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國際政治（十）：國家貧富的原因

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卻深陷貧困？國際政治和經濟如何影響發展？

世界上國家間的貧富差距觸目驚心。一些國家享有前所未有的繁榮，而另一些國家則在貧困、疾病和匱乏中掙扎。本章的「謎題」就是要探究造成這種巨大差異的原因，以及國際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核心論點：國家的發展水平受到多種因素的複雜影響，包括地理條件、國內因素（如政府政策、精英俘獲、社會衝突）以及國內制度（如產權保護、政治包容性）。同時，國際因素，包括歷史遺產（如殖民主義）、國際經濟的結構性特徵以及國際制度的偏向性，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產生深遠影響。成功的發展需要在克服國內障礙的同時，有效應對國際環境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讓我們運用「利益、互動與制度」的框架來解析這個論點：

  • 利益（Interests）：發展符合誰的利益？發展過程中會產生哪些利益衝突？
    • 發展的普遍渴望：幾乎所有國家和人民都渴望發展，希望提高生活水平、改善醫療教育、增強國家實力。這似乎是一個普遍的共同利益。
    • 國內利益衝突：然而，即使發展是普遍的願望，但在如何實現發展以及發展的利益如何在國內分配等問題上，常常存在利益衝突。
      • 精英俘獲（Elite Capture）：某些強勢的國內利益集團（如傳統地主、依賴補貼的國有企業、腐敗官員）可能為了維護自身特權和利益，而阻礙那些有利於整體發展但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的改革。例如，地主可能反對土地改革，即使這有助於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民收入。
      • 城鄉利益衝突：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政策可能偏袒城市精英和工業部門，而犧牲農業和農村人口的利益（例如，通過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來補貼城市消費者和工業企業）。書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許多國家獨立後的發展政策就體現了這種偏向。
      • 資源分配的衝突：對自然資源（如石油、礦產）的控制權和收益分配，常常成為國內不同地區、不同族群或不同政治派別之間衝突的焦點。
    • 國際利益衝突：
      • 富國與窮國的共同利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為發達國家提供更大的市場和投資機會，也有利於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繁榮。因此，在促進全球發展方面，富國與窮國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
      • 富國與窮國的利益衝突：然而，發達國家的某些政策和利益可能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利益相衝突。例如，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和貿易保護主義，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的出口機會。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雖然可能帶來資本和技術，但也可能涉及利潤分配、環境標準、勞工權益等方面的利益衝突。
  • 互動（Interactions）：國內外行動者圍繞發展問題如何互動？
    • 國內互動：
      • 政府與社會的互動：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如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法治環境）、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等方面的能力和意願，對發展至關重要。如果政府腐敗無能，或者被特殊利益集團俘獲，就很難推行有利於整體發展的政策。
      • 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互動：社會內部不同族群、階級、地區之間的合作與衝突，也會影響發展進程。嚴重的社會分裂和內部衝突（如內戰）顯然不利於發展。相反，如果社會各界能夠就發展目標達成共識，並通過合作來推動改革，則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 國際互動：
      • 殖民主義的歷史互動及其遺產：
        • 制度遺產：書中引用了阿西莫格魯等學者的研究，指出殖民者在不同地區建立的制度對後來的發展路徑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氣候宜人、適合歐洲移民定居的地區（如北美、澳洲），殖民者傾向於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保護產權，鼓勵投資，為後來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而在氣候惡劣、疾病肆虐、不適合歐洲人長期居住的地區（如許多非洲和拉美國家），殖民者則傾向於建立榨取性的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其主要目的是掠奪資源，而非促進當地發展。這些制度遺產往往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
        • 貿易模式的塑造：殖民主義時期形成的以宗主國為中心的貿易模式，可能使殖民地長期依賴初級產品出口，不利於其工業化和經濟結構多元化。
      • 國際經濟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 普雷維什-辛格假說（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一些學者（如勞爾·普雷維什）認為，國際貿易體系本身就對初級產品出口國不利。他們認為，初級產品的價格相對於製成品價格存在長期下降的趨勢（即貿易條件惡化），這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處於不利地位，難以通過貿易積累發展所需的資本。
        • 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融入世界市場、吸引外資、引進技術的機會，但也使其面臨更激烈的國際競爭和外部衝擊的風險（如金融危機的傳染）。
      • 國際制度的偏向性：
        • 國際經濟組織的投票權結構：如前所述，IMF 和世界銀行等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的決策權主要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相對較弱。這可能導致這些組織的政策和議程更傾向於發達國家的利益。
        • 貿易規則的制定：發達國家在 WTO 等多邊貿易談判中，往往利用其影響力推動對自身有利的規則（如知識產權保護），而對發展中國家關心的議題（如農產品市場開放）則缺乏積極性。
  • 制度（Institutions）：國內外制度如何影響發展？
    • 國內制度：
      • 產權保護（Secure Property Rights）：如果個人的財產（包括土地、資本、知識產權等）得不到有效保護，隨時可能被政府或他人任意剝奪，那麼人們就缺乏進行長期投資和創新的激勵，經濟發展將難以為繼。
      • 政治制度的包容性（Inclu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能夠保障廣泛政治參與、限制精英權力濫用、提供公共服務並有效執法的政治制度，更有利於創造穩定的發展環境。相反，榨取性的政治制度（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權力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中，缺乏問責和制衡——往往與榨取性的經濟制度相伴而生，阻礙發展。書中「我們如何知道？」專欄比較了北美和南美不同的發展路徑，強調了初始制度差異的長期影響。
      • 法治（Rule of Law）：一個可預期的、公正的法律體系對於保障合約執行、解決商業糾紛、吸引投資至關重要。
    • 國際制度：
      • 國際經濟組織（IMF, World Bank, WTO）：這些組織的規則和政策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空間產生重要影響。如前所述，它們的偏向性可能對發展中國家不利。
      • 發展援助（Foreign Aid）：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的發展援助，理論上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克服資金和技術瓶頸。然而，援助的有效性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援助的規模、附加的條件、受援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廉潔程度，以及援助是否與受援國的實際需求和發展戰略相符。書中「爭議」專欄討論了「援助還是貿易更能幫助全球窮人？」的問題。
      • 77 國集團（Group of 77）和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集體發聲，推動建立更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如 20 世紀 70 年代提出的「新國際經濟秩序」NIEO），但由於自身力量有限，成效往往不大。
      • 商品卡特爾（Commodity Cartels）：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一些初級產品出口國試圖通過聯合限產來提高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以改善貿易條件。 OPEC 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成功一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但大多數其他商品卡特爾並未能複製其成功。

