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通過轉變為專業人士，掌握了對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抗拒」的策略之後，普瑞斯菲爾德並未就此止步。他引導我們超越這場永無休止的內心戰鬥，進入一個更為崇高、更具神秘色彩的領域。這就像一位技藝精湛的武士，在能夠嫻熟地應對所有敵人的挑戰之後，開始探索武道背後那更深邃的精神哲學與宇宙奧秘。他不再僅僅滿足於「不敗」，而是開始追尋與更高力量的「合一」。
普瑞斯菲爾德提出，在我們努力成為真實自我的旅程中，除了那個不斷阻撓我們的「抗拒」之外，還存在著一些無形的、支持和維繫我們的精神力量。他大膽地將這些力量稱為「繆思」（muses）和「天使」（angels）。他預料到這些詞彙可能會讓某些讀者感到不適，因此也提供了一種更為「抽象」的理解方式。我們可以將這些力量視為如同「重力」一樣非個人的宇宙法則。正如每一粒種子都蘊含著生長的潛能，每一隻初生的小貓或小馬都本能地知道如何奔跑、玩耍和學習一樣，宇宙間也存在著一股推動生命成長和進化的力量。正如「抗拒」既可以被視為一種具有個人化特徵的敵人（例如，我們會說「抗拒」喜歡什麼或討厭什麼），也可以被理解為如同「熵」或「分子衰變」那樣非個人的自然力量；同樣地，那股召喚我們成長的力量，也可以被概念化為個人的存在（例如古希臘人所說的守護神「daimon」、我們內在的「genius」、天使或繆思），或者是非個人的力量（例如潮汐的漲落、金星的凌日）。甚至，如果我們對任何超維度的概念都感到不安，也可以將其簡單地理解為通過進化編程到我們基因中的「天賦」（talent）。普瑞斯菲爾德強調，無論我們如何稱呼或理解這些力量，其核心觀點是：宇宙間確實存在著我們可以稱之為「盟友」的正面力量。
這些「盟友」和「天使」，其作用恰恰與「抗拒」相反。如果說「抗拒」竭力阻止我們成為那個天生註定要成為的、更真實的自我，那麼這些正面的力量則在不斷地推動我們、支持我們去實現這個目標。它們是與「抗拒」相抗衡的、同等且相反的力量。
那麼，我們該如何才能接通這些來自更高領域的盟友呢？普瑞斯菲爾德認為，之前所強調的專業精神，正是接近這個神秘領域的關鍵途徑。他反覆申明，關於藝術創作（以及任何形式的自我實現），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工作」——每天堅持不懈地坐下來，努力嘗試。為什麼這一點如此重要？因為當我們日復一日地堅持不懈地「磨礪」自己，專注於手頭的工作時，一些神秘而奇妙的事情就會開始發生。一個難以言喻的過程會被啟動，通過這個過程，來自「天堂」（此處可理解為更高維度的實相）的援助，必然且準確無誤地會降臨到我們身上。那些看不見的力量會加入我們的行列，成為我們事業的助力；各種巧合和好運（serendipity）也會不斷出現，強化我們的目標和決心。這正是那些真正的藝術家所深知，而那些僅僅停留在空想階段的人所不了解的另一個秘密。當我們全神貫注地投入工作時，一股無形的力量便會在我們周圍聚集。我們的繆思會注意到我們的奉獻和努力，並對此表示認可和嘉許。我們就像一塊被磁化的鐵棒，能夠自然而然地吸引周圍的鐵屑一樣，各種新奇的想法、深刻的洞見也會源源不斷地湧現。正如「抗拒」的根源在於「地獄」（象徵負面、毀滅的力量），創造力的家園則在於「天堂」（象徵正面、滋養的力量）。而且，這個「天堂」並非僅僅是一個冷漠的旁觀者，而是一個熱切而積極的盟友。我們稱之為「專業精神」的態度，也可以被其他人稱為「藝術家準則」或「戰士之道」。它本質上是一種摒棄小我、無私服務的態度，如同古代圓桌騎士們那樣，雖然行為謙遜自抑，卻能勇敢地與惡龍搏鬥。我們在創作和自我實現的道路上，同樣也面臨著來自內心的「惡龍」——那些源於「抗拒」的恐懼、懷疑和惰性。我們必須戰勝這些心魔，才能觸及我們內在潛能的寶藏，釋放那個代表著神聖計劃和我們此生命運的「少女」，並最終找到我們為何被放置在這個星球上的答案。
普瑞斯菲爾德坦誠地分享了他個人的實踐：在他每天坐下來開始寫作之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虔誠地向繆思祈禱。他會大聲地、發自內心地念出祈禱詞，然後才開始工作。他引用了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在其著作《騎兵司令》中的觀點：一位指揮官的首要職責，並非打掃馬厩或向國防審查委員會爭取經費，而是向神祇獻祭，祈求他們的幫助。這種對更高力量的敬畏和祈求，自古以來就是藝術家們的傳統。在古希臘神話中，繆思是九位女神，她們是主神宙斯和記憶女神謨涅摩緒涅（Mnemosyne，其名字意為「記憶」）的女兒，她們的職責就是啟發藝術家。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斐德羅篇》中也曾論及「神聖的瘋狂」——即被繆思附體——所能產生的非凡效果，這種瘋狂能夠激發出優美的詩歌，並頌揚古人的偉大事蹟，從而教化後人。與之相對，那些僅僅依靠技巧而缺乏繆思瘋狂的詩人，其作品永遠無法達到完美的境界，反而會被那些充滿靈感的「瘋子」的作品所徹底掩蓋。古希臘人通過將宇宙間的神秘力量人格化的方式（例如宙斯、阿波羅、阿芙蘿黛蒂等）來理解和接近它們。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存在著一些力量和能量，其根源並非在這個物質世界，而是在一個更崇高、更神秘的領域。他們相信這些神祇是不朽的、擁有無窮的力量，並且會介入人類的事務，根據我們的行為降下福禍。
