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部分，我們探討了鄂蘭關於帝國主義的核心論點，特別是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擴張邏輯與民族國家的矛盾、權力觀念的轉變以及「暴民與資本的聯盟」。現在，我們將進入第二部分的第六章：「種族思想在種族主義之前」（Race-Thinking Before Racism）。這一章對於理解鄂蘭的整個論證框架至關重要，因為她試圖區分「種族思想」這一相對古老且多樣的觀念，與後來成為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核心意識形態的「種族主義」之間的界限與聯繫。
第六章：種族思想在種族主義之前——從貴族的血統到民族的「天賦」
在我們深入探討之前，先來釐清一個概念上的區別，這對於理解鄂蘭的論證非常重要。鄂蘭認為，「種族思想」（Race-Thinking）和「種族主義」（Racism）並非完全等同。
- 種族思想（Race-Thinking）：指的是一種更為寬泛的、歷史悠久的觀念，它試圖用血緣、出身、遺傳等因素來解釋群體之間的差異和特徵。這種思想可以出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背景下，其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並不一定都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圖或系統性的壓迫邏輯。
- 種族主義（Racism）：則是一種更為系統化、意識形態化的東西。它不僅僅是一種關於種族差異的觀念，更是一種將這些差異等級化，並以此為基礎來構建政治權力、實施社會壓迫和進行大規模暴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實踐。種族主義往往與特定的政治目標（如帝國擴張、民族淨化）緊密相連。
鄂蘭在這一章中，正是要追溯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作為一種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出現之前，「種族思想」是如何在歐洲歷史中演變和發展的。她認為，理解這種前史，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後來種族主義的爆發及其與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深刻關聯。
貴族的「種族」對抗市民的「民族」：法國大革命前的思想伏筆
鄂蘭將現代種族思想的早期萌芽追溯到十八世紀的法國。她特別提到了布蘭維利耶伯爵（Comte de Boulainvilliers）等貴族思想家。在法國大革命前夕，面對日益崛起的第三等級（市民階級）的挑戰，一些法國貴族試圖通過強調其「種族」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來維護其搖搖欲墜的特權地位。
這些貴族聲稱，他們是征服者法蘭克人的後裔，而廣大的法國人民則是高盧-羅馬人的後裔。因此，他們與普通民眾之間存在著「種族」上的差異，貴族的統治權力源於其祖先的「征服權」。這種觀點，將階級差異解釋為種族差異，並試圖將貴族的特權建立在血統的基礎之上。
鄂蘭認為，這種貴族的「種族思想」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徵：
- 反民族性（Anti-national）：它將一個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描繪成不同「種族」之間的對立，從而否定了民族國家的統一性和同質性。它強調的是貴族作為一個跨國界的「種族」群體的特殊性，而非其對法蘭西民族的忠誠。
- 歷史的工具化：它將歷史視為論證其種族優越性的工具，選擇性地解釋歷史事件，以符合其現實的政治需要。
- 血統決定論的雛形：儘管還沒有發展到後來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主義那樣精細，但它已經開始強調血統和出身在決定個體和群體命運中的重要性。
用費曼學習法來解釋：想像一下，一個貴族家庭的孩子和一個平民家庭的孩子。
- 平民家庭的孩子可能會說：「我們都是法國人，我們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這是基於民族國家的公民觀念）
- 而貴族家庭的孩子可能會說：「哼，我們可不一樣！我們的祖先是征服者法蘭克人，你們的祖先是被征服的高盧人。所以，我們天生就比你們高貴，應該享有特權。」（這就是一種早期的「種族思想」，它試圖用血統來證明特權的合理性，並分裂了「民族」的統一性。）
鄂蘭認為，這種來自貴族階層的「種族思想」，雖然在當時主要是為了維護階級特權，但也為後來更具普遍性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生，提供了一些思想上的伏筆。
種族團結作為民族解放的替代品：德國浪漫主義與「人民精神」
與法國貴族試圖用「種族」來分裂民族不同，德國早期的種族思想，則往往帶有尋求民族團結和解放的色彩。在拿破崙戰爭之後，德意志各邦國面臨著外國侵略和內部分裂的雙重困境。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德國的愛國者和浪漫主義思想家，開始強調德意志民族的共同起源和獨特「精神」，試圖以此來凝聚民族意識，對抗外來壓迫。
鄂蘭指出，這種德國式的「種族思想」具有以下特點：
- 強調共同起源：與法國貴族強調不同起源不同，德國的種族思想更傾向於尋找所有日耳曼語系人民的共同祖先和血緣聯繫，以此來論證建立統一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合理性。
- 「人民精神」（Volksgeist）的神秘化：浪漫主義思想家（如赫爾德）提出了「人民精神」的概念，認為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內在的、通過語言、文化、習俗等表現出來的「精神」。這種「人民精神」被賦予了一種神秘的、有機的色彩，似乎是超越個體意志的集體生命力。
- 語言與種族的聯繫：語言被視為「人民精神」最重要的載體，也是判斷民族歸屬的重要標準。對共同語言的強調，很容易滑向對共同血緣和「種族」的強調。
用一個比喻來說明：
- 想像一群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德意志各邦國的人民）。
- 一位長者（浪漫主義思想家）告訴他們：「雖然你們現在分散在各地，但你們都流著相同的血液，說著相同的語言，你們的心靈深處都有一種共同的 ‘家族精神’ 。你們應該團結起來，重振家族的榮光！」
- 這種基於共同血緣、語言和「精神」的呼籲，就是德國早期種族思想的一種表現。它試圖用一種內在的、神秘的「種族團結」來彌補現實中政治分裂的不足。
鄂蘭認為，這種德國式的種族思想，雖然在初期帶有民族解放的積極意義，但也潛藏著危險。因為它將民族的特性歸因於某種神秘的、先天的「種族」稟賦，而不是歷史的創造和公民的共同選擇。這種思維方式，很容易將其他民族視為「異類」，並為後來的排外主義和種族歧視提供土壤。
