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們繼續。在分析了社交媒體和假新聞對後真相的推波助瀾之後，Lee McIntyre 在書中探討了一個更具哲學性和爭議性的問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是否為後真相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第六部分：後現代主義的幽靈——後真相的思想根源之一？ (主要基於第六章 Did Postmodernism Lead to Post-Truth?)
這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因為「後現代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難以界定、充滿歧義的概念。然而，作者認為，在探究後真相的根源時，我們不能忽視學術界，特別是人文學科領域中一些盛行的思潮，它們可能在無意中為後真相的合理化提供了某些思想資源。作者在第六章中謹慎地提出，儘管後現代主義的初衷可能並非如此，但其對客觀真理、權力結構和敘事解構的某些核心觀點，在被曲解或濫用後，可能為那些試圖顛覆事實、推行自身議程的人提供了理論上的彈藥。
首先，我們需要大致了解一下書中語境下的「後現代主義」指的是什麼。作者指出，當代語境下的後現代主義，通常指的是 20 世紀 80 年代在許多大學的文學批評領域興起的一股思潮，其代表人物包括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第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二十四頁，原書第 141-142 頁）
後現代主義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對「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的懷疑以及對客觀真理的解構。例如，德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ng）理論認為，我們不能依賴作者的原意來理解文本，而必須將文本視為政治、社會、歷史和文化假設的產物並加以剖析。這種觀點很快從文學文本延伸到更廣泛的社會現象，認為一切都可以被解讀為「文本」。戰爭、宗教、經濟關係、性行為等等，都充滿了可能不為行動者自身所理解的意義。於是，關於一個文本（無論是書寫的還是行為的）「真正」含義的觀念受到了挑戰。事實上，真理本身的概念也受到了審視，因為在解構的過程中，批評者自身也將自己的價值觀、歷史和假設帶入了詮釋之中。這意味著，對於任何解構，都可能存在許多答案，而不僅僅是一個。後現代主義的方法論是質疑一切，很少有東西被視為理所當然。沒有唯一的正確答案，只有敘事（narrative）。（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五頁，原書第 142-143 頁）
引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被視為後現代主義的先驅之一）的思想，作者描述了這種對真理的激進懷疑：「一旦我們意識到絕對的、客觀的真理是一個哲學騙局，唯一的選擇就是一種被稱為『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的立場——即世界並不存在一個客觀的樣子，只有關於世界是什麼樣子的各種視角。」（第一百二十五頁，原書第 143 頁）這可以被視為後現代主義的第一個論點：不存在所謂的客觀真理。
如果這是對的，那麼當有人告訴我們某件事是真的時，我們應該如何反應呢？這就引出了後現代主義的第二個論點：任何對真理的聲稱，都只不過是做出該聲稱者政治意識形態的反映。 福柯的觀點是，我們的社會生活是由語言界定的，但語言本身又貫穿着權力與支配的關係。這意味著，從根本上說，所有的知識聲稱都只是一種權威的斷言；它們是強者用來迫使弱者接受其意識形態觀點的欺凌策略。既然不存在所謂的「真理」，任何聲稱「知道」某事的人，實際上都只是在試圖壓迫我們，而不是教育我們。擁有權力使我們能夠控制什麼是真實的，而不是反過來。如果存在許多視角，那麼堅持讓我們接受任何特定視角就是一種法西斯主義。（第一百二十六頁，原書第 144 頁）
作者承認，這樣的概括可能過於簡化和粗糙，無法充分展現後現代主義思想的複雜性和細微之處。他也預料到會有人反對他將後現代思想視為後真相先驅的觀點。然而，他堅持認為，後現代主義者通過沉溺於其思想的微妙之處，然後在其思想被用於他們本不贊同的目的時感到震驚，從而對當前的局面負有一定的責任。（第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二十七頁，原書第 144-145 頁）
