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次我們深入剖析了「輕與重」以及「永恆回歸」對生命意義的詰問之後，現在我們將目光投向小說中另一個極其重要且貫穿始終的核心概念——「媚俗」（Kitsch）。昆德拉對「媚俗」的探討不僅僅停留在美學層面，更延伸至政治、倫理和存在的維度，揭示了其深刻的社會與哲學意涵。
主要論點二：媚俗——對存在之無條件苟同與情感的陷阱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昆德拉賦予「媚俗」一詞極為獨特且深刻的內涵。要理解昆德拉所說的「媚俗」，我們不能僅僅將其視為一般意義上的「庸俗品味」或「矯揉造作」。它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存在態度，一種對生命、對世界不假思索的全然苟同。昆德拉指出，「媚俗」這個詞誕生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並逐漸進入各種西方語言。然而，頻繁的使用使其最初的形而上學意義逐漸模糊。昆德拉試圖重新挖掘並闡釋這個意義：「媚俗，無論就其字面意義還是引申意義而言，都是對屎的絕對否定；媚俗把人類生存中所有在根本上無法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它的視野之外。」
這句話是理解昆德拉式媚俗的關鍵。「屎」，在這裡象徵著人類存在中所有不雅、粗鄙、令人不適、無法被美化和浪漫化的部分——痛苦、醜陋、死亡、身體的排泄功能等等。媚俗的本質，就是徹底地否認這些「屎」的存在，或者說，用一層美麗的糖衣將它們包裹起來，讓人們看不見、不去想，彷彿它們從未存在過。因此，媚俗所營造的是一個被淨化、被美化、被理想化的世界，一個所有人都應該認同、所有人都應該感動的世界。昆德拉進一步指出，「媚俗的美學理想是：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對存在表示無條件的苟同。」這意味著，在媚俗的世界裡，懷疑、批判、個體的獨特性和格格不入的情感都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它們會打破那種虛假的、普遍的和諧與感動。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孩子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告訴他，想像一下你看過的那些充滿陽光、笑容燦爛的廣告畫，畫面上所有的人都幸福快樂，沒有煩惱，背景永遠是藍天白雲或者鮮花盛開的花園。這就是一種「媚俗」的呈現。它試圖告訴你，生活就應該是這樣美好，所有不美好的東西都應該被隱藏起來。再比如，很多童話故事的結尾總是「從此以後，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種結局也帶有媚俗的色彩，它迴避了現實生活中婚姻可能存在的種種複雜和困難，只呈現出一種理想化的、令人嚮往的狀態。
昆德拉通過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具體展現了媚俗的各種形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共產主義極權統治下的「五一節遊行」。薩賓娜對這種遊行深惡痛絕。在她看來，五一節遊行並非簡單的政治儀式，而是「共產主義媚俗」的典範。遊行隊伍中，人們穿著統一的服裝（比如紅白藍三色襯衫），排列成各種圖案（五角星、心形），臉上洋溢著「正確的喜悅」和「正確的贊同」。這種喜悅和贊同，並非僅僅針對共產主義的政治理念，而是「對存在本身的贊同」。遊行隊伍不成文的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命萬歲！」。昆德拉認為，共產主義政治的權力和狡猾之處，就在於它挪用了這個看似無可辯駁的口號。因為誰會反對「生命萬歲」呢？這種看似普世皆認同的口號，吸引了那些對共產主義理論本身並不感興趣的人們也加入到遊行的行列。
這種集體的、被規訓的情感表達，正是媚俗的核心特徵之一。媚俗要求所有人都分享同樣的情感，體驗同樣的感動。任何個體的、與集體不一致的情感都會被視為異類和威脅。特蕾莎在夢中經歷的恐怖場景——一群裸體女人圍著游泳池遊行，被迫唱著歡快的歌曲，而池水中漂浮著屍體——也深刻地揭示了媚俗的這一面。在那個夢境中，特蕾莎不能對任何一個女人提出疑問或表露真實情感，否則就會被處死。這個夢境隱喻了在媚俗的統治下，個體真實情感的壓抑和個性的消亡。
媚俗不僅存在於極權社會，也同樣存在於西方民主社會。昆德拉通過薩賓娜在美國的經歷，以及弗蘭茨對「偉大進軍」（Grand March）的迷戀，展現了媚俗的普遍性。薩賓娜遇到一位美國參議員，他指著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感嘆道：「瞧他們！這才叫幸福。」昆德拉分析道，這位參議員的感動背後，不僅僅是對孩子們天真爛漫的喜悅，更有一種對來自共產主義國家難民的深刻「理解」——他想當然地認為，在共產主義國家，沒有草地，孩子們也不能自由奔跑。此刻，薩賓娜彷彿看到這位參議員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主席台上，臉上露出的笑容，與共產黨官員檢閱遊行隊伍時的笑容如出一轍。這兩種笑容，都源於一種對「被規訓的美好」的認同，一種對異質經驗的排斥。
