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主要論點：社會的敗壞源於一種錯誤的道德觀念，即利他主義和自我犧牲被奉為最高美德，而這種觀念最終導致了「受害者的同意」——有能力的人默許甚至參與了對自身價值的剝奪。
想像一下，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能量槽，這個能量槽代表我們的時間、精力、才華和我們創造出來的價值。正常的、健康的道德觀念會告訴我們，我們應該為自己負責，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填充這個能量槽，並且我們有權利享受和支配自己能量槽裡的能量。我們可以自願地分享一部分能量給我們愛的人，或者幫助那些我們認為值得幫助的人，但這是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和判斷。
然而，《阿特拉斯聳聳肩》所描繪的社會，卻推崇一種扭曲的「利他主義」和「自我犧牲」。這裡的「利他主義」並不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善意幫助，而是一種道德上的強制：它認為，你的存在價值，你的道德高度，取決於你為「他人」付出了多少，犧牲了多少自己的利益。而這個「他人」，往往指的是那些沒有能力、沒有成就，甚至是不願意努力的人。這種道德觀念的核心是：個人的需求和成就是次要的，甚至是邪惡的（自私的），而「集體的需要」、「他人的需要」則是至高無上的道德準則。
這就像是，你辛辛苦苦工作賺來的午餐，按照這種道德觀念，你首先想到的不應該是自己享用，而是應該看看周圍誰更「需要」它。如果有人比你更餓，或者宣稱自己比你更「弱勢」，那麼從道德上講，你就應該把午餐讓給他。如果你自己吃了，你就會背上「自私」的道德包袱。久而久之，你可能會覺得，為自己創造價值、追求個人幸福，本身就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這種道德觀念最可怕的後果，就是導致了「受害者的同意」。所謂「受害者」，就是那些有能力、有才華、努力創造價值的「生產者」，比如漢克·里爾登和達格妮·塔格特。他們本應是社會的英雄，但卻在這種道德氛圍的長期薰陶和壓力下，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甚至默認了他人對自己勞動成果的剝奪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是「道德上難以拒絕」的。
讓我們看看書中的例子。漢克·里爾登，他發明了里爾登鋼，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他卻生活在一種持續的道德譴責中。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莉莉安、母親和弟弟菲利普，不斷地向他灌輸這樣一種觀念：他對事業的熱情是「冷酷無情」的，他賺錢的慾望是「低俗」的，他應該更多地「關心他人」、「回饋社會」、「支持那些不幸的人」。
當里爾登用第一爐里爾登鋼為莉莉安製作手鐲時，他本意是分享他最珍貴的成就和喜悅。但莉莉安卻輕蔑地將其比作鐵路軌道和廚房用品，完全無視其中蘊含的創造精神和個人價值。菲利普則直接指責他「自負」。他的母親更是認為，一個「正常的」男人會送鑽石手鐲，因為那代表著對妻子快樂的考慮，而里爾登送自製的合金手鐲，只是因為那是「他」造的，這就是極端的自私。
在這種長期的道德壓力下，里爾登雖然在事業上堅韌不拔，但在個人生活中卻充滿了困惑和自我懷疑。他默許了家人的索取，比如菲利普以各種「崇高」的社會事業為名向他要錢（如「全球進步之友」），儘管里爾登對這些事業的價值深表懷疑，但他仍然會給錢。這可以看作是一種「受害者的同意」——他用自己的財富去資助那些可能正在蠶食社會根基的活動，因為他被灌輸了「幫助他人是美德」的觀念，即使這種幫助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助長了依賴和墮落。他似乎認為，承擔這些他並不情願的「責任」，是他作為一個成功人士必須付出的「贖罪券」。他對家人的「冷漠」感到內疚，卻沒有意識到，正是這種扭曲的道德觀念，使他無法與家人建立真正健康的關係。
同樣，達格妮·塔格特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她的哥哥詹姆斯·塔格特，就是這種錯誤道德觀念的化身和受益者。詹姆斯本人缺乏創造能力，卻善於利用「公共利益」、「社會責任」、「幫助弱小」等高尚詞藻來掩蓋其無能和自私。例如，在里奧諾特線鐵軌的問題上，他堅持使用朋友奧倫·博伊爾公司質量差、交貨慢的產品，而不是里爾登鋼，其理由之一就是要「給小人物機會」、「反對壟斷」。這聽起來很高尚，但實際上卻是以犧牲鐵路效率和公共安全為代價，來維護他個人的關係網和虛榮心。
當達格妮決定使用里爾登鋼並重建里奧諾特線時，她實際上是在反抗這種主流的道德觀念。但即使是她，也常常感到困惑和疲憊。社會輿論、政府法規，都在不斷地向生產者施壓，要求他們為「集體」做出犧牲。例如，艾利斯·懷亞特的成功被視為對「整體經濟穩定」的威脅，因為「沒有人預料到科羅拉多會成為工業州」。這種觀點的潛台詞是，個人的突出成就如果擾亂了既有的平庸秩序，就是一種「罪過」。
「受害者的同意」體現在，這些創造者在面對不公正的要求時，往往選擇了退讓和妥協，而不是堅決地捍衛自己的權益和價值。他們被一種「道德負罪感」所裹挾，認為自己的成功和財富似乎天然地帶有某種「原罪」，需要不斷地通過「服務他人」來彌補。他們害怕被指責為「自私」、「冷酷」、「沒有同情心」。
想像一下，如果一個醫生因為醫術高明，治好了很多病人，卻被社會指責說：「你治好了這麼多人，讓其他醫生沒生意了，這是自私的！你應該少治幾個，或者把你的病人分給其他醫生。」如果這個醫生竟然接受了這種指責，感到內疚，甚至開始故意降低自己的醫療水平，或者把病人推給庸醫，這就是「受害者的同意」。
小說中，這種錯誤的道德觀念通過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來傳播，比如「需求是首要的」、「公共利益至上」、「人是兄弟的守護者」。這些口號聽起來充滿溫情，但其實質卻是在否定個人的努力和成就，鼓吹不勞而獲和平均主義。當「需求」成為獲取資源的唯一標準時，那些最沒有能力、最懶惰的人，反而擁有了最大的道德話語權，他們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有能力的人為他們犧牲。
這種道德觀念的最終結果是，有能力的人逐漸失去了創造的動力。因為他們的理性告訴他們，努力和創造不僅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反而會招致更多的負擔和懲罰。他們的價值被剝奪，他們的成果被瓜分。當他們開始質疑這種不公時，社會輿論和道德壓力又會迫使他們感到內疚。這種內外的雙重壓力，使得「受害者的同意」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所以，這個論點的核心是：一個社會如果將「為他人犧牲」抬高到不合理的道德高度，並以此來要求甚至強迫有能力的人不斷付出，同時又讓這些付出者產生道德負罪感，那麼這個社會就是在鼓勵依賴、懲罰成就。而當那些本應引領社會進步的創造者們，因為這種錯誤的道德觀念而默許甚至參與了對自身價值的貶低和剝奪時，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就會枯竭，最終走向衰敗。
《阿特拉斯聳聳肩》通過對這種道德困境的描寫，實際上是在呼喚一種基於理性和個人權利的道德觀，即承認個人追求自身幸福和成就的權利，並認為這才是社會進步的真正動力。當創造者不再因其成就而感到愧疚，不再默許他人對其價值的侵犯，社會才能真正擺脫敗壞的循環。這也是小說後續「罷工」情節的思想基礎——創造者們最終選擇不再「同意」成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