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們繼續探索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在上一次的討論中，我們主要聚焦於鄂蘭對反猶主義的初步剖析，揭示了她是如何挑戰那些將反猶主義視為偶然、或僅僅是民族主義副產品、抑或是永恆不變的歷史常態的流行觀點。她強調，反猶主義是一個需要被嚴肅對待的、複雜的歷史現象，其爆發與猶太人在現代歐洲社會中的特殊地位和功能變遷緊密相關。現在，我們將深入第一部分的第二章：「猶太人、民族國家與反猶主義的誕生」，進一步探討鄂蘭如何闡述這種特殊地位的形成及其與現代反猶主義興起的內在聯繫。
第二章：猶太人、民族國家與反猶主義的誕生——解放的雙刃劍與國家銀行家的興衰
想像一下，你是一個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猶太人。經過漫長的中世紀的隔絕與限制，突然之間，一股名為「解放」（Emancipation）的浪潮席捲而來。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充滿希望的詞語，意味著你將獲得前所未有的公民權利，能夠走出隔都，參與到主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然而，鄂蘭提醒我們，這個「解放」的過程，遠非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和美好。它充滿了模棱兩可（equivocalities）和內在矛盾，就像一把雙刃劍，既帶來了機遇，也埋下了深刻的隱患。這正是理解現代反猶主義誕生的關鍵所在。
解放的模棱兩可性：平等與特權的弔詭共存
鄂蘭指出，猶太人的解放，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發展的高峰期，具有雙重且始終存在的模棱兩可的根源和意義。
一方面，解放是新的政治體制——民族國家——自身運作的需要。民族國家強調所有國民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一個「國中之國」的存在，例如享有特殊權利和受到特殊限制的猶太社群，與這種新的平等觀念格格不入。因此，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看，廢除對猶太人的種種限制和特權，是建立一個統一、平等的公民社會的必然要求。這就像一個公司要推行標準化管理，就必須消除部門之間原有的各種特權和特殊待遇。
然而，另一方面，鄂蘭深刻地指出，猶太人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猶太人原有特權的逐步擴展的結果。這種特權，最初只授予少數富有的、能為國家提供特殊服務的猶太個體（例如宮廷猶太人），然後通過他們擴展到一小部分富裕的猶太群體。只有當這個有限的群體無法獨自應對日益增長的國家事務（尤其是金融需求）時，這些特權才最終擴展到整個西歐和中歐的猶太社群。
這裡的「特殊服務」，主要指的是金融服務。從十七世紀晚期開始，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獨立國家機器的發展（無論是開明專制還是君主立憲制），國家對信貸的需求空前增長，國家自身的經濟和商業利益範圍也在擴大。然而，當時歐洲社會的其他群體，普遍不願意向國家提供信貸，也不積極參與國家事業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猶太人以其悠久的放貸經驗和與歐洲貴族的聯繫（他們常常為貴族處理財務，並從貴族那裡獲得地方保護），自然而然地被國家所倚重。因此，授予猶太人某些特權，將他們視為一個獨立的群體來對待，顯然符合新興國家事業的利益。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希望看到猶太人完全融入其他拒絕向國家提供信貸、不願參與國家事業發展的人口中。
所以，猶太人的解放，同時意味著平等和特權；意味著摧毀舊的猶太社群自治，同時又有意識地將猶太人保留為社會中的一個獨立群體；意味著廢除特殊的限制和權利，同時又將這些權利擴展到一個不斷增長的個體群體。這就造成了一種根本性的矛盾：一個基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體制，與一個基於階級制度不平等的社會並存。在歐洲大陸，雅各賓派在法國大革命中所理解的那種真正的條件平等從未實現，取而代之的僅僅是法律形式上的平等。而社會階級的不平等，依然像舊制度一樣有效地將國民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分開。
用一個比喻來理解這種模棱兩可性：想像一個原本被關在籠子裡（隔都）的鳥群（猶太社群）。「解放」意味著籠門打開了，鳥兒們可以飛出去了，這似乎是平等的體現。但是，籠門之所以打開，並非完全出於對鳥兒自由的尊重，而是因為主人（國家）發現這些鳥兒有特殊的技能（比如會唱歌，能帶來收益，這裡指金融服務），並且希望它們能為自己服務。所以，主人在打開籠門的同時，可能還會給這些鳥兒一些特殊的待遇（特權），比如提供更好的食物，或者允許它們在特定的花園裡活動，但前提是它們必須繼續為主人唱歌。這樣一來，這些鳥兒雖然獲得了「自由」，但它們的地位依然是特殊的，與花園裡其他的鳥兒（其他社會群體）不同。它們的自由，與它們提供的服務緊密相連。
