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戰爭第一部分：認識你的敵人——「抗拒」（Resistance）
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潛藏著一個未被實現的、更真實、更完整的自我。這個自我可能是一個偉大的小說家、一個勇敢的創業者、一個致力於改善世界的改革者，或者僅僅是一個更健康、更快樂、更有靈魂深度的人。然而，在這條通往真實自我的道路上，橫亙著一道幾乎難以逾越的障礙，史蒂芬·普瑞斯菲爾德將其命名為「抗拒」（Resistance）。這股力量，並非來自外界的阻撓，而是源於我們內心深處，它像一個隱形的守門人，堅決地阻止我們跨越從「已活出的平庸生命」到「內在渴望活出的非凡生命」的那道門檻。
「抗拒」究竟是什麼呢？普瑞斯菲爾德將其描繪成一股具有毀滅性的負面力量，它的唯一目標就是阻止我們從事任何能夠促進靈魂成長、實現個人潛能、或為世界帶來正面價值的行動。它像一個狡猾的敵人，潛伏在我們每一次想要變得更好的嘗試之中。無論你想要提筆寫作那部擱置已久的小說，還是下定決心開始規律運動、健康飲食；無論你渴望開創一番新事業，還是投身於某項人道主義的志業；甚至只是想要學習一項新技能，或是改掉一個長久以來困擾你的壞習慣，「抗拒」都會如影隨形地出現。普瑞斯菲爾德甚至沉痛地指出，「抗拒」是地球上最具毒性的力量，它所造成的不快樂遠超過貧窮、疾病等外在困境。因為屈服於「抗拒」，就等於背叛了我們內在的「天才」（Genius，拉丁文原意指引導我們天命的內在神靈），使我們的精神萎縮，讓我們無法成為那個天生註定要成為的人。
那麼，「抗拒」這位無形的敵人，究竟有哪些鮮明的特徵，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辨識它呢？
首先，「抗拒」是無形的，卻能被清晰感知。你無法用視覺、聽覺、嗅覺或觸覺去捕捉它，但當你準備投入一項對你而言意義重大的工作或挑戰時，你會明確地感覺到一股排斥力，一種讓你想要逃避、拖延、分心的負面能量場。它就像一道無形的牆，阻擋在你和你渴望完成的工作之間。
其次，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抗拒」是內生的，而非外來的。我們常常習慣將自己未能實現目標的原因歸咎於外界環境，比如缺乏時間、資源不足、他人不支持等等。然而，普瑞斯菲爾德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都只是「抗拒」的偽裝。真正的敵人並非那些「周邊的對手」（peripheral opponents），而是源自我們內心深處的自我產生、自我延續的力量。它就像我們內心的一個叛徒，不斷地在扯我們的後腿。
「抗拒」同時也是極度陰險狡猾且善變的。為了阻止你前進，它可以編造任何謊言，扮演任何角色。它會像一位循循善誘的導師般與你講道理，告訴你現在時機不對、你的能力不足，或者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先去處理；它也會像一個聲色俱厲的惡霸，用恐懼和自我懷疑來威嚇你，讓你裹足不前。它沒有良知可言，會許下任何承諾來誘使你放棄，然後在你轉身之後便立刻背叛你。普瑞斯菲爾德警告我們，如果你輕信「抗拒」的任何說辭，那麼你所遭遇的一切困境都是咎由自取，因為「抗拒」永遠在撒謊，而且謊話連篇。
更令人膽寒的是，「抗拒」是無情且不屈不撓的。它就像電影《異形》或《魔鬼終結者》中的怪物，無法用理性去說服，它只理解力量。它是一個被精密編程的毀滅引擎，其唯一的出廠設定就是阻止我們完成天命所賦予的工作。即便你將它擊潰到只剩下最後一絲殘餘，它也會像病毒一樣重新集結，持續不斷地發動攻擊。這是它的本性，它別無所求，也別無所能。
然而，有趣的是，「抗拒」又是非個人化的。雖然它帶給我們的感受往往是惡意的、針對性的，但實際上，它並不在乎你是誰，也不會特意挑選目標。它像是一種宇宙間的自然法則，如同潮汐的漲落、星辰的運轉一樣客觀存在。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當我們準備集結力量與之對抗時，就不會陷入個人恩怨的泥沼，而是將其視為一種需要被理解和克服的客觀現象。
