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的起源(七):種族與官僚制

好的,我們繼續深入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國主義」。在上一章「種族思想在種族主義之前」,我們探討了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成為一種強大政治意識形態之前,各種形式的「種族思想」是如何在歐洲歷史中萌芽和演變的。鄂蘭區分了法國貴族的、德國浪漫主義的以及英國式的種族思想,並指出了戈賓諾的理論如何為後來的種族主義提供了看似「科學」的框架。現在,我們將進入第七章:「種族與官僚制」(Race and Bureaucracy)。在這一章中,鄂蘭將分析在帝國主義擴張的實踐中,種族主義和官僚制這兩種看似毫不相干的東西,是如何被結合起來,並發展成為對海外殖民地進行統治的兩大核心支柱的。她認為,這種結合,不僅塑造了帝國主義的統治模式,也為後來極權主義的某些統治特徵埋下了伏筆。

第七章:種族與官僚制——黑暗大陸的幻影與統治的雙重面孔

想像一下,十九世紀末的歐洲殖民者踏上了非洲——那片在他們眼中充滿神秘、野蠻和未開化的「黑暗大陸」。他們面對的是與自身文化、信仰、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土著居民。在這種巨大的文化衝擊和權力不對等的背景下,鄂蘭認為,種族成為了一種「緊急的解釋」,用以理解那些歐洲人無法理解、甚至感到恐懼和羞辱的人類。官僚制則成為了一種看似理性的、高效的統治工具,用以管理和控制這些被視為「低等」的殖民地人民。

黑暗大陸的幻影:種族作為理解「他者」的工具

鄂蘭在開篇就引用了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心臟》,這部小說深刻地描繪了歐洲殖民者在非洲腹地的經歷和心理狀態。在康拉德的筆下,非洲是一個充滿了原始、野蠻和不可理喻力量的地方。歐洲人在那裡,不僅要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更要面對那些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與他們截然不同的土著居民。這種遭遇,往往會動搖歐洲人對自身文明和人性的信念。

鄂蘭認為,正是在這種極端的文化衝 C 擊和心理壓力下,「種族」這個概念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它不再僅僅是一種關於血緣或出身的模糊觀念,而是成為了一種解釋人類之間根本差異的工具。當歐洲殖民者無法理解非洲土著的行為,或者對他們的某些習俗感到恐懼和厭惡時,他們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他們和我們不是一樣的人,他們是劣等種族。」

這種將「他者」種族化的做法,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便利性」:

  1. 簡化複雜性:它將複雜的文化差異和社會矛盾,簡化為先天的、生物學上的種族差異。這樣一來,殖民者就不必費力去理解土著文化,也不必反思自身的殖民行為是否正當。
  2. 合理化統治:它為殖民統治提供了一種看似「科學」的依據。既然土著是「劣等種族」,那麼由「優等種族」來統治他們,就不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是「白人的負擔」。
  3. 消除道德焦慮:它使得殖民者在面對其自身的殘酷行為時,可以減輕道德上的負罪感。如果土著居民僅僅是「野獸」或「未開化的人」,那麼對他們的壓迫、剝削甚至屠殺,也就不再是針對「同類」的暴行,而可以被視為對待「低等生物」的必要手段。康拉德筆下的庫爾茲(Kurtz)那句著名的遺言「消滅所有的畜生!」(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正是這種心態的極端體現。

用費曼學習法來解釋:想像一個探險家進入了一個他從未見過的原始森林,遇到了一些他從未見過的動物。這些動物的行為他完全無法理解,有些甚至讓他感到害怕。

  • 他可能會說:「這些動物太奇怪了,肯定不是我們平時見到的那種動物,它們是另一種 ‘低等’ 的物種。」
  • 然後他可能會想:「既然它們是低等的,那我就可以隨意對待它們,甚至可以獵殺它們,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鄂蘭認為,歐洲殖民者在非洲遭遇土著居民時,也產生了類似的心理。他們將土著「種族化」,視為與自身根本不同的「劣等」存在,從而為其殖民統治和暴力行為找到了藉口。

官僚制:匿名統治與法令的專橫

與種族主義這種帶有強烈情感和非理性色彩的意識形態相對應的,是官僚制這種看似理性、冷漠和非人格化的統治方式。鄂蘭認為,在海外殖民地的統治中,官僚制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她指出,帝國主義的官僚制,不同於民族國家內部的行政管理。在民族國家內部,官僚機構通常受到法律和議會的監督,其權力是有限的。而在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在那些被認為是「野蠻」和「落後」的地區,官僚機構往往擁有了近乎絕對的權力。他們通過法令和行政命令來進行統治,而不是依靠既有的法律和傳統。

這種殖民地的官僚制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1. 匿名性與非人格化:官僚是以國家或帝國的名義進行統治,其個人面目往往是模糊的。他們是龐大機器上的一個齒輪,執行的是來自上層的指令。這種匿名性,使得他們更容易擺脫個人的道德責任感。
  2. 法令的專橫:官僚統治依賴於不斷頒布的法令和條例,而非穩定不變的法律。法令具有隨意性和臨時性,可以根據統治者的需要隨時更改。這使得被統治者始終處於一種不確定和不安全的狀態,他們不知道下一個法令會是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的哪些行為會觸犯新的規定。
  3. 對「專家」的依賴:官僚統治往往強調「專業知識」和「行政效率」。殖民地的官僚們被認為是了解當地情況、懂得如何管理「落後」民族的「專家」。這種對「專家」的依賴,使得他們的權力更加難以受到質疑和挑戰。
  4. 與本土社會的隔絕:殖民地的官僚往往與被統治的土著社會保持著巨大的距離。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裡,對土著的文化和情感缺乏真正的理解和同情。這種隔絕,加劇了統治的冷漠和殘酷。