普瑞斯菲爾德進一步引用了富有遠見的詩人威廉·布萊克的詩句：「永恆愛著時間的創造物」（Eternity is in love with the creations of time）。他將布萊克詩中的「永恆」（Eternity）解讀為一個比我們所處的物質維度更高的實相層面，一個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領域，那裡可能居住著更高等的生命形態，或者僅僅是純粹的意識或精神。無論它究竟是什麼，根據布萊克的說法，這個「永恆」能夠體驗到「愛」。如果說有生命棲居於這個「永恆」的層面，那麼他們很可能是無形的、沒有肉體的。然而，他們卻與我們這個受時間束縛的、我們所生活的物質世界存在著某種聯繫。這些神祇或精神參與到我們的維度之中，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抱有興趣。「永恆愛著時間的創造物」這句話，在普瑞斯菲爾德看來，意味著這些來自更高領域的存有（或者那個領域本身，以抽象的方式理解）樂於見到我們這些受時間限制的生命，能夠在我們有限的物質世界中，將各種事物創造出來，使其具備物質形態。更進一步推想，如果這些高等存有真的欣賞「時間的創造物」，那麼他們是否也有可能輕輕地推動我們一下，鼓勵我們去進行這些創造呢？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繆思在藝術家耳邊低語靈感的形象，就顯得非常貼切了。這就好比，在貝多芬坐下來譜寫《第五號交響曲》之前，這首曲子其實早已以一種潛在的形式存在於那個更高的「永恆」領域之中了。但問題是，那時它僅僅是潛能，沒有實體，無法被演奏，也無法被聽見。它需要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藝術家（或者更準確地說，一個擁有「genius」——拉丁文中指「靈魂」或「賦予生命的精神」——的人），將它帶到這個物質層面，賦予它生命。於是，繆思在貝多芬的耳邊低語。或許她也曾向其他成千上萬的人哼唱過幾段旋律，但只有貝多芬聽到了，並且理解了。貝多芬將其帶到了人間，使《第五號交響曲》成為了一個「時間的創造物」，一個「永恆」可以去「愛」的對象。因此，無論我們將那個「永恆」理解為上帝、純粹意識、無限智慧、全知精神，還是具體的神祇、精靈、化身——當「它」或「他們」以某種方式聽到了來自塵世的音樂（或其他創造物）時，會感到喜悅。換句話說，布萊克與古希臘人的觀點不謀而合：神祇確實存在，並且滲透到我們的塵世領域。這一切，最終又將我們帶回到繆思的面前。記住，繆思是宙斯（眾神之父）和記憶女神的女兒——這是一個相當顯赫的出身。普瑞斯菲爾德表示，他願意接受這樣的傳承，並在開始工作前，花一點時間向這個能夠成就他或毀掉他的無形力量表達敬意。
在認識到存在著支持我們的更高力量之後，普瑞斯菲爾德接著闡述了我們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與這些力量連結，並讓它們在我們的創作和人生中發揮作用。其中，「開始」的行動本身就蘊含著不可思議的魔力（The Magic of Making a Start）。他引用了蘇格蘭喜馬拉雅探險隊員 W. H. Murray 的一段深刻體悟：「關於所有開創性的行動（和創造），存在一個基本的真理，對此的無知扼殺了無數的想法和輝煌的計劃：那就是，當一個人明確地做出承諾的那一刻，神意（providence）也會隨之而動。各種各樣的事情會發生來幫助他，這些事情在其他情況下是絕不會發生的。一連串的事件會從這個決定中湧現出來，以對他有利的方式，引發各種無法預料的事件、會面和物質援助，這些都是任何人都無法夢想得到的。我對歌德的一句對句詩學會了深深的敬意：『凡你能做的，或夢想你能做的，就開始去做吧。魯莽大膽中自有天才、魔力和力量。現在就開始吧。』」這段話精闢地概括了「開始」的重要性。普瑞斯菲爾德相信，天使（或繆思）確實存在於我們周圍，他們渴望幫助我們，喚醒我們，推動我們進化。他們就像隔著一層玻璃在對我們呼喊，試圖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我們常常因為自身的紛擾和「抗拒」的噪音而聽不見。然而，當我們下定決心開始行動時，當我們勇敢地面對內心的恐懼，致力於某項事業或創作時，奇妙的事情就會發生。那層隔膜上會出現一道裂縫，就像小雞第一次啄開蛋殼一樣。那一刻，彷彿有天使般的助產士圍攏在我們身旁，協助我們誕下那個我們天生註定要成為的人，那個其命運早已編碼在我們靈魂（我們的 daimon，我們的 genius）之中的真實自我。當我們做出「開始」的決定，我們就為天使的介入創造了空間，讓他們能夠與我們溝通，並完成他們的使命。這不僅讓天使快樂，也讓神快樂。正如布萊克所言，永恆通過這個「開始」的行動，在時間的維度中打開了一個入口。而我們，就是那個入口，那個讓更高力量得以在物質世界顯現的管道。
