有比後真相更嚴重的危險在等著我們。
作者在最後提出了一個更令人警醒的觀點：我們是否正在進入「前真相（Pre-Truth）」時代？露絲・馬庫斯（Ruth Marcus）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對川普接受《時代》雜誌採訪時的言論表達了比以往更深的憂慮。在那次採訪中，川普說了各種讓事實核查員抓狂的話。馬庫斯擔心的不僅僅是川普的虛假陳述，而是更深層次的東西。川普說：「我是一個非常憑直覺的人，但我的直覺結果是正確的。」他似乎不僅僅是說他能預知事情，而是他的信念可以「促成」事情的發生。這並非基於他能與他人分享的任何證據，而是一種他能直覺甚至控制未來——或過去——的感覺。心理學家稱之為「魔術思維（magical thinking）」。
這僅僅是一個根據信念、事件或信息是否奉承自己來評判的人的正常表現嗎？正如川普一再發推文所說：「任何負面民意調查都是假新聞。」確實如此。但人們對此感到擔憂，因為這要么表明一種根深蒂固的操縱人們拒絕現實的企圖，要么表明與現實本身的脫節。川普關於瑞典事件的言論（先是錯誤地聲稱瑞典「昨晚」發生了事情，然後在兩天後瑞典真的發生騷亂時，又以此證明自己「是對的」），以及關於奧巴馬竊聽其電話的指控（毫無根據，但後來因偶然的情報收集而聲稱自己「被證明是對的」），都體現了這種令人不安的傾向。《衛報》在分析川普接受《時代》雜誌採訪時總結道：「在川普語境中，真理不是事實性的……信念是真理的信號……最終，川普語境是交易性的。它不賦予真理獨立的價值。言論的價值完全根據其效果來衡量。如果一個陳述讓我更接近我的目標，那麼它就是有價值的；如果不是，它就是無價值的。因此，有價值的陳述因其促進我的利益而成為真實的。不能做到這一點的陳述則是無價值的，因此是虛假的。」
作者最後引用了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在挑戰者號太空梭災難調查後的一句名言：「對於成功的技術，現實必須優先於公共關係，因為自然是不能被愚弄的。」（第一百七十頁，原書第 188 頁）無論我們稱之為後真相還是前真相，忽視現實都是危險的。後真相的危險不僅僅在於我們允許自己的觀點和感受在塑造我們對事實和真理的看法方面發揮作用，而且在於這樣做會讓我們面臨與現實本身疏遠的風險。（第一百七十二頁，原書第 190 頁）
但還有另一條可能的道路。我們並非註定要活在後真相或前真相的時代，除非我們允許自己這樣做。後真相與現實無關；它關乎人類如何對現實做出反應。 一旦我們意識到自己的認知偏誤，我們就能更好地克服它們。如果我們想要更好的新聞媒體，我們可以支持它們。如果有人對我們撒謊，我們可以選擇是否相信他或她，然後挑戰任何謊言。在一個有人試圖蒙蔽我們雙眼的世界裡，我們如何反應是我們自己的決定。真理依然重要，一如既往。我們能否及時意識到這一點，取決於我們自己。
總結來說，對抗後真相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們必須勇敢地挑戰謊言和虛假信息，支持那些致力於尋求和傳播真相的機構和個人，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深刻反思自身的認知偏誤，培養批判性思維，並將對事實的尊重置於個人情感和黨派立場之上。這不僅僅是為了維護一個健康的公共領域，更是為了避免我們與客觀現實脫節，從而做出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決定。真理的價值亙古不變，捍衛它的責任落在我們每個人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