歷史的新鑰匙：從血統的驕傲到種族的宿命
鄂蘭接著分析了十九世紀中期，種族思想如何從一種相對模糊的社會和文化觀念，逐漸演變為一種試圖解釋整個歷史進程的「科學」理論。她特別提到了戈賓諾伯爵（Comte de Gobineau）的著作《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戈賓諾的理論，可以說是對早期貴族種族思想和浪漫主義種族觀念的一種系統化和「科學化」的嘗試。他試圖用「種族」這一單一因素來解釋所有文明的興衰。他的核心觀點是：
- 種族決定論：他認為，種族是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力量。文明的興起和衰落，都取決於其種族的「純潔性」和「質量」。
- 雅利安人種的優越性：他將雅利安人種（Aryan race）視為最優越的人種，認為他們是創造所有偉大文明的源泉。
- 種族混雜導致衰落：他認為，文明的衰落是由於種族混雜導致的。當優越的雅利安人種與劣等種族混血後，其創造力和活力就會逐漸喪失，文明也隨之走向滅亡。
- 悲觀的歷史宿命論：戈賓諾的理論充滿了悲觀色彩。他認為，種族混雜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因此，所有文明最終都將走向衰落，人類也將不可避免地走向退化。
鄂蘭指出，戈賓諾的理論，雖然在當時並沒有立即產生巨大的影響，但它卻為後來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看似「科學」的框架。它將歷史的複雜性簡化為種族的宿命，將社會的危機歸咎於血統的「污染」。這種思想，在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擴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背景下，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信徒。
用費曼學習法來理解戈賓諾的理論：
- 想像一下，人類歷史就像一場賽跑。
- 戈賓諾說，有些「選手」（種族）天生就跑得快（比如雅利安人），他們創造了輝煌的成績（文明）。
- 但是，如果這些優秀的選手和其他跑得慢的選手混在一起（種族混雜），他們的優勢就會逐漸喪失，最終所有人都會跑得很慢，比賽也就失去了意義（文明衰落）。
- 而且，這種「混雜」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最終的結果一定是所有人都跑不動了（人類退化）。
鄂蘭認為，戈賓諾的理論，雖然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本質依然是一種意識形態。它不是對歷史的客觀描述，而是對現實危機的一種特定解釋，並服務於特定的政治目的（例如，為白人殖民者的統治提供合法性，或論證貴族階級的優越性）。
「英國人的權利」對抗「人的權利」：英國種族思想的特殊性
鄂蘭還特別分析了英國種族思想的特殊性。她認為，與法國和德國不同，英國的種族思想更多地與其獨特的憲政傳統和殖民經驗相關聯。
英國人傾向于將自由和權利視為其民族的「天賦」和「遺產」（「英國人的權利」），而非普世的「人的權利」。這種觀念，在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中得到了經典的闡述。柏克認為，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抽象的「人的權利」是危險的，真正的權利應該植根於具體的歷史傳統和民族特性之中。
這種將權利「民族化」的觀念，很容易與種族思想相結合。當英國人將其自由和繁榮歸因於其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優越「種族」稟賦時，他們就為其在全球的殖民擴張和對其他民族的統治，找到了一種看似合理的辯護。
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英國式的種族思想進一步發展。一些英國思想家和政治家，開始公開宣揚盎格魯-撒克遜人種的優越性，並將其視為統治世界的「天選之民」。他們認為，英國的殖民擴張，不僅是為了經濟利益，更是為了傳播其優越的文明和制度，這就是所謂的「白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
然而，鄂蘭也指出，英國的種族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始終受到其悠久的議會民主傳統和法治精神的制約。與後來德國納粹那種赤裸裸的、以生物學為基礎的種族主義不同，英國的種族思想往往披著一層文明和教化的外衣。而且，在英國本土，種族歧視的程度也遠不如後來納粹德國那樣嚴重。
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 法國人說：「我們發現了偉大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都享有天賦的人權！」（這是基於普遍人權的觀念）
- 英國人可能會說：「我們英國人自古以來就享有自由和權利，這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寶貴遺產，也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至於其他人嘛……他們可能還沒發展到我們這個階段。」（這就是一種將權利與特定民族傳統和「天賦」聯繫起來的觀念，它帶有一定的種族優越感。）
鄂蘭認為，這種英國式的種族思想，雖然相對溫和，但也為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提供了重要的意識形態支持，並在客觀上助長了全球範圍內的種族不平等。
總結第六章，鄂蘭通過追溯法國、德國和英國種族思想的早期發展，揭示了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出現之前，「種族」這個觀念是如何在不同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被賦予不同的含義並服務於不同的政治目的的。從法國貴族用「種族」來對抗市民的「民族」，到德國浪漫主義用「種族團結」來尋求民族解放，再到戈賓諾試圖用「種族」來解釋歷史的興衰，以及英國人將「權利」與特定的「種族」天賦相聯繫，我們可以看到，「種族思想」的演變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鄂蘭的目的，並非簡單地譴責這些早期的種族思想，而是要揭示它們是如何為後來更具危害性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土壤和歷史的伏筆。她提醒我們，即使是那些看似無害的、甚至帶有積極意義的關於群體特性的觀念，一旦與權力結合，並被意識形態化，就可能產生難以預料的危險後果。
這一章的分析為我們理解下一章「種族與官僚制」——即帝國主義如何將種族主義和官僚制這兩種看似無關的東西結合起來，並將其發展成為系統性的統治工具——奠定了重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