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們繼續深入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國主義」。在前一章「種族與官僚制」中，我們探討了帝國主義在海外殖民地如何將種族主義和官僚制結合起來作為統治工具，以及這種統治模式如何反噬母國。現在，我們將進入第八章：「大陸帝國主義：泛民族運動」（Continental Imperialism: the Pan-Movements）。在這一章中，鄂蘭將分析一種特殊形式的帝國主義——它並非指向海外的殖民擴張，而是以歐洲大陸為舞台，試圖建立跨國界的、基於所謂「種族」或「民族」共同體的龐大帝國。她認為，這些泛民族運動，如泛日耳曼運動和泛斯拉夫運動，是極權主義更直接的先驅，因為它們在思想和組織形式上都表現出與後來極權主義驚人的相似性。
第八章：大陸帝國主義：泛民族運動——部落主義的幽靈與「神聖」的使命
想像一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除了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在海外瘋狂擴張之外，在歐洲大陸內部，也醞釀著一股不安的躁動。一些沒有廣闊海外殖民地，或者對現狀不滿的國家和民族，開始將目光投向歐洲大陸本身，夢想著建立一個基於共同「血緣」或「文化」的龐大帝國。這就是鄂蘭所說的「大陸帝國主義」及其表現形式——泛民族運動。
大陸帝國主義的特殊性：從海洋到陸地，從民族國家到部落意識
鄂蘭首先區分了大陸帝國主義與海外帝國主義的不同。
- 地理空間的不同：海外帝國主義主要通過海洋向遙遠的異質文明地區擴張。而大陸帝國主義則是在地理上連續的陸地區域內進行擴張，其目標往往是鄰近的、文化上有一定關聯但政治上分屬不同國家的地區。
- 擴張邏輯的不同：海外帝國主義的擴張，在初期往往還受到民族國家利益的某些制約，其統治方式也試圖在母國與殖民地之間建立某種區隔（儘管這種區隔往往是虛偽和不穩定的）。而大陸帝國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更強烈的「部落意識」（tribal consciousness），它試圖將所有具有所謂共同「血緣」或「精神」的人都納入一個統一的、超越現有國家疆界的「大家庭」之中。
- 對民族國家的態度更為激進：如果說海外帝國主義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進行擴張，並最終導致了民族國家原則的瓦解；那麼大陸帝國主義則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現有民族國家體系的強烈不滿和顛覆意圖。它們將民族國家視為人為的、阻礙「真正」民族統一的障礙。
鄂蘭認為，這種大陸帝國主義的興起，與中歐和東歐地區特定的歷史和政治狀況密切相關。在這些地區，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相對滯後，許多民族沒有自己獨立的國家，或者生活在多民族的帝國（如奧匈帝國、沙皇俄國、奧斯曼帝國）之內。這種政治上的「挫敗感」和對現狀的不滿，為泛民族運動的興起提供了土壤。
泛民族運動的共同特徵：超越國家的「神聖」使命感
鄂蘭分析了泛日耳曼運動和泛斯拉夫運動這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大陸帝國主義運動，並指出了它們的一些共同特徵：
- 「擴大的部落意識」：泛民族運動的核心是一種「擴大的部落意識」。它們不再滿足於傳統民族主義那種基於共同地域、歷史和文化的認同，而是試圖將認同的基礎擴展到所有具有所謂共同「種族」或「血緣」的人群，無論他們生活在哪個國家，說何種方言。這種意識形態，試圖將分散在各地的「同胞」都凝聚在一個想像中的「大家庭」的旗幟下。例如，泛日耳曼主義者不僅僅關心德意志帝國的國民，他們還將奧地利的德意志人、瑞士的德語區居民、甚至散居在東歐的德裔都視為「日耳曼民族」的一份子。泛斯拉夫主義者也抱有類似的幻想，試圖將所有斯拉夫民族都團結在「神聖俄羅斯」的領導之下。
- 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和對未來的虛幻許諾：泛民族運動往往源於對現有政治秩序的強烈不滿。它們認為，現有的國家疆界是人為的、不公正的，阻礙了「真正」民族的統一和發展。它們將希望寄託於一個遙遠的未來，許諾通過建立一個龐大的泛民族帝國，來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種對未來的虛幻許諾，往往帶有強烈的彌賽亞色彩和宗教般的狂熱。
