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的起源(九):民族國家的衰落與人權的終結

好的,我們繼續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探索。在上一章,我們分析了大陸帝國主義及其表現形式——泛民族運動,以及它們如何為極權主義的興起在思想和組織上進行了準備。現在,我們將進入第二部分的最後一章,也是極其沉重和發人深省的一章:「民族國家的衰落與人權的終結」(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End of the Rights of Man)。在這一章中,鄂蘭將集中論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何成為歐洲傳統政治秩序的轉折點,它不僅導致了民族國家體系的崩潰,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大規模的無國籍人士(stateless people)和少數民族問題,從而使得啟蒙時代以來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人權」觀念,在現實面前暴露出其深刻的脆弱性和虛幻性。鄂蘭認為,正是這種人權的危機,為極權主義徹底剝奪人的法律地位和道德人格鋪平了道路。

第九章:民族國家的衰落與人權的終結——從公民到赤裸的「人」

想像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盡,歐洲大陸滿目瘡痍。舊的帝國(如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沙皇俄國)土崩瓦解,新的民族國家在廢墟上紛紛建立。這似乎是民族自決原則的勝利,是弱小民族獲得解放的曙光。然而,鄂蘭卻以其獨到的洞察力,揭示了這一歷史進程背後潛藏的巨大危機。

民族國家的勝利與其內在矛盾的總爆發

鄂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的巴黎和會,雖然在表面上確立了民族自決的原則,並試圖按照民族界限來重劃歐洲的政治版圖,但實際上卻導致了民族國家體系前所未有的危機。

  1. 「少數民族」問題的製造:在民族成分極其複雜的中歐和東歐地區,任何按照單一民族原則建立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在境內產生大量的「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雖然在法律上可能被承認為該國公民,但在情感上和文化上卻難以融入主流民族,其權益也常常受到漠視甚至侵害。巴黎和會試圖通過簽訂一系列《少數民族條約》,由國際聯盟來保障這些少數民族的權利。然而,鄂蘭認為,這種做法本身就承認了一個危險的事實:僅僅擁有國籍,並不足以保障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還需要額外的、國際性的保護。 這實際上是對民族國家主權原則的一種削弱。
  2. 無國籍人士的出現:戰爭、革命以及帝國的瓦解,導致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失去了他們原有的國籍,成為無國籍人士。他們不再屬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也就失去了任何國家的法律保護。他們像皮球一樣被各國踢來踢去,沒有任何國家願意接納他們,他們也無處可去。鄂蘭認為,無國籍人士的出現,是比少數民族問題更為嚴峻的挑戰,因為它直接暴露了現代人權觀念的根本困境。
  3. 民族國家主權的困境:面對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和不斷湧入的無國籍人士,新建立的民族國家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一方面,它們標榜自己是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有權決定誰是自己的公民,以及如何對待境內的居民。另一方面,它們又受到《少數民族條約》的約束,其主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際社會的干預。這種內在的矛盾,使得這些國家的政治基礎極不穩定。

用費曼學習法來理解這個困境:想像一下,戰爭結束後,大家決定按照「說同種語言的人住在一起」的原則來重新分配房子(建立新的民族國家)。

  • 結果發現,很多房子裡都住著說不同語言的人。那些說少數語言的人就成了「少數民族」,他們擔心自己的權益受不到保障。於是大家又簽訂了一個協議,說要保護這些「少數民族」的權利。
  • 更糟糕的是,還有很多人因為各種原因,連原來的房子都沒了,變成了無家可歸的人(無國籍人士)。他們沒有任何房產證(國籍),也就沒有任何一個「房管局」(國家)願意管他們。
  • 那些新分到房子的「房主」(新建立的民族國家)也很頭疼。他們覺得自己好不容易當上了「房主」,卻還要受到各種協議的約束,不能隨心所欲地管理自己的房子和房客。

鄂蘭認為,這種混亂的局面,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政治的真實寫照。它標誌著以民族國家為主導的歐洲政治體系的衰落。

人權的終結:當「人」不再是「公民」

在這種民族國家體系普遍衰落的背景下,鄂蘭提出了她最為深刻和令人警醒的論斷之一:所謂的「天賦人權」,在失去了國家的保障之後,就變成了一句空話。

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如洛克、盧梭)宣稱,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擁有一些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例如生命權、自由權、追求幸福的權利等等。這些權利被認為是先於國家、高於國家的,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標誌。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都將這些理念奉為圭臬。

然而,鄂蘭通過對無國籍人士和少數民族悲慘處境的分析,尖銳地指出,一旦一個人失去了他的公民身份,不再屬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他就同時失去了所有的人權。

  1. 人權依附於公民權:在現實的政治操作中,人權的保障,始終是通過國家的法律和機構來實現的。只有作為一個特定國家的公民,你才能夠有效地行使和維護你的權利。當你不再是任何國家的公民時,你就變成了一個法律意義上的「真空人」,沒有任何國家的法律願意保護你,也沒有任何國際法能夠有效地為你提供庇護。
  2. 「赤裸的人」的無助:無國籍人士的悲劇在於,他們恰恰是那種被剝奪了一切具體身份(國籍、社會地位、職業等),只剩下赤裸裸的「人」的身份的存在。然而,正是這種「赤裸的人」,反而發現自己一無所有,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權利都難以保障。這無情地揭示了,所謂的「普世人權」,在缺乏具體的政治和法律保障時,是何等蒼白無力。
  3. 國際社會的無能:面對日益增長的無國籍人士和難民潮,國際社會顯得束手無策。國際聯盟雖然成立了處理難民問題的機構(如南森辦事處),但其權力非常有限,主要依靠各國政府的自願合作。而各國政府,出於自身的國家利益考慮,往往不願意接納和安置這些「多餘的人」。