的確，那些借用後現代主義思想的右翼人士，似乎對其細微差別並不感興趣。他們需要工具時，會像用剔骨刀當錘子一樣使用它。諷刺的是，三十年前，保守派在攻擊後現代主義思想時，也同樣對其微妙之處不感興趣，將其視為左翼墮落的標誌。作者在此提醒我們注意這種立場的轉變：從批判後現代主義，到如今（在某些情況下）利用類似的論調。（第一百二十七頁，原書第 145 頁）這並不是說後現代主義者要為其思想被濫用負全部責任，但他們必須為削弱「事實對於評估現實至關重要」這一觀念，並且未能預見到這種做法可能造成的損害，承擔一定的責任。
當然，關於真理和客觀性的概念，可以也應該提出合理的質疑——哲學史本身就充滿了這樣的辯論——但是完全拒絕和不尊重真理與客觀性則走得太遠了。如果後現代主義者僅僅滿足於解讀文學文本，甚至我們文化行為背後的符號，情況或許還好。但他們沒有止步於此。接下來，他們將矛頭指向了自然科學。（第一百二十七頁，原書第 145 頁）
這就引發了所謂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s）」。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等科學家（他們認為自己是通過實證證據檢驗理論來尋求關於現實的真理）與「社會建構論者」（他們聲稱所有現實——包括關於現實的科學理論——都是社會建構的，不存在所謂的客觀真理）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社會科學的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與英語系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中的做法不完全相同，但它們都認同真理是視角性的，所有知識都是社會建構的。這樣，社會建構論運動就與後現代主義有了親緣關係，並試圖對科學做文學批評家對文學所做的事情：即，削弱關於存在單一特權視角的說法。（第一百二十八頁，原書第 146 頁）
「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這一領域由此誕生。其基本理念是：如果科學家說他們在研究自然，那麼誰在研究他們呢？如果科學家聲稱他們的理論是「真實的」，難道不應該看看這些理論是如何在科學家的實驗室中被創造出來的嗎？社會科學的「強綱領」更進一步，認為所有理論——無論真假——都應該被視為意識形態的產物。如果你不相信存在真理這樣的東西，那麼科學家為何偏愛某些理論而不是其他理論，就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僅僅說是因為證據，是行不通的。（第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二十九頁，原書第 146-147 頁）
一些人聲稱，科學實際上關乎科學家們的個人誇耀，他們聲稱自己是經驗事務的專家。他們並非在發現關於自然的真理，而只是在推進他們基於政治信仰的權力和剝削議程。另一些人則指出，科學探究的語言本身就帶有不可救藥的性別歧視色彩，並揭示了其剝削性。這是從大自然母親那裡「撬開秘密」，迫使她屈服於他們的審查。一位學者甚至聲稱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是一本「強姦手冊」。於是，科學家們奮起反擊。（第一百二十九頁，原書第 147 頁）
1994 年，生物學家保羅・格羅斯（Paul Gross）和數學家諾曼・萊維特（Norman Levitt）出版了《高級迷信：學術左派及其與科學的爭論》（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一書。這是一篇檄文，也是一聲戰鬥的號角。他們聲稱後現代主義是胡說八道，而且是由那些對科學如何真正運作一無所知的人文學科人士實踐的。更糟糕的是，這些批評者忽略了科學的核心：關注事實而非價值觀。（第一百二十九至一百三十頁，原書第 147-148 頁）
隨後發生了著名的「索卡爾事件（Sokal Hoax）」。 1996 年，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受到《高級迷信》的啟發，向一份主要的後現代主義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提交了一篇充斥著討好後現代主義陳詞濫調和令人費解的關於量子力學的胡言亂語的文章，題為「跨越界限：通往量子引力的變革性解釋學」。《社會文本》當時並未實行「同行評議」，編輯們沒有將論文送給其他科學家審閱，結果他們接受並發表了這篇惡搞文章。索卡爾的目的是證明，如果格羅斯和萊維特的書中所言屬實，他就能讓一篇胡說八道的論文發表，只要它「（a）聽起來不錯，並且（b）迎合了編輯們的意識形態偏見。」他成功了。（第一百三十頁，原書第 148 頁）索卡爾後來指出，他的論文中充斥著對權威的引用、文字遊戲、牽強的類比和武斷的斷言，毫無邏輯可言。他在第二段就宣稱，「物理『現實』……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社會和語言的建構。」（第一百三十一頁，原書第 149 頁）索卡爾的惡搞事件曝光後，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人將其視為後現代思想不嚴肅和智力破產的證據。