與「開始」同樣重要的，是 「堅持下去」的魔力（The Magic of Keeping Going）。普瑞斯菲爾德分享了他個人的經驗：當他完成一天的工作後，會去山里徒步，並隨身攜帶一個袖珍錄音機。他知道，當他的表層思維在行走中放空時，內心另一個更深層次的部分就會開始「說話」，提供各種關於寫作的修改意見或新的洞見。例如，「第 342 頁的那個詞『leer』（斜視）……應該是『ogle』（色迷迷地看）。」「你在第 21 章重複了自己，最後一句和第 7 章中間那句一模一樣。」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修正和提醒，每天每時每刻都在我們所有人身上發生著。這個自我修正和自我校準的過程如此普遍，以至於我們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然而，普瑞斯菲爾德指出，這其實是一個奇蹟，其背後的含義令人震驚。是誰在進行這些修正？是哪種力量在輕輕拉扯我們的衣袖，引導我們？我們的靈魂結構究竟是怎樣的，以至於在我們沒有刻意努力，甚至沒有思考的情況下，腦海中就會有一個聲音，明智地建議我們如何工作、如何生活？這個聲音來自何方？是什麼樣的「軟體」在我們的主流自我忙於他事時，默默地掃描著海量的數據，進行著精密的運算？這些是天使嗎？是繆思嗎？是潛意識嗎？還是榮格所說的「本我」（The Self）？無論它究竟是什麼，普瑞斯菲爾德斷言，它比我們聰明得多，它不需要我們告訴它該做什麼，它會自行運作，而且似乎樂在其中，享受工作的過程。它究竟在做什麼呢？它在 「組織」（organizing）。組織的原則是內建於自然之中的。混沌本身就具有自我組織的傾向。在最初的無序之中，星辰找到了自己的軌道，河流匯入了大海。同樣，當我們像神一樣著手創造一個「宇宙」——無論是一本書、一部歌劇，還是一項新的商業計劃——同樣的組織原則也會啟動。我們的劇本會自然地發展出三幕結構，我們的交響樂會形成不同的樂章，我們的水管供應生意會找到最佳的指揮鏈。我們是如何體驗到這個過程的呢？是通過獲得「想法」（ideas）。各種洞見會在我們刮鬍子、洗澡，甚至令人驚訝地，在我們實際工作的時候，突然躍入我們的腦海。這些幕後的「小精靈」非常聰明。如果我們遺忘了什麼，他們會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偏離了航道，他們會調整方向舵，引導我們回到正軌。從這一切中，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顯然，有一種獨立於我們意識思維之外，卻又與之緊密協作的智慧在運作著，它在我們身旁，為我們處理和加工著素材。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藝術家往往是謙遜的，他們知道自己並非在「主導」工作，而更像是在「聽寫」。這也是為什麼那些所謂的「沒有創造力的人」有時會嫉妒「有創造力的人」，因為他們感覺到藝術家和作家似乎接入了某種他們自己無法連接的能量和靈感之網。當然，普瑞斯菲爾德認為這種區分是無稽之談，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是有創造力的，我們都擁有同樣的心靈結構，同樣的日常奇蹟每天每時每刻都在我們所有人的頭腦中發生著。
普瑞斯菲爾德通過分享他年輕時的兩個深刻夢境（Largo），進一步闡釋了這種來自更高領域的指引。第一個夢發生在他人生低谷、開卡車維生的時期。他夢見自己在一艘擱淺在陸地上的航空母艦上服役，船上的海軍陸戰隊炮兵中士「拉戈」（Largo）是一個經驗豐富、能掌控全局的人物，所有人都指望他。夢中，迷茫的船長竟然轉向「他」（夢中的自己），問道：「拉戈，我們到底該怎麼辦？」他醒來後感到如遭電擊，意識到自己就是那個「拉戈」，那個有能力掌控局面的硬漢，他所需要做的，僅僅是相信自己擁有這份力量。第二個夢發生在他更早之前，在路易斯安那油田工作並嘗試冥想的時候。他夢見一隻老鷹降落在他的肩上，與他合而為一，帶著他飛翔。他真實地感受到了翅膀下空氣的承托力，那種實質感如同用船槳划水一樣清晰。他領悟到，鳥兒是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的，因為空氣本身就是一種堅實的支撐。當他困惑於這個夢的含義時，一個無聲的聲音回答他：「你要學會，那些你認為虛無縹緲、輕如空氣的東西，實際上是強大而實質的力量，如同大地一般真實。」他相信了老鷹的教誨，因為他親身體驗了空氣的堅實。這兩個夢都清晰地指向一個結論：存在著一種無形的智慧，它在我們人生的關鍵時刻，以我們能夠理解的方式，給予我們必要的啟示和指引。這種智慧似乎在「悉心照料」著我們，用最簡單明了的方式傳達信息，即使是像當時那樣麻木和沉睡的自己，也能夠領會。
這種從更高領域獲得洞見和力量的體驗，在生死關頭（Life and Death）往往會表現得尤為明顯。普瑞斯菲爾德引用了電影《比利·傑克》（Billy Jack）的主演兼導演湯姆·勞克林的觀點。勞克林同時也是一位受過榮格心理學訓練的心理學家，專門與癌症患者打交道。他觀察到，當一個人得知自己身患絕症的那一刻，他的心靈會發生深刻的轉變。在一瞬間，所有先前看似至關重要的世俗煩擾，都變得微不足道；而那些一直被他忽略或壓抑的人和事，則立刻凸顯出其無上的重要性。他可能會意識到，週末加班趕那個重要的案子，遠不如飛越重洋去參加孫子的畢業典禮來得重要；在與妻子的爭吵中非要爭個輸贏，遠不如告訴她自己有多麼愛她、她對自己有多麼重要。同時，那些被長期壓抑的「未活出的生命」（unlived lives）——例如對音樂的天賦、服務病弱和無家可歸者的熱情——也會在此刻以強烈的力量和辛酸的情感重新浮現。勞克林認為，在面臨迫在眉睫的死亡時，我們所有的假設都會受到質疑：我們的生命究竟有何意義？我們是否活得正確？是否有什麼至關重要的行動尚未完成，是否有什麼關鍵的話語尚未說出口？是否一切都為時已晚？