- 「神聖」的使命感與排他性：泛民族運動往往將自己的民族視為「天選之民」，賦予其一種「神聖」的歷史使命。例如，泛斯拉夫主義者認為俄羅斯民族是「上帝的選民」（God-bearing people），肩負著拯救世界的使命。泛日耳曼主義者也將日耳曼民族視為最優秀的民族，註定要統治其他「劣等」民族。這種「神聖」的使命感，必然伴隨著強烈的排他性。所有不屬於這個「神聖」共同體的人，都被視為「異類」或「敵人」。
- 對國家與法律的蔑視：泛民族運動往往將「民族」或「人民」置於國家和法律之上。它們認為，國家和法律只是實現民族使命的工具，如果它們阻礙了民族的發展，就可以被拋棄或踐踏。這種對現有法律和政治秩序的蔑視，為後來的無法無天狀態埋下了伏筆。
- 運動（Movement）形式的組織：與傳統的政黨不同，泛民族運動往往以「運動」的形式出現。它們不依賴於既有的議會政治框架，而是試圖直接動員和組織群眾。它們強調領袖的魅力和群眾的狂熱，其組織結構往往具有等級森嚴和秘密結社的特徵。鄂蘭認為，這種「運動」形式的組織，是極權主義政黨的重要雛形。
用費曼學習法來理解泛民族運動：
- 想像一下，一群住在不同村莊（國家）但都姓「王」的人。
- 有一天，村裡來了一個自稱是「王氏宗親會會長」（泛民族運動領袖）的人。
- 他對大家說：「我們雖然住在不同的村子裡，但我們都是 ‘王’ 家人，我們有著共同的祖先和光榮的傳統！現在我們 ‘王’ 家人受人欺負（對現狀不滿），我們必須團結起來，重振 ‘王’ 家的聲威，讓所有姓 ‘王’ 的人都過上好日子，甚至讓其他姓氏的人都來聽我們 ‘王’ 家人的話（神聖使命與擴張慾望）！那些村規民約（現有法律和國家疆界）都是束縛我們的，我們要打破它們！」
- 於是，這些姓「王」的人就組織起來，形成了一個跨村莊的「王氏大聯盟」（泛民族運動）。
鄂蘭認為，這種泛民族運動，雖然打著「民族」的旗號，但其本質已經超越了傳統的民族主義，帶有強烈的「部落主義」色彩。它不再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權利，而是追求自身民族的無限擴張和對其他民族的統治。
反猶主義在泛民族運動中的核心地位：部落選民的唯一對手
鄂蘭特別強調了反猶主義在泛民族運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她認為，這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內在邏輯。
- 猶太人的「超國家」特性與泛民族運動的競爭：猶太人作為一個散居在世界各地、卻保持著自身文化和宗教認同的民族，其本身就具有一種「超國家」的特性。這與泛民族運動試圖建立跨國界的「種族」共同體的目標，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競爭關係。泛民族運動的領袖們，本能地將猶太人視為其實現「泛民族」帝國夢想的潛在障礙和競爭對手。
- 猶太人的「天選」觀念與泛民族運動的「神聖」使命感的衝突：猶太教中根深蒂固的「天選之民」的觀念，雖然其本意並非指向世俗的統治權力，但在泛民族運動看來，卻構成了對其自身「神聖」使命感的直接挑戰。如果上帝已經選擇了猶太人，那麼其他民族的「神聖」使命又從何談起？因此，泛民族運動必須否定猶太人的「天選」地位，甚至將其妖魔化，才能確立自身民族的「神聖性」。
- 猶太人作為「內部敵人」的便利性：在多民族雜居的中歐和東歐地區，猶太人作為一個沒有自己國家、卻又廣泛分佈於各個社會階層的群體，很容易被塑造成「內部敵人」的形象。泛民族運動可以將各種社會矛盾和政治困境都歸咎於猶太人的「陰謀」，從而轉移視線，凝聚內部共識。
- 反猶主義作為「世界觀」的整合功能：鄂蘭認為，泛民族運動的反猶主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政治策略，而發展成為一種具有解釋一切歷史和現實問題能力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在這個「世界觀」中，猶太人被描繪成一切邪惡的根源，是阻礙「神聖」民族實現其歷史使命的終極敵人。這種簡化的、非黑即白的「世界觀」，對於那些在複雜現實中感到迷失和無助的群眾，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用一個比喻來說明：