鄂蘭特別提到了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她認為,英國之所以能夠在印度建立起龐大的殖民帝國,並維持長達數百年的統治,官僚制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英國的殖民官員,通過一套複雜的行政程序和法令條例,對印度社會進行了細緻入微的管理和控制。他們是「報告的統治者」(rulers by reports),通過書面文件來了解和掌握殖民地的情況,並以此為基礎來制定政策。

用一個比喻來理解殖民地的官僚制:想像一個大型工廠的廠長,他負責管理成千上萬的工人。

  • 廠長(殖民官僚)並不直接與每個工人打交道,他通過一套規章制度和各級管理人員來進行管理。
  • 工廠的規章制度(殖民法令)可能經常變動,工人必須時刻遵守最新的規定,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 廠長和他的管理團隊被認為是懂得如何管理工廠的「專家」,工人們很難質疑他們的決定。
  • 廠長和管理團隊通常住在與工人宿舍隔離開的高級住宅區,他們對工人的疾苦可能並不真正了解。

鄂蘭認為,這種在殖民地發展起來的官僚統治模式,其核心特徵是權力的集中、程序的僵化、以及對個體權利的漠視。它為後來極權主義國家那種更為徹底和殘酷的官僚統治提供了一種「實驗場」。

種族與官僚制的結合:帝國主義統治的雙重面孔

鄂蘭的核心觀點是,在帝國主義的實踐中,種族主義和官僚制這兩種看似不同的東西,被巧妙地結合起來,成為了對海外殖民地進行統治的雙重面孔。

  • 種族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它將殖民統治描繪成「優等種族」對「劣等種族」的「教化」和「引導」,從而掩蓋了其背後的權力慾望和經濟掠奪。
  • 官僚制提供了實際的統治工具:它通過一套看似理性、高效的行政程序,將殖民統治的意志貫徹到殖民地的每一個角落,實現對被統治者的有效控制。

這種結合,使得帝國主義的統治既帶有意識形態的狂熱,又具有官僚機器的冷酷。它既可以訴諸於「種族優越」的神話來動員殖民者,又可以依靠精密的行政手段來鎮壓反抗。

鄂蘭認為,這種「種族與官僚制」的結合,在非洲的殖民統治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非洲,歐洲殖民者不僅將土著居民視為「劣等種族」,而且建立了一套嚴密的官僚機構來對他們進行管理和控制。種族隔離、土地掠奪、強制勞動等政策,都是在這種「種族-官僚制」的框架下制定和實施的。

對母國的反噬:帝國主義的「迴旋鏢效應」

鄂蘭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在海外殖民地的統治實踐,不可避免地會對母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迴旋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那些在殖民地習慣了濫用權力、蔑視法律、將人種族化的殖民官員和軍人,當他們回到母國後,很難再適應國內的民主法治環境。他們傾向於將在殖民地學到的那套統治方法和思維方式,應用到國內政治中。

例如,英國的殖民官員,在印度習慣了通過法令和行政命令來進行統治,他們回到英國後,往往對議會的低效和黨派的紛爭感到不耐煩,傾向於支持更強勢的、更少受到約束的行政權力。

更危險的是,種族主義的觀念,也會從殖民地反向輸入到母國。那些在殖民地習慣了將「有色人種」視為「劣等」的觀念,回到母國後,也可能將這種觀念應用到國內的某些群體身上(例如,將工人階級或某些少數族裔視為「低等」)。

鄂蘭認為,這種「迴旋鏢效應」,是帝國主義對西方文明自身造成的最深刻的損害之一。它不僅腐蝕了母國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也為後來極權主義在歐洲本土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心理和政治思想基礎。那些在殖民地「實驗」過的統治手段和意識形態,一旦在母國遭遇深刻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動盪,就可能被重新激活,並以更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

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迴旋鏢效應」:

  • 一個在非洲殖民地當過警察的英國人,習慣了對黑人頤指氣使,隨意打罵。
  • 當他回到英國後,可能會覺得國內的法律太繁瑣,對待下層民眾太「客氣」。
  • 他可能會懷念在殖民地那種說一不二、不受約束的權力。
  • 更糟糕的是,他可能會將在殖民地形成的對「有色人種」的偏見,帶回到國內,歧視國內的某些群體。

鄂蘭的分析提醒我們,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不僅僅是對被殖民地區的掠奪和壓迫,它也是對殖民者自身文明價值觀的侵蝕和扭曲。這種侵蝕和扭曲,最終會反噬母國自身。

總結第七章,鄂蘭通過對非洲殖民經驗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種族和官僚制如何在帝國主義的實踐中被結合起來,成為對海外殖民地進行統治的兩大核心支柱。種族為殖民統治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官僚制則提供了實際的統治工具。這種「種族-官僚制」的統治模式,不僅對被殖民地區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也通過「迴旋鏢效應」腐蝕了母國的民主法治基礎,並為後來極權主義的興起在統治手段和意識形態層面進行了重要的「準備」。這一章的分析,將我們對帝國主義的理解,從單純的經濟擴張,引向了更深層次的政治思想和統治模式的變革。

下一章,我們將探討「大陸帝國主義:泛日耳曼運動和泛斯拉夫運動」。鄂蘭將分析在沒有海外殖民地的歐洲大陸國家,帝國主義的擴張慾望是如何轉向內陸,並催生了具有強烈種族主義和部落主義色彩的泛民族運動的。這些運動,在她看來,是極權主義更直接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