猶太人作為「非階級」的特殊群體：與國家的特殊關係
鄂蘭進一步指出，在這種解放的背景下，猶太人成為民族國家體系中一個獨特的例外。他們既沒有形成自己的階級，也不屬於任何現存的社會階級（如工人、中產階級、地主或農民）。他們的財富似乎使他們成為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但他們並沒有參與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發展；他們很少涉足工業企業，即使在後來成為大規模雇主，他們雇用的也主要是白領職員而非工人。換句話說，雖然他們的身份是由其猶太人身份所界定的，但並非通過與另一個階級的關係來界定。
他們與國家的特殊關係——無論是以舊有的公開特權形式，還是以其他群體所不需要的、常常需要國家力量來對抗社會敵意的特殊解放法令的形式——以及他們為政府提供的特殊服務，都阻止了他們融入階級體系，也阻止了他們自身形成一個階級。因此，每當他們被接納並進入社會時，他們就成為某個階級（貴族階級或資產階級）內部一個界限分明、自我維護的群體。
鄂蘭認為，民族國家之所以有興趣將猶太人保留為一個特殊群體，阻止他們完全同化到階級社會中，恰恰與猶太人自身對自我保存和群體生存的興趣相吻合。沒有這種巧合，政府的企圖也難以成功。因為，來自國家層面的公民平等化趨勢，以及來自社會層面的將每個個體納入階級體系的強大力量，都明確指向猶太人的完全同化。只有通過政府干預和猶太社群自願合作的結合，這種趨勢才能被阻止。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一個由不同球隊（階級）組成的聯賽（社會）中，猶太人就像是一支特殊的隊伍，他們不直接參與聯賽的常規比賽，而是專門為聯賽的組織者（國家）提供後勤保障（金融服務）。他們因此獲得了一些特殊的權益，但也始終游離於主流的球隊競爭之外。他們的地位，更多地取決於與組織者的關係，而非與其他球隊的關係。
猶太國家銀行家的興衰：從宮廷猶太人到帝國主義時代的轉變
鄂蘭將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與歐洲猶太人社群的興衰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猶太國家銀行家角色的演變及其對反猶主義的影響：
- 十七和十八世紀：宮廷猶太人的興起。 在絕對君主制統治下的民族國家緩慢發展時期，個別猶太人從默默無聞中崛起，成為宮廷猶太人，他們為國家事務提供資金，並處理王公貴族的金融交易。這個發展對廣大生活在封建秩序中的猶太民眾影響甚微。這些宮廷猶太人雖然有影響力，但他們是孤立的個體，其服務對象是特定的王公。
- 法國大革命之後：國家銀行家的黃金時代。 法國大革命徹底改變了歐洲大陸的政治格局，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興起。這些國家的商業交易需要遠超宮廷猶太人所能提供的資本和信貸。於是，那些原先只授予宮廷猶太人的特權，擴展到了更廣泛的富裕猶太階層。他們將財富委託給一些傑出的猶太銀行家（如羅斯柴爾德家族），由他們來滿足日益增長的政府需求。這個時期，猶太國家銀行家在國家金融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為政府提供貸款，還憑藉其跨國的聯繫和信貸網絡，成為歐洲各國之間不可或缺的金融中介。鄂蘭特別強調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崛起。老梅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將他的五個兒子分別派往歐洲五大金融中心（法蘭克福、巴黎、倫敦、那不勒斯和維也ナ），建立了一個國際性的金融王朝。這不僅是為了應對猶太人解放可能帶來的「國有化」風險（即猶太人完全融入各個民族國家，從而失去其跨國優勢），更重要的是，它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壟斷政府貸款的發行，吸納和調動整個猶太社群的資本，為國家事務服務。這也為中歐和西歐猶太人社群提供了一種新的、基於共同經濟利益的跨國凝聚力。 對於外部世界而言，這個單一的家族也成為了猶太人國際主義在民族國家和民族組織的世界中運作的現實象徵。哪裡還能比這個家族——其成員是五個不同國家的國民，在各地都很有影響力，並與至少三個不同政府（法國、奧地利和英國）密切合作，而這些政府之間的頻繁衝突卻從未動搖其國家銀行家之間利益的團結——更能證明猶太人世界政府這個荒誕概念的「真實性」呢？沒有任何宣傳能比這個現實本身更能有效地服務於（反猶主義的）政治目的。 鄂蘭還提到，猶太人家庭關係的緊密性，在猶太民族的存續中扮演了比西方任何政治或社會實體（貴族除外）都更重要的角色。隨著歐洲貴族階級的衰落和其婚姻及家族法律的強化，西歐猶太人在其精神和宗教解體的幾個世紀中，也變得更加注重家庭。