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首先專注於小說開篇最為突出和基礎的哲學思辨：「輕與重」（Lightness and Weight）以及尼采的「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概念對生命意義的詰問。
主要論點一：永恆回歸與生命的輕重——存在之意義的兩極探討
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開篇，便拋出了德國哲學家尼采那令人費解又著迷的「永恆回歸」思想。想像一下，如果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瞬間，無論是喜悅還是痛苦，微不足道或是刻骨銘心，都會在未來無數次地、一模一樣地重演，並且這種重演本身也會無限循環下去。昆德拉引述尼采將此稱為「最沉重的負擔」（das schwerste Gewicht）。為什麼是負擔呢？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如果你的每一個選擇、每一次行動、每一個念頭都將永恆地重複，那麼你對這些選擇、行動和念頭的責任感就會被無限放大。就像一個演員，如果他知道他的某場演出將被錄下來，並在歷史上不斷播放給無數觀眾看，他對這場演出的每一個細節都會慎之又慎，力求完美，因為任何瑕疵都將被永恆定格。永恆回歸就像這樣一面無限放大的鏡子，讓我們不得不正視生命中每一個選擇的深遠影響，因為它們不再是「僅此一次」的過眼雲煙。
昆德拉接著從反面闡述這個「瘋狂的神話」所揭示的意義：如果生命只是一次性的，像一道影子般消失了便永不再來，那麼無論它曾經多麼可怕、美麗或崇高，最終都「什麼也算不上」。就像十四世紀非洲兩個王國之間的一場戰爭，即便有十萬人在極度痛苦中死去，但如果這場戰爭沒有改變世界的任何命運，沒有留下任何永恆的印記，那麼我們今天看待它，就像看待一陣風吹過，不會給予它過多的重量。昆德 elian 用這個例子來突顯「一次性」生命的「輕」。因為它只發生一次，不重複，所以它缺乏那種因重複而產生的「堅實體量」和「不可修復的愚蠢性」。法國大革命中的羅伯斯比爾，如果他只在歷史上出現一次，砍掉那些頭顱，那麼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血腥的歲月會逐漸變成文字、理論和討論，變得「比羽毛還輕」，不再令人恐懼。然而，如果羅伯斯比爾會永恆地回來，不斷地砍頭，那將是另一番景象，他的行為將獲得一種可怕的、永恆的「重量」。
這就引導我們思考一個核心問題：我們如何評判短暫易逝的事物？昆德拉指出，「消逝」本身就帶有一種「減罪的情況」，使得我們難以對其作出最終的判決。就像夕陽下的斷頭台，也會因其即將消逝而被蒙上一層懷舊的光環。作者甚至坦承，他翻閱一本關於希特勒的書時，看到希特勒的肖像竟會勾起童年的回憶，儘管他的家庭在希特勒的集中營中遭受了苦難。這種對希特勒的和解，揭示了一個建立在「永不復返」基礎上的世界的「深刻的道德敗壞」——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諒解了，所以一切都被卑鄙地許可了」。這句話非常關鍵。如果生命是輕的，只發生一次，那麼所有的錯誤、罪惡，似乎都可以被時間沖淡，被「下不為例」所原諒，因為它們不會回來追究我們。這種「輕」賦予了生命一種可怕的自由，一種不負責任的許可。
那麼，如果永恆回歸是最沉重的負擔，我們的生命是否就能在其映襯下，展現出「輝煌的輕」呢？昆德拉在這裡玩了一個辯證的把戲。他問道：「可是，沉重真的是淒慘，而輕快真的是輝煌嗎？」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生命最濃烈的完成的形象。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實在。想像一下，你肩上扛著重要的責任，比如照顧家庭、完成一項艱鉅的任務，這些責任雖然沉重，但它們讓你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是有分量、有意義的。你的腳步踏實，你的生活有目標。相反，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任何負擔，他就會「比空氣還輕」，飄浮在高空，脫離大地，脫離人的存在，變成一個「半真半假的人」，他的行動像夢遊一樣自由，但也像夢遊一樣無足輕重。就像一片羽毛，隨風飄蕩，無拘無束，但也毫無目的地，無法留下任何深刻的痕跡。
這就引出了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的觀點。巴門尼德將世界劃分為一系列對立的兩極：光明／黑暗，優美／粗俗，熱／冷，存在／非存在等等。他將其中一半稱為積極的（光明、優美、熱、存在），另一半稱為消極的。昆德拉指出，這個劃分看似簡單，但有一個難點：輕與重，哪一個是積極的，哪一個是消極的？巴門尼德的回答是：輕為積極，重為消極。昆德拉對此提出了疑問：「他說的對不對呢？」他認為，輕／重的對立是所有對立中最神秘、最模棱兩可的。