勞克林用一個簡化的榮格心理學模型來解釋這個現象。他將心靈結構分為「自我」（Ego）和「本我」（Self）。「自我」是我們日常意識的「我」，是那個思考、計劃、主導我們日常生活的智能部分。而「本我」，在榮格的定義中，是一個更宏大的實體，它不僅包含了「自我」，還整合了個人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夢境和直覺來自「本我」，無意識的原型也棲居於此。榮格相信，「本我」是靈魂的領域。勞克林認為，當我們得知自己可能不久於人世時，我們意識的中心便會從「自我」轉移到「本我」。從「本我」的視角看待世界，一切都變得煥然一新。我們立刻就能辨別出什麼是真正重要的。膚淺的擔憂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深刻、更紮根於生命本質的視角。勞克林的基金會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幫助癌症患者。他不僅僅是建議他的客戶在心理上完成這種轉變，更重要的是引導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活出這種轉變——支持家庭主婦重拾她的社工事業，敦促商人重新拿起小提琴，協助越戰老兵寫出他的小說。令人驚奇的是，通過這種方式，許多癌症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緩解，甚至康復。這引發了一個深刻的思考：疾病本身，是否可能是我們在生活中所做（或未做）的選擇的後果？我們那些「未活出的生命」，是否以癌症的形式向我們進行了報復？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現在是否可以通過活出這些生命，來治癒我們自己呢？
普瑞斯菲爾德進一步深化了對 「自我」（Ego）與「本我」（Self）之間關係的探討。他認為，天使（以及所有來自更高領域的正面力量）安家於「本我」，而「抗拒」則深深植根於「自我」。我們內心的戰鬥，實際上就是這兩者之間的鬥爭。「本我」渴望創造，渴望進化，渴望成長；而「自我」則喜歡維持現狀，害怕改變。
普瑞斯菲爾德對「自我」的定義是：心靈中那個堅信物質存在是唯一真實的部分。它的職責是在現實世界中處理日常事務，這是一個重要的職能，沒有它我們一天也無法生存。但問題在於，除了現實世界之外，還存在著其他的世界，而這正是「自我」常常陷入困境的地方。「自我」的核心信念包括：死亡是真實的，我們的存在由肉體定義，肉體死亡則一切終結，沒有來生；時間和空間是真實的，從 A 到 Z 必須經過 B 、 C 、 D，從早餐到晚餐必須度過一整天；每一個個體都與其他個體不同且分離，我可以傷害你而不會傷害到我自己；生命最主要的驅動力是自我保護，由於我們的物質存在脆弱易受傷害，我們所有的行為都源於恐懼，因此，生兒育女以延續後代、成就偉業以名留青史、繫好安全帶等都是明智之舉；沒有神的存在，除了物質世界之外沒有其他領域，除了物質法則之外沒有其他規則。這些都是「自我」賴以運作的堅實原則。
與之相對，「本我」則持有截然不同的信念：死亡只是一種幻象，靈魂是不朽的，並通過無限的化身不斷進化；時間和空間也是幻象，它們僅在物質領域運作，即使在這裡，也並不適用於夢境、幻象或靈魂出竅等體驗，在其他維度，我們可以「迅如思想」般移動，同時存在於多個層面；所有生命本質上是一體的，如果我傷害了你，我也同時傷害了我自己；生命中最崇高的情感是愛，團結和互助是生命的根本法則，我們都在這同一條船上；神是萬有的總和，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神以某種形式的顯現，神是我們生活、行動、存在的「神聖根基」（divine ground），存在著無限的實相層面，所有這些層面都由神的精神所創造、維繫和充滿。
我們之所以會體驗到「抗拒」，正是因為「本我」——如同它所滲透的「神聖根基」一樣——是永恆成長和永恆進化的。「本我」代表著未來，代表著無限的可能性。而這，正是「自我」所憎恨的。「自我」憎恨「本我」，因為當我們將意識的中心安放在「本我」之中時，「自我」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主導地位。「自我」不希望我們進化，它滿足於當前的掌控狀態，喜歡一切都維持原樣。那股將我們引向藝術、引向創造的內在衝動，本質上就是一種進化的衝動，一種學習、提升和擴展我們意識的渴望。「自我」憎恨這一切，因為我們越是覺醒，就越不需要「自我」的狹隘指引。當覺醒的作家坐到打字機前，當有抱負的畫家站到畫架前，「自我」就會感到恐懼和憎恨，因為它知道，這些靈魂正在回應一個來自更高貴、更深刻、更強大於物質層面的召喚。同樣，「自我」也憎恨那些推動人類種族向上進化的先知和遠見卓識者，它憎恨蘇格拉底、耶穌、路德、伽利略、林肯、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它憎恨藝術家，因為他們是未來的探路者和承載者，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敢於像詹姆斯·喬伊斯所說的那樣，「在我的靈魂的熔爐中，鍛造我的種族尚未被創造的良知。」這種進化，對「自我」而言是致命的威脅。因此，「自我」會做出相應的反應，它會調集其所有的狡猾和軍隊——也就是說，「自我」會產生「抗拒」，並以此來攻擊那些正在覺醒的藝術家。