在失去了古老的彌賽亞救贖希望和傳統民間習俗的堅實基礎後，西歐猶太人過分意識到他們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異鄉環境中得以生存下來。他們開始將家庭內部圈子視為最後的堡壘，並像對待大家庭成員一樣對待自己群體的成員。換句話說，反猶主義者將猶太民族描繪成一個由血緣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家庭，這與猶太人對自身的看法不謀而合。這種情況是十九世紀反猶主義早期興起和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 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興起：猶太國家銀行家地位的衰落。 民族政府與猶太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建立在資產階級普遍對政治和國家財政漠不關心的基礎之上。隨著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的興起，當資本主義以擴張的形式進行時，不再可能沒有國家積極的政治幫助和干預，這個時期結束了。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也動搖了民族國家的根基，並將商業競爭的精神引入了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在這個發展的早期階段，猶太人在國家事務中失去了其獨佔地位，被具有帝國主義思想的商人所取代。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的重要性下降了，儘管個別猶太人仍然作為金融顧問和歐洲間的中間人保持著影響力。然而，這些猶太人——與十九世紀的國家銀行家不同——更不需要廣大猶太社群的支持（即使其富有），甚至比十七、十八世紀的宮廷猶太人更不需要。因此，他們常常完全切斷與猶太社群的聯繫。猶太社群不再有金融上的組織，儘管個別身居高位的猶太人在非猶太世界眼中仍然代表著整個猶太民族，但其背後幾乎沒有任何物質上的現實支撐。
-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西歐猶太人社群的瓦解。 隨著民族國家的衰落，西歐猶太人社群作為一個群體也一同瓦解。戰後歐洲的迅速衰落發現他們已經失去了以往的權力，原子化成一群富有的個體。在帝國主義時代，猶太人的財富變得無足輕重；對於一個失去了國家間權力平衡感和歐洲間團結感的歐洲而言，非民族的、跨歐洲的猶太「元素」因其無用的財富而成為普遍憎恨的對象，因其缺乏權力而受到蔑視。
用費曼學習法來總結這個興衰過程：想像猶太人就像是給皇室（國家）提供特殊理財服務的私人顧問。
* 一開始，只有少數幾個特別有本事的猶太人能當上「宮廷顧問」。
* 後來，皇室的家業越來越大（民族國家興起），需要的理財服務也越來越多，於是更多的猶太人加入了這個行列，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皇家顧問團」（國家銀行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們在各個主要的「分公司」（歐洲各國首都）都有自己的代表。這個顧問團因為其專業性和跨國網絡，對皇室的財政運作至關重要。
* 再後來，皇室自己也開始培養理財人才，或者發現了其他更強大的理財機構（帝國主義商人集團）。「皇家顧問團」的獨家地位就受到了挑戰，他們的重要性也隨之下降。雖然個別顧問可能依然受到重用，但整個顧問團的影響力大不如前。
* 最終，當皇室自身也面臨巨大危機（民族國家體系瓦解）時，這個曾經輝煌的「皇家顧問團」也隨之分崩離析，其成員變成了孤立的、雖然可能依然富有但卻失去了往日權勢的個體。
猶太人的政治天真：對國家與社會張力的忽視
鄂蘭在這一章中反覆強調，猶太人在其數百年的歐洲歷史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心態。他們是唯一一個沒有自己國家的歐洲民族，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如此渴望並如此適合與政府和國家本身結盟，無論這些政府或國家代表著什麼。然而，另一方面，猶太人沒有政治傳統或經驗，他們對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他們新角色所帶來的明顯風險和權力可能性，都缺乏清醒的認識。他們帶入政治領域的少量知識或傳統實踐，首先來源於羅馬帝國（在那裡他們可以說受到了羅馬士兵的保護），後來來源於中世紀（在那時他們尋求並獲得了遠方的君主和教會權威的保護，以對抗當地居民和統治者）。從這些經驗中，他們不知何故得出結論：權威，特別是高級權威，對他們有利，而低級官員，特別是普通民眾，則是危險的。這種偏見，表達了一種特定的歷史真實，但不再符合新的情況，它像相應的關於猶太人的偏見被非猶太人普遍接受一樣，深深植根於絕大多數猶太人的潛意識中。