「抗拒」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特性——它是絕對可靠的指北針。就像磁針永遠指向北方一樣，「抗拒」也總能精準地指向那個它最想阻止我們去從事的天職或行動。這聽起來像是壞消息，但普瑞斯菲爾德巧妙地將其轉化為一個強大的工具。我們可以反過來利用「抗拒」作為導航的羅盤：當我們對某件事情感受到最強烈的「抗拒」時，那往往就意味著這件事情對於我們的靈魂進化至關重要，是我們最應該優先去完成的。越是重要的使命，引發的「抗拒」就越強大。
此外，「抗拒」是普世皆然的，沒有人能夠倖免。無論你是誰，身處何方，只要你擁有血肉之軀，渴望成長與創造，就必然會遭遇「抗拒」的挑戰。它也永不休眠，正如偉大的演員亨利·方達即便到了晚年，每次登台前依舊會緊張嘔吐。這提醒我們，與「抗拒」的戰鬥並非一勞永逸，而是每天都需要重新面對的課題，如同戰士與藝術家每日都需重新投入戰場。
「抗拒」的目標並非僅僅是阻撓或製造麻煩，它是玩真的，其終極目標是扼殺我們存在的覈心——我們的天賦、我們的靈魂，以及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被賦予的、獨一無二且無價的禮物。因此，當我們選擇與「抗拒」對抗時，這絕非兒戲，而是一場決定靈魂生死的殊死搏鬥。
而「抗拒」賴以生存的燃料，正是我們的恐懼。它本身並沒有固有的力量，它所有的能量都來自於我們對它的恐懼。我們越是害怕它，它就變得越強大。因此，戰勝恐懼，便是征服「抗拒」的關鍵所在。
有趣的是，「抗拒」的阻力通常只朝著一個方向作用：即從較低的層次向較高的層次躍升時。當我們試圖追求藝術上的突破、開創有意義的事業，或在道德、倫理、心靈層面尋求進化時，「抗拒」便會強力介入。相反，如果我們選擇沉淪、逃避或從事一些毫無挑戰性的事情，例如從高尚的志業轉向膚淺的追求，「抗拒」反而會樂見其成，甚至會為我們大開綠燈。
普瑞斯菲爾德還特別提醒我們，「抗拒」的攻勢在接近終點線時會變得最為猛烈。就像奧德修斯在即將返抵家園之際功虧一簣的故事一樣，當我們即將成功、即將完成某項艱鉅的任務時，「抗拒」會感受到巨大的威脅，它會按下恐慌按鈕，調集所有殘餘力量發動最後的、最瘋狂的反撲。專業的創作者必須對此保持高度警惕，切勿在最後關頭功虧一簣，打開那只裝滿逆風的袋子。
最後，不可忽視的是，「抗拒」還會招募盟友。這意味著，除了內在的自我破壞，「抗拒」還可能透過我們身邊的人來進行間接的破壞。當我們開始真正致力於克服自身的「抗拒」，例如一位作家終於開始專心寫作，他可能會發現身邊親近的人開始表現得有些古怪——他們可能變得情緒低落、易怒，甚至生病，或者指責你「變了」、「不再是以前的你了」。這些人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為他們也正在與自己內心的「抗拒」搏鬥，而你的進步和成功對他們而言，無異於一種無聲的責備和挑戰。他們潛意識裡可能不希望你脫離他們共同沉溺的舒適圈。在這種情況下，覺醒的藝術家必須對自己和他人保持一定的「無情」，一旦決定突圍，就不能輕易為那些被困在「抗拒」中的人回頭。你能為他們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自己先翻越那堵牆，繼續前進，用你的榜樣和成就去啟發他們。
總而言之，普瑞斯菲爾德在《藝術之戰》的第一部分，為我們細緻入微地描繪了「抗拒」這個潛伏在我們內心、阻止我們實現天命的強大敵人。它無形、內生、陰險、無情，卻又可以作為我們尋找真正使命的指北針。認識它的種種特性與表現形式，是我們踏上戰勝它、贏得內心創意之戰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在我們對「抗拒」的無形特性有了初步的輪廓之後，普瑞斯菲爾德進一步揭示了它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具體顯現的。這些表現形式，就像疾病的症狀一樣，如果我們能夠敏銳地識別它們，就能更早地意識到「抗拒」正在暗中作祟。
