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們繼續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深度探索。在前幾次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完成了對第一部分「反猶主義」的梳理，理解了鄂蘭如何將反猶主義視為一個複雜的歷史現象，而非簡單的偏見或工具，並通過德雷福斯事件揭示了其在現代政治中所能扮演的危險角色。現在，我們將進入本書的第二部分：「帝國主義」。鄂蘭認為，帝國主義不僅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殖民擴張，更重要的是，它在政治思想、權力觀念、統治手段以及社會心理層面，都為後來極權主義的興起進行了關鍵的「準備」。
第二部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與權力無限擴張的邏輯
想像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工業革命的成果日益顯現，資本主義生產力空前發展。然而，這種發展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國內市場趨於飽和，資本積累過剩，大量的「多餘」資本和「多餘」的人口（失業者、對現狀不滿者）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這種背景下，「擴張」似乎成為了一種唯一的出路。這就是鄂蘭分析帝國主義的起點。
第五章：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從經濟動物到權力追逐者
這一章的標題本身就點明了鄂蘭的核心論點之一：帝國主義標誌著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 這句話聽起來可能有些奇怪，因為我們通常認為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制度的過程中就已經獲得了政治權力。但鄂蘭這裡所說的「政治解放」，有其特定的含義。
鄂蘭認為，在此之前，資產階級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主導地位，但他們在政治上往往是消極的，滿足於將政治權力交給國家機器（無論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只要國家能夠保護他們的財產權和經濟利益即可。他們將國家視為一個組織良好的警察力量，而非自身積極參與和塑造的對象。他們的行為準則，主要來源於商業競爭的經驗，例如「成王敗寇」、「強力即公理」、「權宜即正義」等等。這些準則在私人領域或許有效，但一旦被提升為處理公共事務的原則，就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然而，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民族國家的框架已經無法容納其進一步擴張的需求時，資產階級開始意識到，他們不能再僅僅滿足於經濟上的成功，而必須尋求政治上的權力，以推動和保護其海外擴張。這就是鄂蘭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他們不再滿足於做純粹的經濟動物，而是開始積極地追逐和運用政治權力，以服務於其無限擴張的經濟利益。
擴張與民族國家：一對內在矛盾的組合
鄂蘭指出，帝國主義的核心政治觀念是「為擴張而擴張」（expansion for expansion’s sake）。這與傳統的征服或建立帝國有著本質的區別。傳統的征服往往伴隨著對被征服地區的整合（例如羅馬帝國通過法律來整合被征服民族），而帝國主義的擴張則是一種永無止境的過程，其本身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終點或目標，除了不斷地擴大生產和經濟交易的範圍。
這種無限擴張的邏輯，與民族國家的本質是相衝突的。民族國家建立在同質性人口的積極同意和明確的領土邊界之上。它很難消化和整合異質的被征服民族，強行同化往往會導致被征服民族的反抗和民族意識的覺醒，最終瓦解帝國的統治。鄂蘭以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和英國在愛爾蘭的例子來說明這種困境。法國雖然將阿爾及利亞視為本土省份，卻無法將其法律真正施加於阿拉伯人；英國也從未能將愛爾蘭人真正整合進大英帝國或英聯邦。
用一個比喻來理解：民族國家就像一個特定大小的容器，它有其固有的容量。而帝國主義的擴張慾望就像不斷注入容器的水，水一旦溢出容器，就會破壞容器本身的穩定性。
權力與資產階級：霍布斯哲學的幽靈
當資產階級將其在經濟領域的無限積累的邏輯帶入政治領域時，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對權力本身的無限追求。鄂蘭在此引入了對霍布斯政治哲學的深刻分析。她認為，霍布斯是唯一一個真正屬於資產階級的偉大哲學家，因為他試圖從私人利益出發來推導公共利益，並將國家的基礎和最終目的歸結為權力的積累。
在霍布斯的《利維坦》中，國家的權力並非來源於神聖的法律、自然法或社會契約，而是來源於個體利益本身。個體為了自身的安全，將其權力讓渡給國家，國家則壟斷了暴力，以保障個體的生存。然而，這種基於權力讓渡的國家，其本質是不穩定的。因為權力本身如果沒有一個更高的目標或約束（如正義、法律），它就只能追求更多的權力。一個僅僅基於權力的共同體，在秩序和穩定的平靜中必然會衰敗；只有通過不斷獲取更多的權力，它才能維持現狀。