然而，一個想法一旦產生，就很難收回。儘管這是後現代主義的尷尬時刻，但也使其觀點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讓那些原本可能不會接觸到這些觀點的人也得以了解。而其中一些旁觀者，恰恰來自右翼陣營。（第一百三十三頁，原書第 151 頁）
這就引出了「右翼後現代主義者（Right-Wing Postmodernists）」的問題。整個「科學戰爭」的鬧劇引出了一個問題：後現代主義是否可以被任何想要攻擊科學的人利用？這些技巧只對自由派（他們無疑構成了世界各地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系的大多數教員）有效，還是對其他人也有效？一些人認為，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恰恰證明了後者：右翼的意識形態家們，他們對某些科學主張（如進化論）有異議，在後現代主義中找到了他們需要的技巧，來削弱科學理論具有優越性的觀點。 這自然引出了今天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右翼後現代主義」的問題，它利用對真理、客觀性和權力的懷疑，來斷言所有真理主張都是政治化的。（第一百三十三頁，原書第 151 頁）
朱迪思・華納（Judith Warner）在 2011 年的一篇文章「無事實科學」（Fact-Free Science）中提出，後現代主義助長了右翼的科學否認。她說，「質疑公認的事實，揭示既定確定性背後的迷思和政治，是左翼劇本中的策略。」但是，隨著質疑全球變暖背後的科學「現在成為渴望迎合日益壯大的保守派基礎的共和黨人的必修課……政治風向已經轉變。」她總結道，「攻擊科學成為了激進右翼的一項運動。」（第一百三十四頁，原書第 152 頁）華納引用了一些後現代主義者本人的言論，他們似乎對自己為保守派提供了政治掩護感到擔憂。
科學作家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對此表示不滿，他認為華納的分析「錯得離譜，簡直不知從何說起」。他認為，保守派不太可能受到深奧的學術論證的影響，而且氣候變化否認者的言行舉止與後現代主義者毫無相似之處。他甚至嘲諷道：「你能想像（美國參議員）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引用德里達或福柯嗎？這個想法本身就很滑稽。」（第一百三十四至一百三十五頁，原書第 152-153 頁）
然而，作者 McIntyre 認為，穆尼忽略了一個關鍵點：懷疑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 正如在第二章關於科學否認的探討中所看到的，川普的追隨者或支持者不必閱讀後現代主義文獻才能受到其影響。最初的工作可能是在意識形態智庫中完成的，當它傳到政府官員和遊說者手中時，就只剩下一些談話要點了。而且，一場科學否認戰役中發明的策略，往往會被下一場戰役所借用。「煙草策略」在香煙與癌症的爭論被拖入僵局，「贏得」勝利後很久，仍然被成功地運用。那種「對抗科學」並聲稱「真相不確定」的觀點，也被用於對抗酸雨、臭氧層空洞以及隨後的許多問題。在氣候變化之前，全球變暖懷疑論者從哪裡獲得了大量武器呢？答案是：進化論之爭。（第一百三十六頁，原書第 154 頁）
毫無疑問，後現代思想對這場辯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創造論演變成了「智能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簡稱 ID），並開始了一系列在公立學校生物課堂上「教授爭議」的戰鬥。我們怎麼知道呢？因為智能設計論的創始人之一——菲利普・約翰遜（Phillip Johnson），他幫助創建了穆尼所指的那些智庫之一——親口承認了這一點。（第一百三十六至一百三十七頁，原書第 154-155 頁）科學哲學家羅伯特・潘諾克（Robert Pennock）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後現代主義的深層線索……貫穿於智能設計創造論運動的論點之中，這在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和訪談中得到了證明。」