用一個比喻來說明人權與公民權的關係:

  • 想像一下,「人權」就像是一張寫著「你有權利活著、有權利自由」的紙。
  • 「公民權」則像是一把能夠打開特定房門(國家)的鑰匙,並且房子裡有警察(法律)來保護你的安全。
  • 當你擁有公民權的時候,你手裡的那張「人權」紙才真正有用,因為你可以進入房子,並受到警察的保護。
  • 但是,當你失去了公民權,變成一個無國籍人士時,你手裡的那張「人權」紙就幾乎變成了一張廢紙。你沒有鑰匙可以進入任何一間房子,也沒有警察願意保護你。你雖然還是「人」,但你的「權利」卻無處安放。

鄂蘭的這一論斷,是對傳統人權理論的一次深刻顛覆。她讓我們看到,人權並非僅僅是一種抽象的道德宣稱,它需要具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來加以保障。在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政治基本單位的時代,公民身份是享有和行使人權的幾乎唯一有效的途徑。

從法律的真空到權力的任意:為極權主義鋪路

當大量的無國籍人士和少數民族被剝奪了法律保護,成為法律意義上的「例外狀態」時,就為國家權力的任意濫用打開了方便之門。

  1. 警察權力的擴張:由於無國籍人士不屬於任何國家的管轄範圍,他們往往成為各國警察部門直接處理的對象。警察不再僅僅是執行法律的工具,而是變成了直接統治這些「法外之徒」的權力機構。他們可以隨意逮捕、拘禁、驅逐無國籍人士,而不必受到法律程序的約束。鄂蘭認為,這種警察權力的擴張和獨立化,是極權主義國家警察恐怖統治的前兆。
  2. 集中營的「常態化」:為了解決日益嚴峻的無國籍人士和難民問題,各國政府開始設立各種形式的收容所和集中營。這些場所,最初可能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但很快就變成了剝奪自由、實施強制管理的工具。鄂蘭認為,集中營的出現及其逐漸「常態化」,標誌著一種新型的統治模式的萌芽。在集中營裡,人的法律地位被徹底剝奪,其個體尊嚴受到任意踐踏。這正是極權主義統治的極端表現。
  3. 「多餘的人」的概念的產生:當大量的無國籍人士和少數民族被視為社會的負擔和潛在的危險時,「多餘的人」(superfluous people)的概念就應運而生。這些人,似乎對社會沒有任何用處,他們的生存本身也成為一個問題。鄂蘭認為,這種將一部分人視為「多餘」的觀念,是極權主義進行大規模種族滅絕和政治清洗的重要心理基礎。如果一部分人是「多餘」的,那麼將他們從肉體上消滅,也就不再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用一個例子來理解這個過程:

  • 一個城市裡出現了很多沒有身份證、找不到工作的流浪漢(無國籍人士)。
  • 警察(國家權力)覺得他們很麻煩,就把他們關進了一些臨時的收容所(集中營的雛形)。
  • 在收容所裡,這些流浪漢沒有任何權利,只能聽從管理人員的擺布。
  • 久而久之,大家就覺得這些流浪漢是「多餘」的,他們的存在對城市沒有任何好處。
  • 如果有一天,有人提出要把這些「多餘」的流浪漢都處理掉,可能就不會引起太大的反對。

鄂蘭認為,正是這種對「法外之徒」的處理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將一部分人視為「多餘」的觀念,為後來極權主義更為系統和殘酷的迫害,提供了重要的實踐經驗和心理準備。當國家習慣了對一部分人實行任意統治,當社會習慣了漠視一部分人的基本權利時,極權主義的降臨也就不再遙遠。

總結第九章:人權的終結是極權主義的前奏

在這一章中,鄂蘭以其犀利的筆觸和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衰落,以及由此產生的無國籍人士和少數民族問題,如何導致了傳統人權觀念的終結。她指出,人權在失去國家公民身份的保障後,就變得不堪一擊。大量的「法外之徒」的出現,不僅使得警察權力極度擴張,也催生了集中營這種新型的統治工具,並使得將一部分人視為「多餘」的觀念逐漸被社會所接受。

鄂蘭的結論是沉重的:人權的終結,是極權主義的前奏。 當一個社會不再將所有人都視為平等的法律主體,當一部分人被剝奪了基本的法律地位和道德人格時,就為極權主義那種旨在徹底控制和改造人性的統治模式,打開了大門。

這一章的分析,可以說是對整個第二部分「帝國主義」的總結和昇華。它將帝國主義的影響,從海外的殖民擴張,延伸到了歐洲本土的政治和法律危機。它揭示了,帝國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和政治的擴張模式,它更深刻地侵蝕了西方文明賴以建立的某些基本價值觀,例如國家主權、公民權利和普世人權。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危機,為二十世紀最黑暗的一頁——極權主義的統治——鋪平了道路。

接下來,我們將進入本書的第三部分,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極權主義」。在這一部分,鄂蘭將集中分析極權主義的本質特徵、組織形式、統治手段以及其意識形態的核心——「意識形態與恐怖」。這將是一段更為艱深但也更為重要的探索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