鄂蘭認為，霍布斯所描繪的這種為了安全而追求無限權力的個體，以及由此產生的為了維持穩定而必須不斷擴張權力的國家，正是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及其國家的寫照。當資本積累達到了民族國家的自然邊界時，資產階級就必須將其「多餘」的資本投向海外，並要求國家權力為其保駕護航。於是，國家的權力也隨之開始了無限的擴張。
這種對權力本身的崇拜，以及將擴張視為政治的唯一目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它意味著傳統的、基於法律和正義的政治觀念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赤裸裸的權力邏輯。
用費曼學習法來解釋霍布斯與帝國主義的關係：
- 想像一下，每個人都想保護自己的財產（私人利益）。
- 霍布斯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大家把一部分保護自己的權力交給一個強大的「保安公司」（國家），由它來維持秩序。
- 但是，這個「保安公司」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招募更多的保安，控制更多的地盤。否則，它就可能被其他「保安公司」打敗。
- 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就有點像這個不斷擴張的「保安公司」。資產階級為了保護其海外的「財產」（投資），就要求國家不斷地擴大其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力量。
暴民與資本的聯盟：帝國主義的社會基礎
鄂蘭接著分析了帝國主義擴張的社會基礎。她認為，帝國主義並非僅僅是少數大資本家的陰謀，它也獲得了社會上一個特殊群體——「暴民」（mob）——的支持。這裡的「暴民」並非簡單指無產階級，而是指所有階級的「渣滓」（refuse of all classes），那些被正常的社會生產和政治生活所拋棄的、對現狀不滿的、渴望通過暴力和冒險來改變自身命運的人。
在帝國主義擴張的初期，正是這些「暴民」構成了殖民冒險的先鋒。他們是被國內「多餘」的人口，與「多餘」的資本一起，被「出口」到了海外。在殖民地，他們擺脫了國內法律和道德的束縛，可以肆無忌憚地追求財富和權力。
而國內的資本家，則樂於利用這些「暴民」作為其海外擴張的工具。他們為這些殖民冒險提供資金，並從中獲取巨額利潤。於是，一種「暴民與資本的聯盟」形成了。這種聯盟，使得帝國主義擴張帶上了一種非理性的、殘酷的色彩。
鄂蘭特別提到了南非的例子。鑽石和黃金的發現，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投機者、冒險家和社會邊緣人。他們與大量的「多餘資本」結合，在南非建立了一個以種族壓迫和掠奪為基礎的「寄生蟲天堂」。這裡，資本的邏輯與暴民的邏輯奇特地結合在一起。
這種「暴民與資本的聯盟」對母國的政治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些從殖民地發財歸來的「英雄」（通常是些冷酷無情的冒險家和投機者），將殖民地的統治經驗和價值觀帶回了國內。他們蔑視法律和民主程序，崇尚暴力和強權，並試圖將整個民族都拖入帝國主義擴張的軌道。
用一個比喻來理解：
- 資本家就像是想開闢新疆土的地主。
- 暴民就像是地主招募的打手和開荒隊。
- 地主給打手提供金錢和武器，讓他們去搶占新的土地。打手們則為地主賣命，並從中分一杯羹。
- 這種「地主與打手」的聯盟，就是帝國主義的社會基礎之一。它使得帝國主義擴張充滿了暴力和非理性。
鄂蘭認為，這種「暴民與資本的聯盟」，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權力本身的崇拜和無限擴張的邏輯，不僅腐蝕了民族國家的根基，也為後來極權主義的興起鋪平了道路。極權主義運動正是將這種來自帝國主義時代的權力觀念和統治手段推向了極致。
總結第五章，鄂蘭的核心論點是，帝國主義時代標誌著資產階級從一個主要關注經濟利益的階級，轉變為一個積極追逐和運用政治權力的階級。這種轉變，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無限擴張的邏輯。當這種擴張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受到限制時，資產階級便要求國家權力為其海外擴張服務。這一過程，不僅導致了民族國家原則與帝國主義擴張之間的深刻矛盾，也催生了一種新的權力觀念——將權力本身視為目的，並追求權力的無限積累。同時，帝國主義的擴張也依賴於「暴民與資本的聯盟」，這使得帝國主義帶上了一種非理性和殘酷的色彩，並對母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所有這些因素，都構成了後來極權主義興起的重要歷史前提。
這一部分的分析也相當深入。下一次，我們將繼續探討第六章：「種族思想在種族主義之前」，看看鄂蘭是如何將「種族」這個概念從帝國主義的實踐中提煉出來，並分析它如何從一種模糊的社會偏見，演變為一種系統化的意識形態，並最終成為極權主義統治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