昆德拉在這裡提出了「媚俗的兩滴眼淚」的理論。第一滴眼淚說：「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這多美好啊！」這是一種直接的、樸素的情感反應。而第二滴眼淚說：「和全人類一起，被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的情景所感動，這多美好啊！」正是這第二滴眼淚，使媚俗成其為媚俗。它不再是個體自發的情感，而是個體意識到自己正在與「全人類」分享同一種「正確的」情感，並為此而感動。這種「與全人類一起感動」的渴望，使得媚俗具有了強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但也使其成為一種情感的牢籠。昆德拉甚至斷言：「地球上人類的兄弟情誼，只有建立在媚俗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這句話聽起來有些悲觀，但它揭示了媚俗在維繫集體認同感方面的巨大作用。
在媚俗的王國裡，「是心靈的獨裁」。當心靈說話的時候，理智認為反對是不體面的。媚俗所喚起的情感，必須是能讓大眾分享的情感。因此，媚俗不能依賴於某種不尋常的處境，它必須從人們銘刻在記憶中的那些基本形象中汲取養料：忘恩負義的女兒，被遺棄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初戀等等。這些都是能夠輕易觸動大眾情感神經的「催淚點」。
那麼，藝術和個體應如何面對媚俗呢？小說中的畫家薩賓娜，終其一生都在與媚俗作鬥爭。「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她憤怒地說。對薩賓娜而言，共產主義世界的醜陋（例如把古堡變成牛棚）並不如它試圖披上的那層美麗的外衣（即共產主義媚俗）更讓她反感。她早期反抗共產主義，更多的是一種美學上的反抗，而非倫理上的。她看到那些蘇聯電影中充斥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真和貞潔，戀人之間最大的衝突不過是誤以為對方不再愛自己，最終必然在幸福的淚水中擁抱。薩賓娜認為，如果蘇聯媚俗的世界真的實現了，那將是一個充滿傻笑的白痴的世界，她會在一個星期內恐怖至死。
薩賓娜的畫作，可以看作是對媚俗的反抗。她向特蕾莎解釋她的畫作時說：「表面是清晰的謊言，底下是費解的真實。」媚俗的功能正是建立一道屏風，遮擋住死亡和存在的真相。而薩賓娜的藝術，則像一把刀，劃破媚俗的舞台背景，讓我們得以一窺其後隱藏的真實。她不斷地「背叛」，背叛家庭、情人、祖國，甚至背叛她自己的過去，這種背叛也是一種對媚俗所強加的固定身份和情感模式的反抗。媚俗要求一致性、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而薩賓娜則通過不斷的流亡和變動來逃避媚俗的捕獲。
然而，昆德拉也指出，媚俗是人類境況的一部分，沒有人能夠完全逃脫它。即使是像薩賓娜這樣堅決反抗媚俗的人，內心深處也可能潛藏著對某种媚俗的渴望。例如，在她晚年，她會被電影中忘恩負義的女兒與被冷落的父親和解，窗外映照出幸福家庭燈光的濫情場景所打動。昆德拉說：「只要媚俗被視為謊言，它在非媚俗的境遇中，便失去了其絕對的權威，變得像任何人類的弱點一樣動人。因為我們中間沒有一個是超人，沒有人能夠完全擺脫媚俗。無論我們如何鄙視它，媚俗都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表明，對媚俗的徹底否定和逃避，本身也可能成為另一種執念。
媚俗的危險性在於，它往往成為極權主義的同謀。當一種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就會發現自己身處「極權主義媚俗」的王國。在這樣的王國裡，一切觸犯媚俗的東西都將被放逐：個性的張揚（因為偏離集體是對微笑的兄弟情誼的唾棄），任何懷疑（因為開始懷疑細節的人，最終會懷疑生命本身），一切反諷（因為在媚俗的領域裡，一切都必須非常嚴肅地對待）。昆德拉甚至將古拉格比作極權主義媚俗用來處理其垃圾的化糞池。這是一個極為辛辣和深刻的比喻。媚俗通過美化現實、掩蓋苦難、統一情感，為極權統治提供了美學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麻醉。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應對媚俗呢？昆德拉並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藥方。他通過薩賓娜的掙扎和反思，以及對不同社會形態下媚俗現象的剖析，讓我們意識到媚俗的複雜性和普遍性。反抗媚俗，首先需要的是一種清醒的意識，一種敢於提問、敢於懷疑的精神。正如昆德拉所說：「在極權主義媚俗的王國裡，一切答案都預先給出，一切問題都無從提出。由此順理成章，極權主義媚俗的真正死敵，是愛提問的人。問題像一把刀，能劃開舞台的背景，讓我們看到 скрытое за ним。」然而，他也承認，那些與極權主義作鬥爭的人們，自身也需要某種確定性和簡單的真理來動員大眾，激發集體的眼淚。這使得反抗媚俗的道路充滿了弔詭和困境。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對「媚俗」的探討，遠遠超出了傳統美學的範疇。它是一種深刻的文化批判和存在哲學的思考。媚俗是對生命中所有「不可接受之物」的否定，是對存在之無條件苟同，是一種被高度提純和美化了的情感模式。它既可以是個人的情感慰藉，也可以是集體的精神鴉片，甚至可以淪為極權統治的美學工具。認識媚俗，警惕媚俗，並在媚俗的包圍中努力保持個體的清醒和真實，或許是昆德拉通過薩賓娜的故事，向我們傳達的複雜而沉重的訊息。這也是為什麼，當弗蘭茨沉浸在「偉大進軍」的媚俗幻想中時，薩賓娜會感到如此的疏離和不適，因為她深知，這種看似美好的集體激情，往往是以犧牲個體的獨特性和對存在真相的遮蔽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