最為普遍且狡猾的一種表現形式，莫過於拖延症（Procrastination）。它之所以如此普遍，是因為它最容易被我們自己合理化。我們很少會直接對自己承認：「我永遠不會去寫那部小說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會說：「我當然要寫，只是……明天再開始吧。」「抗拒」深知這種「明天再說」的心理，它讓我們日復一日地推遲那些對我們靈魂成長至關重要的行動，直到生命的盡頭。拖延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會悄無聲息地演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讓我們不僅僅是推遲今天的工作，而是推遲了整個人生。然而，普瑞斯菲爾德也給予了希望：任何時刻，我們都擁有改變的力量，就在當下這一秒，我們可以選擇坐下來，開始我們的工作，扭轉與「抗拒」的戰局。
「抗拒」還常常偽裝成對即時滿足感的追求，例如沉溺於性或對性的過度關注。性之所以成為「抗拒」的溫床，是因為它能提供直接而強烈的快感和被認可感。當我們與人發生親密關係時，可能會感到被愛、被肯定，這種感覺暫時掩蓋了我們內心真正的渴望和未完成的使命。「抗拒」樂於利用這種廉價而輕易獲得的慰藉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阻止我們投入真正的工作。普瑞斯菲爾德提供了一個判斷標準：如果在這些行為之後，你感到的是更深的空虛，那麼驅動你的很可能不是愛或慾望，而是「抗拒」。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對毒品、購物、手淫、沉迷電視、八卦閒聊、酗酒以及對高脂肪、高糖分等不健康食品的貪食。
另一種常見的偽裝是製造麻煩（Trouble）。有些人會無意識地在生活中不斷製造各種麻煩，因為這是獲得他人關注的一種廉價方式，一種虛假的成名感。與其勤勤懇懇地完成一篇艱深的學術論文，不如在師長妻子的臥室裡被逮個正著來得更「引人注目」。長期的健康問題、酗酒、吸毒成癮、頻繁遭遇意外、各種形式的神經質行為（包括強迫性地把事情搞砸），甚至像嫉妒、習慣性遲到、在不合時宜的場合大聲播放音樂等看似無傷大雅的小毛病，都可能是「抗拒」在背後操縱的結果。同樣，對他人施加殘酷，或者甘願忍受他人的殘酷對待，也是「抗拒」的表現。真正投身於工作的藝術家，不會容忍生活中充斥著這些麻煩，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這些麻煩會嚴重阻礙他們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們會學會將製造麻煩的衝動轉化為創作的能量。
與製造麻煩類似，「抗拒」也熱衷於讓我們陷入自我戲劇化（Self-Dramatization）的泥沼。在生活中不斷上演肥皂劇般的情節，將自己的人生變成一出充滿衝突和波折的戲碼，這也是「抗拒」的典型症狀。為什麼要花費數年時間去辛辛苦苦地設計一個新的軟體介面呢？帶一個有犯罪前科的男友回家，不是能更快地獲得周圍人的關注嗎？有些家庭甚至會無意識地陷入一種集體自我戲劇化的文化氛圍中，孩子們為這齣戲添油加醋，大人們則負責武裝升級，整個家庭就像一艘在驚濤駭浪中顛簸的星際飛船，從一個驚心動魄的事件衝向另一個。而這齣戲的「劇組成員」也深諳如何讓劇情持續下去：一旦生活的戲劇性降到某個水平線以下，就會有人跳出來將其推向高潮。父親喝得酩酊大醉，母親突然生病，女兒帶著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紋身去教堂——這一切比看電影還要刺激。而其結果呢？沒有人能夠真正靜下心來完成任何有意義的事情。「抗拒」就像聖誕老人的邪惡雙胞胎，它巡視著每一戶人家，如果發現這家人沉迷於自我戲劇化，它就會心滿意足地駕著馴鹿離開，因為它知道，在這棟房子裡，不會有任何真正的工作被完成。