發展政策與發展政治（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Politics）

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嘗試了不同的發展戰略：

  • 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SI）：從 20 世紀 30 年代到 80 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拉美國家）採取 ISI 戰略，旨在通過設置貿易壁壘、補貼國內產業、發展國有企業等方式，用本國產品替代進口製成品，以實現工業化。這一戰略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導致了國內產業效率低下、缺乏國際競爭力、出口能力不足等問題。
  • 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從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開始，一些東亞經濟體（如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被稱為「亞洲四小龍」）轉向 EOI 戰略，鼓勵本國製造業為出口而生產，並通過提供補貼、維持弱勢貨幣等方式支持出口。這一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依賴於特定的國內外條件。
  • 全球化與發展（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20 世紀 80 年代的債務危機以及東亞 EOI 模式的成功，促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放棄 ISI，轉向更加開放的、融入全球經濟的發展戰略。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崛起是這一趨勢的突出代表。然而，全球化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新的挑戰，如金融不穩定、收入差距擴大等。

結論：走向全球發展

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窮，是一個沒有單一答案的複雜問題。地理因素、國內的利益格局和政治制度、歷史遺產以及國際環境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 國際因素：殖民主義的遺產、國際經濟結構的不平等以及國際制度的偏向性，都可能對發展中國家構成挑戰。然而，國際環境也提供了機遇，如全球市場、外國投資和技術轉移。
  • 國內因素：國內政治的穩定性、政府政策的有效性、產權保護的程度、教育和健康水平、社會凝聚力以及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對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國內存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或者政治制度無法有效整合社會各方利益，那麼發展就可能停滯不前。

雖然解決國際層面的不平等和偏見很重要，但國內因素可能是決定一個國家發展成敗的更關鍵因素。因為即使在相似的國際環境下，不同國家的發展績效也差異巨大（如贊比亞與博茨瓦納的對比）。因此，促進發展的努力，既需要改善國際環境，更需要發展中國家自身進行有效的國內改革，建立有利於發展的包容性制度，並妥善處理國內的利益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