小說的主人公托馬斯，正是在這種輕與重的哲學思辨背景下登場的。托馬斯的生活選擇，他對愛情的態度，他與特蕾莎、薩賓娜的關係，都可以看作是對這種輕重哲學的具體演繹。托馬斯最初追求「輕」的生活，他有眾多情人，卻不願被任何一段關係所束縛，他認為「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他更傾向於「Einmal ist keinmal」（一次不算數）的生命態度，即生命只發生一次，就像草圖，甚至連草圖都算不上，因為草圖是「某個東西的輪廓」，而我們生命的草圖卻是「空無的草圖，一幅沒有圖像的輪廓」。這種對「輕」的追求，使他避免承諾，逃避責任，享受著情慾的自由，但也使他的生活缺乏一種深刻的根基和意義。
特蕾莎的出現，則給托馬斯的生活帶來了「重」。她對愛情的執著，她的忠誠，她因托馬斯的不忠而產生的痛苦和夢魘，都像沉甸甸的石頭一樣壓在托馬斯的心頭。昆德拉用「同情」（compassion）這個詞來描述托馬斯對特蕾莎的感情。他解釋道，在源於拉丁文的語言中，「同情」意味著我們不能冷漠地看著他人的痛苦，我們分擔他人的痛苦。而在另一些語言（如捷克語、德語）中，「同情」的詞根是「感受」（feeling），意味著「共同感受」（co-feeling），不僅僅是分擔不幸，更是能夠共同感受對方所有的情感——喜悅、焦慮、幸福、痛苦。這種「共同感受」是情感想像力的極致，是情感心靈感應的藝術，在情感的等級中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托馬斯對特蕾莎的同情，正是這種深刻的「共同感受」。當特蕾莎因夢見自己在薩賓娜的畫室裡用針扎自己的指甲而痛苦時，托馬斯感覺到那份疼痛「就像特蕾莎手指的神經直接通到他自己的大腦一樣」。這種同情，這種「共同感受」，將托馬斯與特蕾莎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成為他生命中無法擺脫的「重」。
小說中，托馬斯不斷在「輕」與「重」之間搖擺。他渴望薩賓娜所代表的「輕」——自由、不羈、對媚俗（kitsch）的唾棄。薩賓娜的生活充滿了「背叛」，她背叛家庭、背叛祖國、背叛愛情，每一次背叛都是對沉重束縛的掙脫，是對「輕」的追求。然而，托馬斯又無法割捨特蕾莎所帶來的「重」。當特蕾莎從蘇黎世回到布拉格後，托馬斯最初感到一種解脫的「輕」，但很快，對特蕾莎的「同情」又像千斤重擔一樣壓向他，讓他最終選擇了回到布拉格，回到特蕾莎身邊，接受了這份「非如此不可」的沉重。昆德拉在這裡引用貝多芬晚年弦樂四重奏中的樂句「Muss es sein? 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來詮釋這種選擇。德文「schwer」既有「困難」又有「沉重」之意，因此貝多芬那「困難的決定」也可以理解為「沉重的決定」。這種「沉重的決定」與命運的聲音合而為一，因為「惟有必然者才是沉重的，惟有沉重者才有價值」。這似乎是巴門尼德觀點的反轉。
然而，昆德拉並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說明輕與重孰優孰劣。他通過托馬斯最後的思考，對「非如此不可」的宿命感提出了質疑。托馬斯意識到，他與特蕾莎的愛情，實際上是由一連串偶然的巧合（比如，如果不是因為總外科醫生的坐骨神經痛，他就根本不會去特蕾莎所在的小城，也就不會遇見她）所促成的。因此，他生命的戀愛故事並非「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而是「Es konnte auch anders sein」（原本也可以是另一番樣子）。這再次將生命的意義拉回到了「輕」的一端，強調了偶然性、非決定性。
昆德拉通過對尼采「永恆回歸」的討論，以及巴門尼德關於輕重對立的觀點的引入，構建了小說核心的哲學框架。他探討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態度：一種是認為生命只此一次，如鴻毛般輕盈，無需承擔過多責任，一切皆可被原諒和許可；另一種是認為生命（或其某些方面）具有不可承受之重，每一個選擇都承載著巨大的分量和後果。小說並沒有簡單地褒輕貶重，或褒重貶輕，而是呈現了這兩者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和個體在其中的掙扎與選擇。生命的意義，正是在這種輕與重的張力中，在偶然與必然的交織中，不斷被追問和探尋。昆德拉讓我們看到，「輕」可以意味著自由、解脫，但也可能導致空虛、無意義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而「重」可以意味著真切、實在、有價值，但也可能帶來壓迫、束縛和難以承受的負擔。最終，如何在這兩極之間找到平衡，或者說，個體如何理解和承受自己生命的特定「輕」或「重」，成為了小說留給讀者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