自我療癒或藥物濫用（Self-Medication），也是「抗拒」的另一個狡猾陷阱。普瑞斯菲爾德尖銳地指出，我們社會中許多所謂的「疾病」，例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季節性情緒失調、社交焦慮症等，有時並非真正的醫學問題，而更像是行銷策略，是為了推銷「解藥」而被「發明」出來的。當然，憂鬱和焦慮可能是真實存在的心理困境，但它們也完全有可能是「抗拒」的表現形式。當我們試圖用藥物（無論是處方藥還是非法藥物）來麻痺靈魂深處的呼喚，來逃避面對真正重要的工作時，我們其實是在屈服於消費主義文化的洗腦。我們沒有運用自我認知、自律、延遲滿足和辛勤工作去解決問題，而是簡單地選擇了「消費」一個產品來尋求短暫的解脫。無數人在「抗拒」與商業利益交織的路口，受到了傷害甚至毀滅。
扮演受害者（Victimhood）的姿態，則是「抗拒」一種極具破壞性的表現。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無助的、需要被拯救的受害者，是一種被動攻擊的行為。它試圖透過操縱他人的同情心和愧疚感來獲得滿足，而不是通過誠實的勞動、富有洞察力的貢獻或無私的愛去實現自我價值。受害者通過威脅（無論是沉默的還是宣之於口的）來迫使他人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例如暗示如果得不到滿足就會病情加重、精神崩潰，或者乾脆讓周圍人的生活變得痛苦不堪。普瑞斯菲爾德強調，將自己置於受害者的位置，與完成你真正的工作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如果你正在這樣做，請立刻停止。
令人驚訝的是，「抗拒」甚至會影響到我們對伴侶的選擇（Choice of a Mate）。有時候，如果我們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內心的「抗拒」，我們可能會下意識地選擇一個已經成功克服或者正在積極對抗「抗拒」的人作為伴侶。這背後的原因可能很複雜：或許我們更容易將自己所擁有但不敢去行動的力量投射到伴侶身上；或許我們覺得，相信摯愛的伴侶有資格活出他們未竟的理想，而我們自己卻不配，這樣會讓我們感覺不那麼受威脅；又或者，我們只是單純地希望能夠以伴侶為榜樣，或者期盼著只要待在他們身邊足夠久，他們身上那股克服「抗拒」的力量就能夠感染到自己。這便是「抗拒」如何扭曲愛情的面貌，它製造出複雜而色彩斑斕的關係困境，足以讓田納西·威廉斯寫出一部戲劇三部曲。但這真的是愛嗎？普瑞斯菲爾德詰問道：如果我們是扮演支持角色的一方，難道不應該勇敢面對自己未能追求「未活出的生命」的失敗，而不是依附於伴侶的成就嗎？而如果我們是被支持的一方，難道不應該走出被愛人崇拜的光環，反而鼓勵對方去綻放屬於他們自己的光芒嗎？
就連作者本人在撰寫《藝術之戰》這本書的過程中，也深受 「抗拒」的困擾（Resistance and This Book）。它以一種非常微妙且具說服力的方式出現，告訴作者，他是一個小說家，不應該如此直白地闡述這些關於「抗拒」的概念，而應該將它們巧妙地融入一部隱喻性的小說之中，例如，通過描寫一個戰士在戰場上感受到的恐懼來表現「抗拒」的原則。「抗拒」還告訴他，試圖教導他人或將自己塑造成智慧的傳播者是虛榮的、自負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這些論調聽起來都非常有道理，也讓作者感到害怕。最終，驅使他堅持寫下去的，僅僅是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他會感到極度的不快樂，甚至開始出現各種身心症狀。一旦他坐下來開始寫作，一切才恢復正常。