在理解了「自我」與「本我」之間的根本衝突之後，普瑞斯菲爾德進一步揭示了「抗拒」背後更深層的動力——真正的恐懼（Fear）。我們通常所感受到的「抗拒」，往往表現為對各種後果的恐懼：害怕追隨內心呼喚會導致破產、貧困；害怕在獨立打拼失敗後，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回到原點；害怕因為追求夢想而變得自私，辜負了家庭，犧牲了親人的夢想；害怕背叛自己的出身、社群和朋友；害怕失敗，害怕變得荒謬可笑；害怕浪費了所受的教育、訓練和他人為我們付出的犧牲；害怕投入未知，走得太遠而無法回頭，最終不得不為一個草率的決定承擔終身後果；害怕瘋狂，害怕精神失常，害怕死亡。這些都是非常真實而嚴峻的恐懼。然而，普瑞斯菲爾德指出，這些並非最根本的恐懼，不是那種深植於我們內心，以至於即使我們將其說出口，自己也難以置信的「萬懼之母」（Mother of all Fears）。
那真正的恐懼究竟是什麼？普瑞斯菲爾德給出的答案令人震驚：我們真正害怕的，是我們會成功。我們害怕自己能夠觸及並運用那些我們秘密地知道自己擁有的力量。我們害怕自己能夠成為那個我們在內心深處感知到的、真正的自己。 這才是人類所能面對的最令人恐懼的前景。因為一旦我們擁抱了這種可能性，（在我們的想像中）我們就會在一瞬間被拋出那個我們的心靈在長達數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早已習慣並賴以生存的「部落歸屬感」之外。我們害怕發現，我們比自己想像的更強大，比我們的父母、孩子、老師所認為的更非凡。我們害怕自己確實擁有那個內心微弱聲音所提示的天賦，確實擁有足夠的勇氣、毅力和能力去駕馭自己的生命之舟，插上自己的旗幟，抵達那片應許之地。我們之所以害怕這一切，是因為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那麼我們就將與所有我們熟悉的一切疏離。我們將穿越一層薄膜，變成某種「怪物」，變得與眾不同，令人費解。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擁抱自己內心的理想，就必須證明自己配得上它們。而這，會把我們嚇個半死。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會失去那些不再認識我們的朋友和家人嗎？我們會最終孤身一人，漂浮在寒冷空曠的星際空間，無依無靠嗎？
普瑞斯菲爾德坦言，在某種程度上，這的確會發生。但訣竅在於，我們雖然會進入那個「太空」，卻並非孤單一人。相反，我們會接入一個永不枯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意識和陪伴的源泉。是的，我們可能會失去一些朋友，但我們也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新的朋友，而且這些新朋友會是更好、更真實的朋友，我們對他們也會變得更好、更真實。
與這種對成功的深層恐懼相關的，是對真實自我（The Authentic Self）的認識。普瑞斯菲爾德堅信，我們並非像一張白紙（tabula rasa）一樣來到這個世界，等待著被外界環境隨意塗抹。每一個孩子呱呱墜地時，都帶著一個獨特而清晰的人格特質，一種如此堅定的身份認同，以至於即使你用星塵和烈火去衝擊它，也無法改變其絲毫。每個孩子就是他自己。即使是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雙胞胎，從出生的第一天起，在性格和行為上也會有著根本的不同，並且這種不同會伴隨他們一生。普瑞斯菲爾德贊同華茲華斯的觀點：「我們的誕生只是一場睡眠和遺忘：那與我們一同升起的靈魂，我們生命的星辰，曾在別處設定它的軌跡，並從遠方而來：並非完全的遺忘，也非全然的赤裸，而是拖曳著榮耀的雲彩，我們從上帝——我們的家——那裡走來。」換句話說，我們並非被動的、千篇一律的胚胎，等待著世界在我們身上打上烙印。相反，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時，已經擁有了一個高度精煉和個體化的靈魂。我們並非擁有無限的選擇，我們不可能成為任何我們想成為的人。我們帶著一個特定的、個人的使命來到這個世界。我們有一份工作要做，一個天職要去踐行，一個自我要去成為。我們從搖籃開始就是我們自己，並且將永遠如此。我們此生的任務，並非將自己塑造成某個我們想像中應該成為的理想模樣，而是去發現我們早已是誰，並努力成為那個真實的自己。如果我們天生註定要繪畫，我們的任務就是成為一名畫家。如果我們天生註定要養育和關愛孩子，我們的任務就是成為一位母親。如果我們天生註定要推翻世界上的無知和不公，我們的任務就是去實現它，並立刻行動起來。
為了更清晰地闡述藝術家（或任何追求自我實現者）應如何應對內心的「抗拒」並接通更高力量，普瑞斯菲爾德引入了一對重要的概念：領域（Territory）與層級（Hierarchy）。他認為，在動物王國中，個體定義自身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其在一個層級結構中的位置（例如雞群中的啄食順序，狼群中的頭狼地位），二二是通過其與某個特定領域的連結（例如一個固定的巢穴、一塊狩獵地盤、一片專屬的草坪）。這兩種方式都能為個體（包括人類和動物）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讓他們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讓世界顯得有意義。