他甚至挑釁地宣稱，「智能設計創造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私生子。」他通過記錄約翰遜這位「智能設計運動教父」的言論來證明這一點。約翰遜明確擁抱後現代主義，並毫不掩飾地利用其來反駁進化論科學的「客觀」主張。例如，約翰遜說：「我的計劃，可以說是，解構那些哲學障礙……我正在相對化那個哲學體系。」他還說：「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就像他們一樣，只是目標略有不同。」（第一百三十七至一百三十八頁，原書第 155-156 頁）
潘諾克的文章包含了大量其他引文，表明約翰遜希望利用後現代主義的方法來削弱自然選擇進化論所聲稱的認識論權威，並以此來捍衛智能設計論作為一種替代方案。潘諾克解釋了這種策略的要點：「不要認為科學與現實有任何關係；進化論只是一個富有想像力的故事。它恰好是由科學部落講述的一個故事。在激進的後現代觀點看來，即使在經驗事實方面，科學也沒有凌駕於世界上任何其他觀點之上的特權；每個部落都可以將自己的故事作為其其他信仰的起點。智能設計創造論者同樣有理由將上帝的創造和祂對人類的旨意作為他們最初的假設。」（第一百三十九頁，原書第 157 頁）
顯而易見，後現代思想對智能設計論產生了影響。同樣毋庸置疑的是，智能設計論為後來的氣候變化否認者提供了藍圖：攻擊現有科學，識別並資助自己的專家，鼓吹該問題「存在爭議」，通過媒體和遊說將自己的觀點公之於眾，然後坐等公眾的反應。（第一百三十九頁，原書第 157 頁） 即使右翼政治家和其他科學否認者沒有閱讀德里達和福柯的著作，這種思想的萌芽也傳播到了他們那裡：科學對真理沒有壟斷權。 因此，認為右翼人士正在使用後現代主義的一些相同論點和技巧來攻擊那些與其保守意識形態相衝突的其他科學主張的真實性，並非不合理。
一些後現代主義者自己也對其思想被用於右翼目的感到震驚，並為此進行了反思。社會建構論的創始人之一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在 2004 年的一篇文章「為何批判後繼無力？」（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中寫道，當他看到《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提到共和黨策略師弗蘭克・倫茨（Frank Luntz）建議，即使承認「科學辯論正在對我們不利」，也要繼續強調證據「尚不完整」，並「繼續將科學確定性的缺乏作為一個主要問題」時，他感到擔憂。（第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一頁，原書第 159-161 頁）拉圖爾的反應，就像一個軍火商得知自己的一件武器被用來殺害無辜者一樣：「你明白我為什麼擔心嗎？我自己過去也花了一些時間試圖展示事實建構中固有的『科學確定性的缺乏』。我也曾把它變成一個『主要問題』。但我並非確切地旨在通過掩蓋一個已定論點的確定性來愚弄公眾——或者我這樣做了嗎？畢竟，我一直被指責犯有這種罪過。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相信，相反，我打算將公眾從過早自然化的客觀化事實中解放出來。我是否愚蠢地錯了？事情變化得這麼快嗎？」他甚至痛心疾首地說：「整個博士項目還在運行，以確保優秀的美國孩子們艱難地學會，事實是編造出來的，不存在對真理的自然的、無中介的、無偏見的 Zugang，我們總是囚禁於語言之中，我們總是從特定的立場說話，等等，而與此同時，危險的極端分子正使用完全相同的社會建構論來摧毀可能拯救我們生命的來之不易的證據。我參與發明這個被稱為科學研究的領域是錯的嗎？僅僅說我們並非真的意指我們所說的，就足夠了嗎？為什麼說全球變暖是一個事實，無論你喜歡與否，會讓我的舌頭感到灼痛？為什麼我不能簡單地說這個論點已經結束了呢？」（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頁，原書第 160-161 頁）
另一位人文主義者和文學批評家邁克爾・貝魯布（Michael Berube）也表達了類似的悔恨和羞愧，他承認學術左派發展出來的一些論點，本以為只會在同道中傳播，卻被右翼用來「非法化科學研究」。（第一百四十三頁，原書第 161 頁）