「抗拒」最直接的感受，便是不快樂（Unhappiness）。那是一種瀰漫在生活方方面面的、低度的痛苦。我們感到無聊、焦躁不安，似乎永遠無法獲得真正的滿足。內心充滿了莫名的內疚感，卻又說不清源頭何在。我們想逃回床上睡覺，卻又渴望出去狂歡。我們感到自己不被愛，也不值得被愛。我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厭惡，甚至厭惡自己。如果這種不快樂的狀態持續下去而得不到緩解，「抗拒」的強度就會不斷升級，直到變得難以忍受。到了這個時候，各種惡習就會乘虛而入：吸毒、通姦、沉迷網路等等。再進一步，「抗拒」就會演變成臨床意義上的問題：憂鬱症、攻擊性行為、各種官能失調，最終甚至可能導致犯罪行為和身體上的自我毀滅。這聽起來很像生活的常態，但普瑞斯菲爾德堅稱：這不是生活本身，這是「抗拒」。更棘手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敏銳地意識到這種不快樂，並且已經集結了所有逐利炮火來利用它的消費文化之中。它通過向我們兜售各種產品、藥物或分心的事物，來剝削我們的痛苦。
與藝術相對的，普瑞斯菲爾德還探討了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藝術家和基本教義派信徒，其實都面對著同樣的根本問題：作為個體存在的奧秘。「我是誰？我為何在此？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個體並不需要獨自面對這些問題，部落和社群的戒律已經為他們規定了位置。然而，隨著現代性的降臨，個體的自由和獨立性突顯出來，這些關於存在意義的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因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更習慣於作為群體的一份子而存在，而非孤立的個體。基本教義派的出現，往往源於對自由的絕望，源於個體在脫離了熟悉的部落、家族等傳統結構後所感受到的迷失和無力。他們無法勇敢地走向未來，於是選擇退回到過去，試圖在想像中重構一個更純粹、更光榮的黃金時代，並以此作為自己身份認同的基石。他們堅守「基本原則」。與此相反，藝術則總是面向未來，探索未知。因此，基本教義與藝術在本質上是互不相容的。基本教義派的創造力往往是反向的，它不創造新生，反而可能創造毀滅。他們也會體驗到「抗拒」，但會將其視為來自「邪惡者」的誘惑，試圖引誘他們偏離「正道」。
當我們內心被「抗拒」所驅使時，還可能表現為對他人的批評（Criticism）。如果你發現自己總是忍不住去批評別人，那麼你很可能是在「抗拒」的影響下這樣做的。當我們看到他人開始活出他們真實的自我，而我們自己卻未能如此時，這種對比會讓我們感到抓狂和不安。真正活出自我的人，幾乎從不批評他人；如果他們開口，也多半是為了給予鼓勵。因此，要時刻覺察自己。在「抗拒」的諸多表現形式中，大多數只會傷害到我們自己，但批評和殘酷則會同時傷害到他人。
自我懷疑（Self-Doubt），出乎意料地，有時可以成為我們的盟友。這是因為自我懷疑往往反映了我們內心深處的渴望和對某種理想的熱愛。如果你經常問自己（和你的朋友）：「我真的是一個作家嗎？我真的是一個藝術家嗎？」那麼，答案很可能就是：你是的。那些偽裝的創新者往往表現得極度自信，而真正的創作者在面對自己的使命時，往往是誠惶誠恐、害怕得要死的。
與自我懷疑緊密相關的，便是恐懼（Fear）。如果你感到被恐懼所麻痺，普瑞斯菲爾德說，那是一個好兆頭。恐懼，就像自我懷疑一樣，是一個指標。它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去做些什麼。記住那個經驗法則：我們對某項工作或某個使命越是感到恐懼，我們就越能確定，它對我們以及我們靈魂的成長至關重要。正是因為它如此重要，我們才會感受到如此強烈的「抗拒」。如果它對我們毫無意義，「抗拒」也懶得理睬我們。
「抗拒」的力量，與我們對某件事物的愛（Love）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感受到排山倒海般的「抗拒」，那麼好消息是，這也意味著在那裡同樣存在著排山倒海般的愛。如果你不深愛那個讓你感到恐懼的項目或使命，你根本不會有任何感覺。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你體驗到的「抗拒」越強烈，那個尚未實現的藝術、項目或事業對你就越重要——而當你最終完成它的時候，你將會感受到無與倫比的滿足感。