在這兩種定位方式中，層級定位（The Hierarchical Orientation）似乎是我們的默認設定，尤其是在我們年幼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會結成小團體和派系；不用刻意思考，我們就能知道誰是「老大」，誰是「小弟」，以及我們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我們似乎本能地通過在校園操場、幫派或俱樂部中的地位來定義自己。然而，層級定位有一個固有的問題：當群體的數量變得過於龐大時，它就會失效。一個啄食順序只能容納有限數量的雞。在一個小規模的高中裡，你或許還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一旦搬到像紐約這樣的大都市，這種方法就不再奏效了。紐約太大了，無法作為一個有效的層級結構來運作，IBM 和密歇根州立大學也是如此。在如此龐大的人群中，個體會感到不知所措、默默無聞，被淹沒在群眾之中，迷失了方向。人類似乎在進化過程中被設定為在一個大約二十人到八百人不等的部落中才能最舒適地運作。我們可以勉強將其擴展到幾千人，甚至上萬人，但在某個點上，它就會達到極限。我們的大腦無法處理那麼多面孔。於是我們在其中掙扎，炫耀著各種地位的象徵（「嘿，你喜歡我的林肯領航員嗎？」），卻納悶為什麼沒有人在乎。我們已經進入了大眾社會（Mass Society），層級結構變得過於龐大，它不再有效了。
普瑞斯菲爾德嚴肅地指出，對於藝術家而言，以層級方式來定義自己是致命的（The Artist and the Hierarchy）。為什麼呢？首先，讓我們看看在層級定位中會發生什麼。一個通過其在啄食順序中的位置來定義自己的人會：一、與層級中的所有其他人競爭，試圖通過超越在他之上的人來提升自己的地位，同時還要防禦來自下方的人的挑戰。二、通過其在層級中的排名來評估自己的快樂、成功和成就感，地位高時最滿足，地位低時最痛苦。三、根據他人在層級中的地位來決定如何對待他們，而忽略所有其他因素。四、僅僅根據其行動對他人產生的影響來評估自己的每一個舉動。他會為他人而行動，為他人而穿著，為他人而說話，為他人而思考。然而，藝術家不能指望他人來驗證他的努力或他的天職。如果不相信這一點，就去問問梵高，他創作了一幅又一幅的傑作，卻在他的一生中從未找到一個買家。藝術家必須以領域的方式運作，他必須為了工作本身而工作。為了任何超越愛的理由而去從事藝術，都是一種賣淫行為。回想一下奧德修斯那些宰殺了太陽神赫利俄斯牛群的船員們的命運：「他們自身的愚蠢拋棄了他們。這些傻瓜！為了吃肉而毀滅了至高太陽神的牛群，因此太陽神抹去了他們歸來的日子。」在層級結構中，藝術家是面向外的。遇到一個新人，他會問自己：「這個人能為我做什麼？這個人如何能提升我的地位？」在層級結構中，藝術家向上看，也向下看，他唯一不能看的，卻是他最必須看的地方：他的內心。
普瑞斯菲爾德從編劇大師羅伯特·麥基那裡學到了 「庸才」（Hack）的定義：一個庸才，就是一個不斷揣測其觀眾心思的作者。當庸才坐下來工作時，他不會問自己內心真正想表達什麼，他會問市場在尋找什麼。庸才輕視他的觀眾，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事實是，他害怕得要死，害怕在觀眾面前展現真實的自我，害怕寫出自己真正感受或相信的東西，害怕寫出他自己認為有趣的內容。他害怕自己的作品賣不出去。所以他試圖預測「市場」（一個意味深長的詞）想要什麼，然後就提供什麼。換句話說，庸才以層級的方式寫作，他寫那些他想像中會在他人眼中討好的東西。他不問自己：「我自己想寫什麼？我認為什麼是重要的？」相反，他問：「什麼是熱門的？我能達成什麼交易？」庸才就像那些在採取立場之前先查閱民意調查的政客，他們是煽動者，是迎合者。成為一個庸才或許能帶來經濟上的回報，尤其在當下膚淺的美國文化中，一個油滑的傢伙靠當庸才可以賺取數百萬美元。但即使你成功了，你也失敗了，因為你出賣了自己的繆思，而你的繆思就是你自己，是你身上最美好的部分，是你最優秀、也唯一真實的作品的源泉。普瑞斯菲爾德分享了自己作為一個飢腸轆轆的編劇，在《巴格·文斯傳奇》（The Legend of Bagger Vance）的靈感以一本書而非電影的形式降臨時的經歷。他和他的經紀人都知道，處女作小說往往耗時漫長且銷量慘淡，更糟糕的是，一本關於高爾夫的小說，即使能找到出版商，也幾乎注定會直接進入清倉甩賣的書堆。但是繆思抓住了他，他必須去寫。令他驚訝的是，這本書在評論界和市場上都取得了比他以往任何作品都更大的成功，後來的其他作品也同樣幸運。為什麼？他最好的猜測是：他相信了自己想要的，而不是他認為會奏效的。他做了他自己認為有趣的事情，然後將其能否被接受交給了神祇。藝術家不能以層級的方式工作，他必須以領域的方式工作。