這種左翼內部的反思，完全被那些害怕後真相的責任現在將落在後現代主義頭上的人所忽視。然而，從科學否認到全面的現實否認本身的途徑似乎是不可否認的。後現代主義應用於後真相政治會是什麼樣子？它看起來很像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如果真的沒有事實，只有詮釋，如果數百萬美國人準備不假思索地擁抱你的視角，那麼為什麼還要費心堅持一條區分事實與虛構的嚴格界線呢？如果你將一段寒冷的天氣解讀為氣候變化沒有發生的證據，如果數百萬其他人同意你的觀點，那麼氣候變化就是一個騙局。如果你的主觀經驗感知到就職典禮的出席人數創紀錄，那麼出席人數就創了紀錄——證明並非如此的航拍照片僅僅是在說明另一個視角。」（第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五頁，原書第 162-163 頁）我們幾乎可以聽到凱莉安・康威在為肖恩・斯派塞使用「另類事實」辯護。
這完全是對後現代主義最初旨在保護窮人和弱者免受當權者剝削的政治初衷的誤用。現在，反而是窮人和弱者將在氣候變化中遭受最大的苦難。索卡爾的預言幾近實現，因為如果沒有事實，左翼如何反擊右翼的意識形態呢？這就是把玩思想如同它們沒有後果的代價。在學術界攻擊真理或許充滿樂趣和遊戲性，但當你的策略洩露到科學否認者和陰謀論者手中，或者落入那些堅持自己直覺比任何證據都好的臉皮薄的政治家手中時，會發生什麼呢？（第一百四十五頁，原書第 163 頁）
那麼，左翼到底相不相信真理？一些人現在可能陷入了尷尬的境地，要麼為敵人提供彈藥，要麼捍衛存在真理這樣的觀點。然而，問題依然存在：我們如何確定後現代主義已經從右翼的科學否認發展到全面的、扭曲現實的、後真相式的懷疑主義？自從川普上任以來，這個問題已經浮出水面。主流媒體上出現了一些嚴肅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但有些人似乎仍然固執地認為，除非能找到凱莉安・康威閱讀德里達的證據，否則這一切都只是猜測。（第一百四十七頁，原書第 165 頁）
然而，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似乎完全願意建立這種聯繫。在 2017 年 2 月接受《衛報》採訪時，他將後真相的責任直接歸咎于後現代主義：「哲學在處理這個（事實和真理的）問題上的方式並沒有給自己帶來光彩。也許人們現在會開始意識到，哲學家畢竟不那麼無害。有時，觀點可能會產生可怕的後果，而這些後果可能真的會成真。我認為後現代主義者所做的事情是真正邪惡的。他們要為那種使得對真理和事實持犬儒態度變得體面的知識風尚負責。你會看到人們四處說：『哦，你是那群仍然相信事實的人。』」（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八頁，原書第 165-166 頁）
是否有比這更直接的證據呢？比如像羅伯特・潘諾克那樣證明後現代主義是智能設計論根源的證據？事實上，確實有。書中提到了邁克・瑟諾維奇（Mike Cernovich），一位親川普、「美國民族主義者」、熱愛陰謀論的博主，擁有 25 萬推特粉絲。他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博主，還曾被《紐約客》和《華盛頓郵報》報道，並接受過 CBS 主播斯科特・佩利（Scott Pelley）的採訪，因為他在 2016 年總統大選中的影響力。瑟諾維奇被一些人斥為「假新聞」的常客，是他推動了關於希拉蕊健康狀況不佳的推文。他也是「披薩門」事件的推手之一。他甚至受到川普政府的青睞。那麼，關於後現代主義的問題呢？在《紐約客》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引述了瑟諾維奇的觀點：「比方說，為了論證起見，沃爾特・克朗凱特對每件事都撒了謊。在推特出現之前，你怎麼會知道？聽著，我在大學里讀過後現代主義理論。如果一切都是敘事，那麼我們需要主流敘事的替代品。我看起來不像一個讀拉康的人，是嗎？」（第一百四十八至一百五十頁，原書第 166-168 頁）
瑟諾維奇或許看起來像個粗人，但他其實受過良好教育，擁有佩珀代因大學的法律學位，並且似乎在大學裡認真學習過。他提出了一个熟悉的觀點：如果沒有真理，一切都只是視角，我們又如何能真正知道任何事情呢？為什麼不懷疑主流新聞，或者擁抱陰謀論呢？的確，如果新聞只是政治表達，為什麼不自己編造呢？誰的事實應該占主導地位？誰的視角是正確的？
因此，作者以一種帶有詰問的語氣總結道：後現代主義是後真相的教父嗎？雖然這是一個複雜且充滿爭議的論斷，但書中提供的線索和論證，確實引導讀者思考，後現代主義對真理、客觀性和權力的解構，無論其初衷如何，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為後真相時代那種罔顧事實、訴諸情感和黨派立場的氛圍，提供了某種思想上的先聲和潛在的合理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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