成為明星的幻想（Grandiose fantasies of being a star），也是「抗拒」的一種症狀，是業餘者的典型標誌。專業人士早已明白，成功就像幸福一樣，是辛勤工作的副產品，而不是可以刻意追求的目標。專業人士專注於工作本身，至於回報是否到來，以及何時到來，他們順其自然。
有時候，我們之所以對開創某項事業或追求某個目標猶豫不決，是因為我們害怕孤立（Isolation）。我們習慣了周圍有群體的陪伴，獨自走進未知的森林會讓我們感到緊張不安。然而，普瑞斯菲爾德揭示了一個訣竅：我們從來都不是孤單的。一旦我們鼓起勇氣，走出營火的光亮範圍，我們的繆思就會像一隻蝴蝶般悄然停落在我們的肩上。勇氣的行動，必然會喚醒我們內心深處那個支持和滋養我們的力量。許多藝術家和沉浸在遊戲中的孩子都有共同的體驗：當他們全神貫注於自己的願景時，渾然不覺時間的流逝和孤獨的存在。
對所謂 「療癒」（Healing）的過度追求，有時也會成為「抗拒」的巧妙偽裝。在某些強調「身心靈療癒」的圈子裡，人們常常抱持這樣一種觀念：一個人必須先完成個人的療癒，才能準備好開始他的工作。普瑞斯菲爾德認為，這種思維方式（你是否已經猜到了？）正是「抗拒」的一種形式。我們究竟想要療癒什麼呢？真正的運動員都明白，永遠不會有那麼一天，他醒來時身上沒有任何傷痛。他必須學會帶傷上陣。我們要記住，那個我們想像中需要被療癒的部分，並不是我們用來創造的部分；那個用來創造的部分，遠比我們想像的更深邃、更強大。我們父母的過錯、社會的創傷，都無法觸及那個創造的核心。那個核心是純潔無瑕、堅不可摧的；它像裝了隔音、防水、防彈玻璃一樣受到保護。事實上，我們經歷的困境越多，那個創造的核心反而會變得越豐富、越深厚。真正需要療癒的是我們的個人生活，而個人生活與我們的工作並無直接關聯。況且，還有什麼比找到自我主宰的中心更好的療癒方式呢？這不正是療癒的最終目的嗎？普瑞斯菲爾德分享了自己年輕時在紐約的經歷：在一個人生低谷的夜晚，他強迫自己坐下來寫作了兩個小時，儘管寫出來的都是垃圾，但他隨後在洗碗時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在吹口哨。他意識到自己已經觸底反彈，可以重新開始了。重要的不是寫出了什麼好東西，而是他終於在多年的逃避之後，真正坐下來完成了他的工作。當然，真正的療癒是必要的，但它與我們的工作是兩回事，而且很容易被「抗 wedstrijd」利用來消耗我們的精力。
類似地，過度尋求支持（Support），例如頻繁參加各種工作坊，或者不斷向親朋好友尋求肯定和鼓勵，也可能是逃避真正工作的一種方式。「抗 wedstrijd」非常喜歡這些看似積極的行為。從他人那裡獲得的支持，就像大富翁遊戲裡的假鈔，在我們真正需要投入工作的那個領域裡是無法流通的。事實上，我們花越多精力去從同事和親人那裡尋求支持，我們自身的力量反而會變得越弱，處理自己事務的能力也會隨之下降。真正的支持，往往來自我們的內心深處，來自那些深刻的夢境或直覺的啟示。
最後，我們必須警惕「抗 wedstrijd」最得力的助手——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它的任務，就是阻止我們感受到那份因為沒有去完成自己工作而本應感到的羞愧。如果「抗 wedstrijd」赤裸裸地以恐懼的面目出現，我們或許還會因為羞愧而鼓起勇氣去行動。但「抗 wedstrijd」不想我們這樣做，於是它派出了它的「公關大師」——合理化。合理化會為我們提供一系列看似合情合理的藉口，解釋為什麼我們「不應該」或「不能」去做我們的工作。這些藉口往往聽起來非常真實且有說服力：妻子可能真的懷孕八個月需要照顧，部門可能真的在進行一項耗時的改革，推遲完成論文直到孩子出生後似乎也合情合理。然而，「抗 wedstrijd」永遠不會告訴我們的是，托爾斯泰有十三個孩子，卻寫出了《戰爭與和平》；蘭斯·阿姆斯特朗戰勝了癌症，並連續多年贏得環法自行車賽冠軍。這些藉口，無論多麼冠冕堂皇，都與我們是否應該去完成使命無關。
至此，我們對「抗拒」這位內心敵人的認識，應該已經相當全面和深刻了。它以千變萬化的形式潛伏在我們追求成長和創造的每一個角落，利用我們的恐懼、軟弱和對即時滿足的渴望來阻礙我們。識別它的存在，洞察它的伎倆，是我們贏得這場內心「藝術之戰」的先決條件。