與致命的「層級定位」相對，普瑞斯菲爾德提出了 「領域定位」（The Territorial Orientation）這一至關重要的概念，這是藝術家以及任何追求深度自我實現者賴以生存和創作的根基。他以一個住在山上的三條腿郊狼為例：附近所有的垃圾桶都屬於牠，那是牠的領地。偶爾會有四條腿的入侵者試圖搶奪，但都無法成功。在自己的地盤上，即使是少了一條腿的生物也是不可戰勝的。我們人類同樣也擁有自己的領域，只不過我們的領域更多是心理層面的。史蒂夫·汪達的領域是鋼琴；阿諾·史瓦辛格的領域是健身房；當比爾·蓋茲走進微軟的停車場，他就踏上了自己的領域；而當普瑞斯菲爾德坐下來寫作時，他也在自己的領域之中。
那麼，一個「領域」究竟具備哪些核心特質呢？普瑞斯菲爾德歸納了以下幾點：
第一，一個領域能夠提供滋養（A territory provides sustenance）。跑步者知道什麼是領域，攀岩者、皮划艇運動員和瑜伽練習者也同樣明白。藝術家和創業者更是深諳此道。剛游完泳、擦乾身體的游泳者，其身心狀態會遠勝於三十分鐘前那個疲憊、煩躁地跳入泳池的人。在自己的領域中投入，本身就能帶來能量的回饋和內心的滿足。
第二，一個領域能夠在沒有任何外部輸入的情況下維繫我們（A territory sustains us without any external input）。領域是一個封閉的反饋迴路。我們的角色是投入努力和愛；領域則會吸收這些投入，並以幸福感（well-being）的形式回饋給我們。當專家告訴我們運動（或任何其他需要投入精力的活動）能夠消除抑鬱時，他們指的正是這個意思。領域的滋養來自於行動本身，而非他人的認可或獎勵。
第三，一個領域只能獨自佔有（A territory can only be claimed alone）。你可以和夥伴組隊，可以和朋友一起鍛煉，但最終，是你自己浸泡在領域的汁液中，是你自己直接體驗到它所帶來的益處。這種內在的連結和獲益是無法替代或分享的。
第四，一個領域只能通過工作來佔有（A territory can only be claimed by work）。當阿諾·史瓦辛格走進健身房，他就踏上了自己的地盤。但之所以那裡成為他的地盤，是因為他投入了無數個小時和經年累月的汗水去爭取和維護它。領域不會平白無故地給予，它只會回饋那些通過辛勤勞動贏得它的人。
第五，一個領域會精確地回報你所投入的一切（A territory returns exactly what you put in）。領域是公平的。你投入的每一分能量，都會準確無誤地存入你的「賬戶」。領域永遠不會貶值，永遠不會崩潰。你存入什麼，就能取回什麼，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完全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普瑞斯菲爾德最後問道：「你的領域是什麼？」（What’s your territory?）這是一個需要每個人深刻反思的問題。找到並耕耘自己的領域，是擺脫「層級定位」的焦慮，獲得內在力量和創作源泉的關鍵。
那麼，藝術家與領域之間，又是怎樣一種深刻的關係呢（The Artist and the Territory）？普瑞斯菲爾德認為，創造的行為，從本質上來說，就是領域性的。正如待產的母親在自己體內孕育著孩子，藝術家或創新者也在其內心孕育著新的生命。沒有人能夠幫助她分娩，但她也不需要任何幫助。母親和藝術家，都受到上天的眷顧。自然的智慧知道生命何時應該從鰓呼吸轉為肺呼吸，它精確到毫微秒地知道第一片微小的指甲何時會出現。當藝術家以層級的方式行事時，她就切斷了與繆思的連結，她侮辱了繆思，惹惱了繆思。藝術家和母親，都只是載體，而非創造者。她們並不創造新的生命，只是承載它，使其通過自己來到這個世界。這就是為什麼誕生是一個如此令人謙卑的經歷。新媽媽會為懷中那個小小的奇蹟而敬畏落淚，她知道這個孩子雖然出自她的身體，卻並非源於她；是通過她，而非屬於她。當藝術家以領域的方式工作時，她敬畏上天。她使自己與那些驅動宇宙運行的神秘力量協同一致，這些力量試圖通過她，將新的生命帶到這個世界上。通過為了工作本身而工作，她將自己置於為這些力量服務的位置。普瑞斯菲爾德再次強調，作為藝術家，我們其實一無所知，我們每天都在摸索前行。如果我們試圖去揣測繆思的心意，就像庸才揣測觀眾的口味一樣，那是對上天的一種傲慢和輕視，是一種褻瀆和瀆聖的行為。我們應該像那位新媽媽一樣問自己：「我感覺到內心有什麼在成長？如果可以，讓我把它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僅僅是為了它自身，而不是為了它能為我做什麼，或者它如何能提升我的地位。」
那麼，我們如何區分自己的定位是領域性的還是層級性的呢（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rritory and Hierarchy）？普瑞斯菲爾德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測試方法：問問自己，如果我感到非常焦慮，我會怎麼做？如果我們的第一反應是拿起電話，接二連三地打給六個朋友，目的是聽到他們的聲音，讓自己確信他們仍然愛著我們，那麼我們就是在以層級的方式運作，我們在尋求他人的認可。那麼，阿諾·史瓦辛格在一個糟糕的日子裡會怎麼做呢？他不會打電話給他的夥伴們，他會直接去健身房。他不在乎健身房是否空無一人，也不在乎是否會和任何人說話。他知道，單單是鍛煉本身，就足以讓他找回內心的平靜和中心。他的定位是領域性的。這裡還有另一個測試：對於你所從事的任何活動，問問自己，如果我是地球上最後一個人，我還會繼續做這件事嗎？如果你獨自一人在地球上，層級定位就變得毫无意義，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給你留下印象。所以，如果你仍然會堅持那項活動，那麼恭喜你，你正在以領域的方式進行。如果阿諾·史瓦辛格是地球上最後一個人，他仍然會去健身房。史蒂夫·汪達仍然會彈奏鋼琴。他們從行動本身獲得滋養，而不是從行動給他人留下的印象中獲得。