這種對國家權力的依賴和對民眾力量的本能不信任，使得猶太人在面對現代反猶主義的興起時，往往顯得手足無措。他們未能理解，當他們與國家的特殊聯繫（無論是作為金融支柱還是作為跨國元素）逐漸減弱，而社會中其他階層對國家的不滿和敵意又不斷增長時，他們就很容易成為這種不滿和敵意的轉嫁對象。因為在許多人看來，猶太人似乎就是國家的代表。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猶太人就像是校長（國家）的得力助手。只要校長權威穩固，他們就能得到保護。但他們不太關心其他老師和同學（社會各階層）的想法。當學校裡出現矛盾，其他老師和同學對校長不滿時，他們就很容易把怒火發洩到校長的助手身上，認為助手和校長是一夥的。而助手們由於長期依賴校長，可能根本沒意識到這種危險，也不知道如何應對來自其他群體的壓力。
反猶主義的萌芽：從貴族到激進知識分子的轉變
鄂蘭在這一章的後續部分，開始追溯早期反猶主義的具體表現。她指出，現代反猶主義並非始於經濟衝突，而是源於政治原因，儘管複雜的階級狀況也促成了波蘭和羅馬尼亞等地對猶太人的暴力仇恨（在那裡，由於政府無力解決土地問題和解放農民，封建貴族不僅維持了其政治統治，還阻止了正常中產階級的興起，而猶太人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中產階級的角色，處於大地主和無產階級之間，但又未能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從而成為資本主義正常發展的障礙）。
在普魯士，反猶主義最早在 1807 年拿破崙戰敗後爆發。當時，「改革者」改變了政治結構，貴族失去了特權，中產階級獲得了發展自由。這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將半封建的普魯士開明專制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鄂蘭指出，當時普魯士的改革者們（如威廉·馮·洪堡）對猶太人的同情，是其普遍政治抱負的邏輯結果，他們主張所有公民的平等，廢除特權，推行自由貿易。他們並非出於特殊目的而希望保留猶太人的獨特性。
然而，正是這種解放，引發了貴族階級的強烈反彈，其中就包括了突如其來的反猶主義爆發。貴族們認為，在新的平等制度下，猶太人反而成了唯一享有特殊優勢的群體，普魯士王國正在變成一個「猶太國家」。有趣的是，在此之前，貴族恰恰是與猶太人有著較多社交往來的階層。鄂蘭分析道，貴族與猶太人在某些方面有著共同點：他們都本能地反對中產階級的新價值觀；在猶太家庭和貴族家庭中，個體首先被視為家庭的一員；兩者都是非民族的、跨歐洲的。
維也納會議之後，貴族的反猶主義一度轉為溫和的歧視。但與此同時，在浪漫派知識分子的幫助下，保守主義發展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對猶太人採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一方面需要並接納那些有用的猶太人（銀行家和商人），另一方面則以國家本質上是基督教的為藉口，公開歧視日益增長的猶太知識分子，阻止他們進入大學和公務員系統。這種做法的雙重好處是：表明民族國家重視特殊服務甚於平等，同時阻止或至少推遲了一個對國家沒有明顯用處、且可能被社會同化的新猶太群體的產生。
隨後，在維也納會議之後的大陸反動時期，自由派和激進知識分子成為反猶主義的新推動者。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平等的機會，最反感的是貴族特權的恢復，因此將矛頭指向了那些被認為與政府（和貴族）勾結的猶太人。他們創造了「國中之國」、「民族中的民族」這樣一些民族主義口號。儘管這些口號在當時看來並不完全準確（因為猶太人並沒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是唯一無條件忠於國家的社會群體），但在某種程度上卻也抓住了猶太人作為一個社會群體（而非政治實體）確實構成了民族內部一個獨立群體的事實。鄂蘭認為，即使是年輕的馬克思所寫的那些著名的反猶太文章，也應置於這種激進反猶主義的背景下理解，這證明了這種反猶太論調與成熟的反猶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
用費曼學習法總結這個轉變：
- 一開始，是那些「舊勢力」（貴族）不滿「新政策」（平等解放），他們覺得猶太人佔了便宜，所以開始反猶。
- 後來，一些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覺得「新政策」還不夠徹底，社會上依然存在特權（他們認為猶太人通過與政府的關係獲得了特權），於是他們也開始反猶，但他們的理由和貴族又有所不同。
這表明，反猶主義的根源是複雜的，它並非單一的仇恨情緒，而是與民族國家的構建、社會階級的變遷、以及不同群體對自身利益和理想的追求緊密相連。鄂蘭正是通過對這些複雜歷史線索的梳理，試圖揭示現代反猶主義是如何從這些看似不相關的因素中逐漸滋生和壯大的。
這一部分的闡述也已相當詳盡。下一次，我們將進入第三章「猶太人與社會」，更深入地探討猶太人在社會層面所遭遇的歧視和吸引力，以及這種複雜的社會互動如何塑造了猶太人的行為模式，並為後來更具毀滅性的反猶主義浪潮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