- 「王氏宗親會」宣稱，「王」姓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姓氏，註定要領導世界。
- 但是，他們發現，世界上還有一個姓「李」的家族，他們也認為自己很特殊，並且在各個村莊都有影響力。
- 於是，「王氏宗親會」就開始攻擊「李」姓家族，說他們是陰險的、企圖破壞「王」家偉大事業的壞蛋。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是「李」家人在背後搞鬼。
- 這樣一來，「王」家人就找到了共同的敵人，也為自己的優越感和擴張慾望找到了「合理」的解釋。
鄂蘭認為，泛民族運動中的反猶主義，正是這樣一種將猶太人設定為「終極敵人」的意識形態。它不僅為泛民族運動提供了凝聚力和動員力，也為後來極權主義更為系統和殘酷的反猶迫害，奠定了思想基礎。
從部落主義到極權主義：連續性與斷裂
鄂蘭在分析泛民族運動時，敏銳地指出了它們與後來極權主義運動之間的連續性和斷裂。
- 連續性：
- 意識形態的核心地位：泛民族運動已經開始將一種抽象的「種族」或「民族精神」置於現實的政治和社會利益之上，這與極權主義將意識形態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做法有相似之處。
- 對國家和法律的蔑視：泛民族運動對現有國家疆界和法律秩序的蔑視，為極權主義徹底破壞法治和國家主權的行為開了先河。
- 「運動」形式的組織：泛民族運動那種超越政黨界限、直接訴諸群眾情感和忠誠的「運動」形式，是極權主義政黨的重要組織原型。
- 領袖崇拜的萌芽：泛民族運動中對某些領袖人物的個人崇拜，也隱約可見後來極權主義領袖原則的影子。
- 反猶主義的核心作用：泛民族運動將反猶主義提升到「世界觀」的高度，並將其作為凝聚力量、打擊對手的重要工具，這與極權主義的反猶政策有著直接的聯繫。
- 斷裂（或曰極權主義的「超越」）：
- 統治範圍的野心：泛民族運動的目標，雖然已經超越了傳統的民族國家，但其最終的帝國夢想，往往仍然局限於某個特定的「種族」或「文化圈」（如泛日耳曼帝國或泛斯拉夫帝國）。而極權主義的野心，則是全球性的，它要統治整個世界，甚至改造人性本身。
- 統治手段的徹底性：泛民族運動雖然也可能訴諸暴力和陰謀，但其統治手段的徹底性和殘酷性，遠不及後來的極權主義。極權主義發展出了系統化的恐怖統治、集中營制度和意識形態灌輸，這是泛民族運動所不具備的。
- 對個體的全面控制：泛民族運動主要關注的是群體的認同和集體的擴張，而極權主義則試圖對個體的思想、情感和行為進行全面的控制和改造，將其原子化，並徹底融入到運動的洪流之中。
鄂蘭認為，泛民族運動可以說是極權主義的「前院」。它們為極權主義的興起在思想觀念、組織形式和社會心理等方面都進行了重要的準備。然而，極權主義又以其更為極端、更為徹底、更具毀滅性的特徵，超越了泛民族運動的範疇，成為一種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現象。
總結第八章，鄂蘭通過對大陸帝國主義及其主要表現形式——泛民族運動——的分析，揭示了一種不同於海外殖民擴張的帝國主義形態。這種大陸帝國主義以「擴大的部落意識」為核心，試圖建立基於所謂「種族」或「民族」共同體的龐大帝國。反猶主義在這些運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政治策略，更是一種具有整合功能的「世界觀」。鄂蘭強調，這些泛民族運動在思想觀念、組織形式和對現有政治秩序的態度上，都表現出與後來極權主義驚人的相似性，是極權主義重要的先驅。然而，極權主義又以其更為極端和徹底的特徵，超越了泛民族運動，構成了一種全新的歷史現象。
下一章，我們將探討第二部分的最後一章：「民族國家的衰落與人權的終結」。在這一章，鄂蘭將集中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何徹底摧毀了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和權力平衡，以及由此產生的無國籍人士和少數民族問題，如何使得傳統的人權觀念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並最終為極權主義的出現掃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