對於藝術家而言，普瑞斯菲爾德認為，最高的德行（The Supreme Virtue），可以借鑒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的回答。當有人請列奧尼達指出所有其他戰士美德所源自的最高美德時，他回答說：「鄙視死亡。」對於我們這些藝術家而言，這可以解讀為「鄙視失敗」。通過將我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領域之內——也就是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換句話說，就是工作本身及其要求——我們就能夠釜底抽薪，削弱那個身披藍色戰紋、敲擊盾牌、揮舞長矛的敵人（「抗拒」）的力量。
最後，關於我們勞動的果實（The Fruits of Our Labor），普瑞斯菲爾德引用了《博伽梵歌》中克里希那對阿朱那的教誨：我們有權利勞動，但無權享有勞動的果實。這是在勸告戰士（以及我們所有人）要以領域性而非層級性的方式行動。我們必須為了工作本身而工作，而不是為了財富、關注或掌聲。然後，還有《博伽梵歌》所提出的第三種方式，它超越了層級和領域：那就是，去做工作，並將其奉獻給「祂」（神）。將其作為獻給神的祭品。「將行動獻給我。擺脫希望和自我，將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靈魂上。為我而行動和做事。」工作本就來自上天，何不將其歸還呢？以這種方式勞動，《博伽梵歌》告訴我們，是一種冥想的形式，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虔誠。普瑞斯菲爾德相信，這也最符合更高的實相。事實上，我們是「奧秘」（Mystery）的僕人。我們被放置在地球上，是作為「無限」（Infinite）的代理人，去將那些尚未存在，但將通過我們而存在的事物帶入現實。我們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個細胞的每一次進化，都來自神，並在每一秒鐘被神所維繫；正如每一次創造、每一項發明、每一段音樂或詩句、每一個思想、每一個願景、每一個幻想，每一次愚蠢的失敗和每一次天才的閃光，都來自那個創造了我們和整個宇宙及其所有維度的無限智慧，來自那個「空無」（Void），那個無限潛能的領域，那個原始的混沌，那個繆思。承認這個現實，消除所有的小我，讓工作通過我們而來，並將其自由地歸還給它的源頭——在普瑞斯菲爾德看來，這就是最接近實相的狀態。
通過這些深刻的洞見，普瑞斯菲爾德為我們勾勒出了藝術家的畫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最終，我們得到了一個關於藝術家世界的模型：存在著其他的、更高的實相層面，對此我們可能無法證明任何事情，但我們的生命、工作和藝術都源於此。這些領域試圖與我們的世界溝通。當布萊克說「永恆愛著時間的創造物」時，他指的正是那些純粹潛能的層面，它們是永恆的、無處不在的、無空間的，但卻渴望將它們的願景帶到這個受時間束縛、由空間定義的世界中來。藝術家，正是那個意圖、那些天使、那位繆思的僕人。藝術家的敵人，是那個滋生「抗拒」的渺小「自我」，是那個守護著黃金的惡龍。這就是為什麼一個藝術家必須是一個戰士，而且像所有戰士一樣，藝術家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獲得謙遜和謙卑。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公開場合可能會表現得非常張揚，但當他們獨自面對工作時，他們是純潔和謙卑的。他們知道，他們並非他們所帶來的創造物的源頭，他們只是促成者，是承載者。他們是他們所服務的神祇的自願且技藝精湛的工具。
這一切最終導向了關於藝術家的人生（The Artist’s Life）的終極詰問與呼籲。你是否天生是作家？你是否被放置在地球上成為一名畫家、一位科學家、一位和平的使徒？最終，這個問題只能通過行動來回答。去做，或者不做。普瑞斯菲爾德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註定要去治癒癌症，或譜寫交響樂，或破解冷核聚變，而我們卻沒有去做，那麼我們不僅傷害了自己，甚至毀滅了自己，我們也傷害了我們的孩子，傷害了我，傷害了整個地球。我們辜負了那些守護著我們的天使，我們也蔑視了那位創造了獨一無二的你、並賦予你獨特天賦的「全能者」（Almighty），祂這樣做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將人類種族在其回歸上帝的道路上，向前推進哪怕一毫米。創造性的工作，並非演員自私的行為或博取關注的企圖，它是給予這個世界和其中每一個生命的禮物。不要剝奪我們獲得你貢獻的權利，給我們你所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